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摘要]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分析中国各省区市2011—2019年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状况。研究表明：①整体来看，2011—2019年我国乡村振兴和绿色金融均实现跨越式发展。绿色金融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乡村振兴发展整体空间格局未变。②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在2011—2019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由勉强协调升至初级协调。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且东部沿海地区呈现较强空间联动格局，而中西部空间联动效应较弱，无法形成很好的空间联动格局。③由固定效应模型可知，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绿色金融均对乡村振兴起显著促进作用。

[关键词]绿色金融；乡村振兴；时空演变；莫兰指数；固定效应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农业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但“三农”方面依旧存在许多问题，如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链条短、产销对接不畅等；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还有待改善，乡村文化公共服务建设不足；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乡村空心化、人才外流等问题依旧严峻等，距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较大差距。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开拓乡村投融资渠道，推进绿色金融发展1。绿色金融是工具，乡村振兴是目的，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利用好绿色金融的导向、投资与分配等功能。研究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符合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要求。因此，分析两者时空差异及联动性实证结果，对于针对不同地区实行个性化政策，推动区域间合作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针对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国外研究目前侧重于从各个角度研究绿色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推动作用。Han[1]认为绿色金融推动脱贫攻坚，通过支持农业、商业和生态的共同发展，促进乡村振兴；Zielińska等[2]研究绿色金融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改善的关联性；Johnson等[3]重点关注乡村绿色金融创新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Gil[4]则更看重环境立法对两者的推动作用。国内研究大致可分为理论与实证研究两类。理论研究方面，郭远智等[5]、龚斯闻等[6]、李二玲等[7]认为绿色金融工具能极大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与利用率，带动经济全面绿色发展，促进乡村人、地、业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分配和高效利用；另一些学者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路径，例如安国俊[8]、孙晓等[9]和张柏杨等[10]研究通过绿色金融市场上流通的各种产品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左正龙[11]和尚希文[12]以基础性制度建设和长期性战略为基本方向，研究配套完善的相关市场监管机制与法律法规；王小茵[13]和刘刚[14]利用金融手段多渠道、多手段和多方式去解决“三农”问题。在实证研究方面，杨晖[15]研究“赣州样板”的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模式，认为建设信用依托、发展金融教育是乡村振兴的突破点；杨林等[16]对四川省农村绿色金融问题进行剖析，创新地提出“小组互助”的绿色产品体系；程莉等[17]和欧阳红兵等[18]用计量方法证明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现有研究已对绿色金融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于绿色金融单方面对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以及促进作用，关于两者协调发展的研究则相对空白。两者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地区协调发展程度差异会产生个性化政策建设的需求，而关于两者协调度的空间联动性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其对于考虑区域间联合发展协作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对乡村振兴和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尝试弥补现有理论的空白地区。本文通过熵权法构建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指数，再参考董文静等[19]、王成等[20]和陈涛等[21]区域耦合协调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尝试从其时空发展变化以及区域发展差异两个方面探讨两者在不同时间与地区的发展度与协调度变化，探索其特征与机理，并提出差异化乡村振兴政策、在“领头羊”效应下进行区域协调合作以及拓宽发展渠道等政策建议。

二、 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机理分析

绿色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绿色金融引导资金流向农业生产，使农业向低碳化、绿色化转型，促进绿色科技投入和新型农业产业有序发展，从而带动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与结构调整。同时绿色金融有利于在乡村产生环保文化导向，促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与乡村文化保护传承、生态环境涵养和资源永续利用等有机统一，辅助培育文明乡风，树立乡村绿色信用观念。此外，绿色金融长期发展利于纠正政府调配资源的偏差，优化乡村资源配置，促进新能源技术开发，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高效地促进宜居生态建设，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带动绿色金融发展。生态环境的优化意味着碳排放量大幅度减小，从而推动碳减排项目增加和绿色金融向更高阶段发展；文明乡风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保低碳氛围，提高政府和村民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度，也能为企业投资提供良好的低碳环保环境，从而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治理有效不仅意味着乡村治理良好，也意味着绿色金融发展取得较好成绩，它的正面回馈能最大限度为绿色金融带来高额利润，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绿色金融以不同的工具手段改善并推动了农村产业、生态、文明和治理全面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进而推动了村民富裕生活的实现进程。村民生活富裕，就有多余资金投入金融市场，加速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的流动，进而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的规模发展。因此，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图1）。

三、 数据来源、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以中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1，数据来源于2011—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EPS数据平台等。

2. 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参考刘孜等[22]、冯兰刚等[23]的研究，选择绿色金融的代理变量运用熵权法构建绿色金融指数；参考谢天成等[24]、谭燕芝等[25]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选取相关代理变量，运用熵权法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表1）。控制变量有金融发展水平（fd），由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表示；城镇化水平（ur），由城镇人口占比表示；工业发展水平（ind），由工业增加值/gdp表示。

3. 研究方法

（1）耦合协调度模型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效应，模型如下：

[Cθi=Sθi×Eθi（Sθi+Eθi2）2    ][      Gθi=α×Sθi+β×EθiDθi=Cθi×Gθi] （1）

[Cθi]表示耦合度，[Gθi]表示综合协调指数，[Dθi]为耦合协调度。本研究假定两者同样重要，故设[α]=[β]=0.5。耦合协调度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两者协调发展能力越强；数值越小，表示两者协调发展能力越弱。协调等级如表2所示。

（2）泰尔指数（Theil Index）

引入泰尔指数测量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水平，模型如下：

[Tl=1ni=1n（DθiDθi×lnDθiDθi）]  （2）

其中[Dθi]表示第i个省区市的耦合协调度，[Dθ=1ni=1nDθi]为全国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泰尔指数越接近0，各省的耦合发展差异越小；越接近1，耦合差异越大。

（3）收敛系数与变异系数

引入收敛系数与变异系数测量耦合协调度的收敛性特征及偏离程度，模型如下：

[τθ=1ni=1n（ln（Dθi）-1ni=1nln（Dθi））2][       Vθ=1ni=1n（Dθi-Dθi）2Dθi] （3）

其中[τθ]为收敛系数，[ Vθ]为变异系数，[τθ]和[ Vθ]越小则表示收敛性越强。

（4）莫兰指数（Moran’s I）与Getis-Ord指数

为进一步测量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时空关系，引入莫兰指数测量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空间相关性，分别使用全局莫兰指数与局部莫兰图测量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两者的相关程度，指数大于0表示正相关，其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引入Getis-Ord指数测度冷热区。热点区为高高聚集，冷点区为低低聚集。

四、 实证分析

1. 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表1构建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度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表3）。使用ArcGIS 10.2可视化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空间格局图（图2）。

2011—2019年中国各省区市的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均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2011年部分地区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容易形成高速增长；二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衍生工具近年来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为市场提供了充足资金支持和更多可选择的绿色工具；三是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碳达峰、碳中和、全面小康等政策目标为两者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绿色金融方面，整体来看，2011—2019年我国绿色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北京、青海、宁夏和新疆均有超过40%的涨幅。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东部较强，主要集中在沿海省区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两地2019年绿色金融指数分别为0.746与0.644，遥遥领先其他省区市。中部往西逐渐减弱，尤其是云南、贵州和宁夏发展较慢，2019年绿色金融指数分别为0.289，0.296和0.277，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出台较晚，因而发展不明显。发达地区的相关政策推行时间早，故近年来发展迅速。

乡村振兴方面，整体来看，2011—2019年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其中较发达地区例如北京、广东的乡村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故2011—2019年增速不明显。相对落后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较高增速，例如云南发展增速达到126%，居第一，四川的发展增速达到117%，居第二。2019年，新疆、湖南和山东的乡村振兴指数位居前三，分别为0.62、0.61和0.60；云南、四川、宁夏和黑龙江乡村振兴指数最低，仅为0.41、0.35、0.37和0.39。整体而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但省域间呈现固化发展，整体东西部格局区域特征未有较大变化。

2. 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时空耦合分析

（1）耦合协调度分析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2011—2019年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表4）；运用ArcGIS10.2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可视化（图3）。

从时空层面看，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在2011—2019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耦合协调度均值从2011年的0.5935增加到2019年的0.6773，我国整体耦合程度从勉强协调上升为初级协调，说明近年来两者协同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由低层次有限发展变化至高层次协调发展。2011年我国耦合协调程度为濒临失调的有3个省区市，分别为四川、云南和宁夏，达到勉强协调的有11个省区市，初级协调有15个省区市。至2019年，我国耦合协调程度为濒临失调的省区市降为0，勉强协调的省区市仅有2个，分别为宁夏和云南，初级协调20个省区市，且有7个省区市的协调等级上升至中级协调。绿色金融工具可以有效推动农村产业向低碳结构转型并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故2010—2019年，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推动下，两者耦合程度在各省区市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效应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