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经济和环境间的冲突不断，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协调发展作为关乎经济绿色增长的关键，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基于耦合视角，利用2010—2020年数据测算全国31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并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两者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表明：中国总体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尚处于勉强协调阶段，距优质协调发展还存在差距，且全国不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此外，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对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存在差异。最后提出合理提高环境规制力度、助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两系统的协调发展等参考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经济增长

一、 引言

在市场化改革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粗放式生产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与产业结构失衡，而恶劣的生态环境阻滞产业部门的调整优化，落后失衡的产业结构也无法为环境保护增添动力，两者的作用，将无益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央进一步提出的“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目标[1]使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经济发展的关注重点。为贯彻落实我国的新发展理念，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提高产业生产效率，实现产业现代化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以聚焦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兼顾环境与产业的协同进步，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可以引领经济新常态。

二、 文献综述

首先从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一方面，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1）作用方向，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环境规制会负向[2]、正向线性影响[3]以及非线性影响[4-5]产业结果优化。（2）影响路径，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通过影响要素的配置效率[6]、人力资本质量[7]、技术要素的进步[8]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规制影响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清洁技术的创新，提高环境质量[9]。安玉琴等[10] 指出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其次是产业结构优化与环境规制互动关系方面。有学者先对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质量优化和产业发展—环境规制的关系进行研究[11-12]，而后申开丽等[1]和郑晓舟等[13]则对具体区域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学者分别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14-16]、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7-19]进行研究，指出两者间分别存在正向、负向的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

就上述而言，首先，诸多学者对于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集中于两者间作用影响或协调关系，就三者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献较少；其次，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单一区域，针对全国的研究不多；最后，对产业结构优化进行评价时，选择的指标往往忽略了就业结构。所以本研究基于全国视角，利用2010—2020年数据对我国31个省区市（除港澳台地区）的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发展程度进行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对其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为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参考，以期实现产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助力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 理论分析

1.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通过相关学者研究[6-7]，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消费、投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首先，企业一方面通过研发创新提升收益以补偿被环境成本挤占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环境成本挤占本属于技术创新的费用投入，共同作用于新兴环保技术水平和绿色产业的发展，最终影响产业升级。其次是消费需求，环境规制导致非环保型产品价格上升，环保产品需求转而增多，加上消费者环保理念加强，消费需求结构改变，绿色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最后是投资需求，环境保护费用过高导致污染密集型企业投资规模和投资意愿将持续下降，绿色优质产业则迅速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

2. 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规制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助力，体现了环境的保护水平[20]。通过相关学者研究[10-11]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环境污染产生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在结构效应方面，发展初期以发展污染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快速提高经济效益却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环境污染大幅度减少。在技术效应方面，产业结构优化以技术进步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作为基础很大程度减少了环境污染。

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相关学者研究可以看出[14-20]，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以下3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1）生产率效应。环境规制助推价格市场化的要素流动，并迫使低效率企业在资源与资金的约束下退市，企业资源转向高效率企业，最终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行业整体的生产率，最终促进经济增长。（2）创新效应。企业被迫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通过改进生产技艺获得创新收益，助推经济增长。（3）环境成本。增加的环境成本减少企业个体经济效益的同时抑制生产规模扩大。提高了中小企业进入市场的资本壁垒，竞争主体单一化，行业资源集中化，最终抑制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则是通过以下3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1）劳动力结构优化。劳动力要素向高经济效益的二三产业流动，加快其发展。同时，劳动力整体素质增强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2）资本结构优化。资金集中向高附加值、低消耗的新主导产业流入，加速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拉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促进经济的整体增长。（3）技术进步。新技术的应用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作为经济社会的两个子系统，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且两者的发展也分别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当产业结构优化与环境规制在互动深化中完成良性耦合趋向协调发展时，在兼顾产业发展的同时保证了环境质量，两者在发挥各自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影响的同时，形成的统一有机整体也通过深化耦合互动作用于经济增长，这为研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双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以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奠定理论基础。

四、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协调发展程度分析

1.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指数测算

（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结合相关研究[12-13]，在环境规制方面，本文从成本和成效两方面出发进行评价；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分别从合理化[1，21]、高度化[21-23]、高效化[24]出发进行评价，此外，库兹涅茨法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动伴随着产业间劳动力数量的改变，所以本文加入就业结构以进一步反映产业结构优化水平[24]。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

（2）评价方法

为确定指标权重，在参考相关文献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评价方法[1，12-13]的基础上，本文最终选择更为客观的熵值法对其进行评价。其中，α为年份，i为地区，j为指标，m表示31个省区市，r表示年数。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其中D是耦合协调度，T是协调指数，α和β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系数。其中D值越大，U1和U2间协调程度越高。结合相关学者研究结果[1]，U1和U2是互相促进与影响且重要程度相当的，所以本研究选择α=β=0.5。选取的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

3. 结果分析

（1）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分析

考虑篇幅原因，表3只列举2010年和2020年的相关数据。如表3所示，就全国整体而言，我国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呈增长态势，较2010年的环境规制0.1861综合发展指数和产业结构优化0.22142的综合发展指数相比，2020年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分别上升至0.3367和0.3823。说明了随着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倡，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消费观趋向绿色环保，同时在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加大的前提下，环境成本提高，市场上投资需求也多投向于绿色产业发展，而且为加快经济提质转型，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调整。

进一步分地区来看，2010—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发展指数也都呈现增长态势，但其发展存在地区差异。①首先，就环境规制综合发展指数而言：2010—2020年间，东部指数最高，为0.4470，增幅88.9%；中部指数略低，为0.3281，增幅88.13%；而西部指数最低，仅为0.2413，增幅63.4%。②其次，就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发展指数而言：2010—2020年间，东部指数依旧最高，为0.4976，增幅47.6%；中部指数略低，为0.3375，增幅90.1%；而西部指数最低，仅为0.3065，增幅119.6%。③虽然在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发展水平上，东部地区处于最高位，中部次之，西部最末，但是就增长幅度而言，东部地区未均处于第一位，其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增幅排于末尾，而环境规制综合发展指数的增幅与中部的差距极小仅为0.77%，说明了东部发展稳定且增幅减少，中部、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整体发展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且上涨趋势更大，优势更明显。

（2）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如图2和表3所示，就全国整体而言，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为逐年上涨，由2010年的0.3612上涨至2020年的0.5839。并且较2010年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相比，2020年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都分别有了提升，进一步说明了两个系统的相互促进与协同进步有利于提高耦合协调度。而协调程度由轻度失调发展为勉强协调，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互推协调的方向不断发展，但距离步入优质协调阶段还有差距。

进一步分地区来看，2010—2020年间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都呈向上态势，但存在地区差异。其中：①东部地区依据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的政策倾斜成为我国发展较早的区域，环境规制的措施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相对比较成熟与完备，产业结构也因经济转型需要，快一步地开始了优化调整，产业基础雄厚，在两个系统协同互促下整体水平高于其他区域。所以东部整体的耦合协调度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2010年，其初始协调度就已达到了0.4849。其后随着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相作用加强，两者的综合指数继续上涨，协调度增加至0.6886，成功于2016年步入初级协调发展阶段，直至2020年在该阶段稳定发展，最终增幅42%。②中部地区较东部虽然发展起步晚，但是随着“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我国发展的未来趋向，国家愈加重视区域的环保力度。同时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也进入了优化调整的加速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增幅分别达到了88.13%和90.1%。在两者增强的互动作用下，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增长虽略低于整体均值，还存在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也成功由轻度失调步入勉强协调阶段，D值也增长至0.5801，增幅68%。③西部地区虽然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水平保持向上发展，但因自身发展落后、交通不便、基础较差、相关政策的落实与执行较晚，导致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迟缓，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单方面提升。在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未能有效兼顾环境保护， 造成了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间相互作用的联系减弱，协调程度也较低，极大地阻碍了两者的协调发展，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最低。但是西部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幅度则大于其他地区，达到了89.8%，说明了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水平较低，还存在很大上升空间，需要通过落实完善环境保护工作和产业的优化发展来实现两者的优质协调发展。

五、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1. 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

具体选择的变量[15-16，18，25]及描述见表4。

（2）模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