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日益彰显，仅局限于数字经济发展本身的研究，难以说明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鉴于此，基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规模及发展环境三大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测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度相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存在东、中、西部的区域作用程度差异，具体原因可能在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边际贡献差异；金融化发展水平及政府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针对实证结论，从协同共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统筹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主成分分析；双固定效应模型

一、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对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的影响呈加速增强势态。据统计，在过去30年间，全球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率是非数字经济的7倍多。截至2022年6月，全球86个国家（地区）共221家网络运营商实现5G商用，有38个国家（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美、英、德三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均已超过60%，其数字贸易出口总额在全球占比达到65%1。中国自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并提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来，政府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信通院2022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统计，中国数字经济总量由2015年的18.6万亿元增至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GDP比重从27.1%提高到39.8%。“十四五”规划更是明确要求提高中国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水平。面临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所有企业未来10年的主旋律，根据IDC的调查报告，截至2021年底，中国排名前1000名的大型企业中，超70%的企业均已将数字化转型定位为企业的核心战略。

数字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且研究视角不断拓展，从仅关注数字经济本身的发展到研究数字经济与收入水平、就业结构、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等的关系，对于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但综合来看，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进行全面论证的文章相对较少，难以充分阐明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从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研究其作用机理和促进效果，从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双循环格局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数字经济本身发展、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两大方面。

关于数字经济自身发展状况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的涵义及其测算。关于数字经济的具体涵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数字经济是由数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业态[1]。”该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关于数字经济的测算[1-4]，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例如：宏观层面有OECD发布的《衡量数字经济：一个新视角》，中国信通院每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等的测算，微观层面包括了企业的测算及个体学者的测算等，如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多位学者采用熵值法、灰色关联法、核密度估计法等对不同年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测度。第二，数字经济与政府关系。数字经济时代，垄断问题日益加重，由此也带来了政府监管、政策制定、安全开放等新配套体系的发展[5-7]。第三，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8-9]。多位学者从收入公平、环境优化、社会进步等视角出发，研究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关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面，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例如：在理论层面，张于喆指出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为切入点，对所有实体经济进行改革，以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10]。荆文君等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引致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1]。丁守海等提出为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应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加快多产业的融合发展[12]。在实证层面，沈运红等运用改进后的熵值法探索了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影响[13]。陈堂等以新经济理论为视角，运用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得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省际区域内外的产业结构升级[14]。张腾等认为数字经济覆盖广度与支持服务程度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作用[15]。

综合来看，首先由于学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选取指标的侧重有所差异，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算有待进一步完善；其次，已有文献对于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定量研究相对缺乏。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探索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逻辑更为紧密清晰。在厘清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基础上，再按规范性论证逻辑选择评价指标及实证模型，不仅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于一体而且还达到相互印证之目的。二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的探索创新，其二级指标不局限于数字经济规模本身，而是分类归纳为基础设施、发展规模、发展环境三大维度，相较于以往文献，衡量更为具体、测算更符合现实、层次更为清晰、指标方位更为全面；三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识别依据更符合现实。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判断标准基本局限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次产业的递进更替，本文综合考虑三次产业更替及按要素密集程度体现的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质态升级依据，这一综合标准更能体现当今全球科技竞争及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评判要求。

三、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涵盖四部分内容，如图1所示。

“数字产业化”是指大量孕育新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奠基石的作用，同样也催生了一批新兴业态的产生与发展。不论是技术层面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还是应用层面的新零售、新制造等的发展，前提都需要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数字化”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使传统产业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其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双向互补激增式发展推进数字经济规模快速扩张（图2）。

同时，数字经济凭借其数据化、网络化、普惠化、精确化、平台化等一系列特点，使得传统三次产业发展与之紧密交融，且不断催生新业态，从而扩大数字服务业规模，助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质态更替变换的同时也体现出一二三产业的依次递进。数字经济主要从培育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融合3个方位推动产业效率提升及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扩张现代服务业规模，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作用机理如图3所示。

首先，随着数字产业化实力不断增强，新型数字技术类产业层出不穷，一大批创新性数字产业的出现，提高了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水平，使得相关产业生产体系更加完整，助推了我国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步伐。

其次，产业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催生了传统产业新的机遇。其一，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数字化新模式接踵涌现，使得农业生产、经营、流通和销售过程得到不断改进，促进生产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即实现了第一产业的升级。其二，工业数字化转型孕育广阔的成长空间，不仅表现为数字经济在工业采购、研发、生产、运输、销售等方面提供有效信息供给，还表现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的全面加速，其为工业生产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使企业能够转向智能化、高效化、绿色化发展，从而促进第二产业的升级。其三，服务业数字化升级前景广阔，数字经济与服务业间的相互融合渗透式发展，能够实现服务业供给端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使服务真正符合客户需求，增加了服务的技术含量，丰富了服务业的内容，进而实现服务业的升级。

最后，无论是对传统三次产业间的融合发展，还是新业态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促进产业融合方面的作用均越来越突出。在现今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状况之下，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一是会推进三次产业及新兴业态融合产业效率的提升；二是会促进相关产业产生降低成本、创新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等经济效益；三是会推进数字服务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产生第三产业数字服务业的规模经济，使得数据、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成为提高生产力的主力军；四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促进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测度

以上述分析的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为依据，分三步进行实证测度：首先，选择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规模、发展环境三大维度共计17个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12—2020年除西藏和港澳台外的全国30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在分析现有产业结构升级量化衡量方法的基础上，计算出对应30个省（区、市）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最后，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全国及分区域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测度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及测算

（1）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前文对数字经济概念界定的理解，借鉴茶洪旺等关于中国区域动态信息化综合指数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中DEI指数测算方法[16]，本文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三级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表1），衡量各个省（区、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二级指标3个维度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水平、规模水平和环境水平，其具体涵义如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水平能够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备、资源配置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水平则能够直接体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注重于数字经济的创新水平以体现发展能力。

（2）数据来源及处理

2012年国务院首提“互联网+”并出台系列指导意见，综合考虑相关政策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除港澳台和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区、市）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度。17个三级指标的原始数据，除移动电话用户的数据来源于工信部外，其余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的相关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网。

本文采用综合评价法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之后，确定各指标权重，通过指标加权，计算得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具体过程如下：

①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后，运用SPSS软件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判断是否适合做主成分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

表2显示：检验的KMO值为0.750，介于0.7和0.8之间，满足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此外，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其卡方值很大，且显著性概率为0.000，数据通过Bartlett形度检验（p<0.05），即认为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说明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②对各省（区、市）数字经济指标做主成分分析，输出方差贡献率，根据特征根大于1，累计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提取主成分，提取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到，一共提取出3个主成分因子，特征根的值均大于1，其方差解释率分别为45.774%、32.075%、10.389%，累积方差解释率达88.239%。其对应加权后的方差解释率（即权重）依次为45.774/88.239=51.88%，32.075/88.239=36.35%，10.389/88.239=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