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有助于我国产业政策的优化和科技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技术创新。选择200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效果评估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整体上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说明该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异质性条件下，企业性质层面，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提高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国有企业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区域发展层面，产业政策提升了我国各地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水平，但与东北、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相比，东部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提升产业政策实施的差异化与精准化，加大产业政策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多元管理体系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产业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绩效;政策效果;双重差分法

一、 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新方向，承担着培育发展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实力等重要使命，与传统产业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知识、信息、技术等密集型产业，研发创新的过程中常面临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不确定等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纷纷转变发展观念，制定了大量产业政策，进行新的产业布局和大力发展科技，以赢得未来发展的先机，试图把新兴技术作为突破口，利用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少、附加效益高的新兴产业发展，实现扩大就业、消除贫穷和提升竞争力的目标。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也把发展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缩小我国现有产业与世界产业前沿差距、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为此，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和“产业政策”工具的因势利导作用[1]。我国使用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扶持和补偿的经验十分丰富，从1989年起，我国就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1、《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下文简称《决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3等文件，其中2010年10月发布的《决定》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指出要把推动新兴产业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促进科技产业结构革新和科技创新。

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是重要且广泛使用的经济调控手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以来，在资源分配、创新积极性、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质量方面虽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浪费、产能过剩、结构雷同、盲目追求创新数量而不顾质量等问题，导致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受到质疑，学界存在产业政策“是否有必要，有多大必要，如何干预”的广泛争议[2]。

基于此，本文以《决定》全力实施的第一年2011年为关键时间节点，利用200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准自然实验，探索在中国特色的政策环境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否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企业创新绩效，结合产业政策的具体效果和异质性结果等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提供可参考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 文献回顾

世界各国为推动新兴产业的成长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制定了大量产业政策。国内外学界针对产业政策与产业成长、企业创新和相关性评估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

一是产业政策与产业成长的研究。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是我国实行产业政策的目的与意义，而产业结构的演化是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源禀赋状况与产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3]，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必须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创新驱动推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完善相关产业政策[4]。Mckay[5]认为，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政府采取的补贴、保护等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要积极利用产业政策加快新一轮结构调整，培育竞争新优势，构建创新驱动、人才驱动、开放驱动的新经济结构。韩永辉等[6]结合中国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得出产业政策显著推动了省区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并且政策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协同更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是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陆国庆[7]采用2010—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以营业收入为衡量指标的创新效率，考察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影响。白俊红等[8]以创新专利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检验中国政府研发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邵敏等[9]的研究同样揭示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影响效果可能与补贴强度有关。寇蔻[10]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德国产业政策对本国企业绩效时发现，产业政策总体上在企业的规模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对该国的企业发挥积极作用。但也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只体现在企业的起步阶段，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政府扶持的优势难以推动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研发投入，从而使得技术发展迟缓[11]。武咸云等[12]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效果会受到一个临界值的影响，当补贴强度低于这一临界点时，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R&D投入，然而一旦高于这一临界点时，就会发生挤出效应。

三是产业政策效果评估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研究，主要形成了3个观点。政策有效论坚持，合适的产业政策可以弥补市场机制固有缺陷，优化企业的投资融资、生产和合并重组，提升产业生产效率[13]。相反，政策无效论认为，市场存在缺陷并不是将问题交给政府处理的充分理由，这可能过低估计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过高估计了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甚至产业政策可能还起着负面作用[14]。中立的观点认为，政策效果发挥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起积极作用。熊勇清等[15]认为财政补贴能有效解决部分新兴产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但财政补贴偏向供给端和需求端产生的影响不同，并提出了适度偏向需求端的重要性。

评估方法的选择上，主要有定性、半定量、定性与定量结合、定量等几种研究方法。Liew等[16]在对政策评价的实证研究中建立了数学模型，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将Petri网模型用于具体的政策研究问题中。Grogan等[17]利用计量方法对印度等国家的扶贫资金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政府对资金的管理方式和评价环节的制定都会影响到资金的使用效率。刘凤朝等[18]通过专题调研和跟踪调研的方式，结合问卷调查和案例调查两种方法，引入宏观经济数据，对鼓励企业进行研发的税收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段忠贤[19]为了测量创新政策指标，采用五点量表法，创造性采用“自主创新的政策绩效”问卷对浙江省的科技政策绩效进行了测量和评价。

整体而言，虽然我国在产业政策的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究视角的文献数量较少，尤其从微观层面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的政策效果评估研究还有较多的探索空间，本文采用定量方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效果进行评估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政策评估研究和方法选择的相关研究文献，还可以加快实现政策优化持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平稳发展，为其他产业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意义。

三、 研究假设

1.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政策效果

近十年以来，我国一直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作为政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核心技术创新、资源配置、调节市场失灵、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手段。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需要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进行积极干预[20]，不受产业政策保护的幼稚行业很难发展壮大实现赶超。在政府与市场“有形手”与“无形手”的配合下，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短短十几年间，不断进行产业、技术、资源、制度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布局，优化资源的配置。另外，创新主体能力有限，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技术创新需要很长的周期，产业政策提供的资源、基础设施、政策机遇可以起到缩短周期、共摊风险和减少投入的积极作用，且在财政收入、绩效考核与政治升迁目的下，政府官员会配合提供资源、手段及权力等帮助，推动产业转型和创新研发等，实现当地经济增长。Kalouptsid[21]基于7年中国造船业的数据指出，中国造船业方面的产业政策实施降低了全球相关产品价格，使得实力强劲的日本造船业市场流失。已有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有利于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绩效、经济效应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1：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起着积极的政策效果。

2. 基于企业产权异质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效果

企业的性质不同，经济的规模、政府联系、社会信心等方面也相应不同，产业政策的效果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安同良等[22]发现在政策倾向性影响下，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性质的特殊性，其在政策优惠申请中会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优势，更容易成功申请政府补贴，从而抑制其他主体在政府补贴上对自主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肖兴志等[23]通过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企业对政府激励的反应灵敏程度与企业的产权属性相关，国有企业的灵敏度会比非国有企业更强。虽然国有企业担负着大量的社会责任，但其在面对预算时的压力和约束比其他企业小，因此可以承担外部性更大且不确定性更高的创新经济活动。然而，也有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余明桂等[24]通过收集2001—2011年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分析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关系时指出，产业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尤其体现在民营企业上。康志勇[25]发现，国有企业更可能存在寻租效应而促进作用不如非国有企业强，但是这一效用的发挥也与我国现阶段的制度环境、产业政策和企业自身条件分不开。因此，本文提出一下假设：

假设2：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政策效果会因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3. 基于地区发展异质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效果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产业基础、行政效率、市场环境等的发展状况均不一样，导致了不同地区产业政策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表现，区域的创新效率也在整体上升中表现出较大差异。一方面，东部地区无论在产业政策倾向、交通基础、社会公共服务还是产业集群等方面的完备程度都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企业在无忧的外部环境下能自由度更高地进行规模扩张、产业转型投资，而其他地区虽然受到政策的影响，但在基础建设和投资方向比较单一，创新能力等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虽然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基础差，但是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对产业政策的反应会十分积极。孙阳阳[26]以企业生产全要素作为衡量指标研究政府补贴在地区异质性的作用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东北地区由于受到的政治目标影响较多，所以促进作用不显著。政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会带来虹吸效应吸引大量企业的入驻和投资机会的增加，使得高科技新兴企业从东部转移到西部，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的刺激效果会比东部要好。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政策效果会因企业的地区发展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四、 计量模型和数据分析

1. 样本选择

本文通过Wind、国泰安数据和公司年报进行数据收集，选择200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体产品同我国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优惠措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1中的分类标准和具体产品进行比对，符合的即属于产业政策的作用对象，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样本进行精准的锁定。本文对全部样本进行如下处理：剔除ST 类及退市公司；剔除核心财务指标为负数的企业；上市时间过短导致未上市前的数据不全，剔除2011年之后上市的公司样本；最后考虑到样本数值缺失过多会影响结果的精准性，剔除了变量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以及金融类企业。经过筛选，本文最终确定2004—2020年的样本总观测数为15215个。本文对模型中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首尾各1%的Winsorize处理以避免极端值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