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发展驱动下的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作者: 程莉雅 胡秀群

企业数字化发展驱动下的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应研究0

[摘要]为探究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优化路径,选取2012—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程度度量指标,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内部控制整体质量以及内部控制要素的影响。结果发现:从企业整体来看,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从内部控制构成要素来看,企业数字化发展主要是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环境、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增强企业信息与沟通能力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小、未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从企业特质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以及属于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以上结论对科学推动我国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发展及有效促进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发展;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要素

一、引言

内部控制的构建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有助于企业抵御风险,提高经营与投资效率,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现有文献针对如何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研究也十分丰富,如在公司特征与治理层面,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业务的复杂程度[1]、组织结构变动、公司治理结构[2]、内部的信息环境[3]以及商业模式[4]都将显著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而在外部治理层面,外部审计质量[5],市场化程度[6]以及媒体关注度等[7]都是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重要因素。由此不难发现,有效驱动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受公司内部治理层面的影响,更会受到企业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成熟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赋予了新动能[8]。在此背景下,中国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面对数字经济的时代机遇和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发展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9],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促进企业形成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10],引导企业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11]等。而相关文献已经表明,企业信息环境、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的改变都将显著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由此,从理论上而言,在企业数字化发展驱动下,企业的内部环境、信息与沟通能力、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动机和能力等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从而促使企业整体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但企业数字化发展实际能否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以及怎样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仍有待于经验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结合已有研究,基于文本挖掘词频统计的方式,利用Python软件,以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信息相关的关键词词频构建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度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整体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作用,可以丰富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微观经济效果。其次,从构成企业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出发,考察企业数字化发展重点是通过影响内部控制的哪几个要素来推动企业整体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的,这有助于打开企业数字化发展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黑箱。第三,考虑到各种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进一步考察数字化发展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效果在不同的内控环境、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信息环境下的差异性。第四,从企业特质角度出发,探讨数字化发展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差异性。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驱动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有效性,同时也为促进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提供合乎实践的经验支撑。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发展战略实施的驱动下,数字环境与技术可能通过影响和改变企业的控制环境、信息与沟通、风险评估等内部控制构成要素,进而提升企业整体的内部控制水平。

首先,企业数字化发展通过改善企业的控制环境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一方面,在数字化情境下,企业的商业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这一转变使得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的总目标。例如,海尔集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将提高客户增加价值作为海尔的战略目标,“以用户为中心”成为海尔的价值主张。由此协调了企业不同层次人员的目标定位,内部控制作为组织目标实现的保障制度成了组织的内在需求,各层次人员会自觉参与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形成了良好的控制环境[12]。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企业之间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透明度增强,以往“信息孤岛”的局面得以突破,缓解了企业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改善了企业内部治理的环境。此外,数字化环境所带来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网络化特征,能够实现高度的信息共享和资源协同,增强了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进而使得内部控制系统能够及时捕捉到环境变化的动态信息,对信息进行及时的加工处理从而调整控制目标和控制制度,实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动态优化,提高了内控自我修复的效率,减少内部控制缺陷[13]。

其次,企业数字化的推进改进了企业的信息与沟通,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信息采集、传输、加工和应用的效率,实现了生产经营有关信息的及时获取与快速传递[14],形成了分布式的信息结构和共享式的网络平台。企业内外部信息的实时交互与共享的实现,使得信息结构变得及时、连续、细化和完整。例如,海尔集团利用数字技术构建COSMOPlat平台,形成以平台为核心的价值网络,实现了数据共享以及信息的整合,提高了运营的效率。因此,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利益相关者能够获得企业更多相关信息,企业资源得到整合,作业流程更为规范,繁琐的内部控制机制得以简化,组织结构趋于灵活、扁平化,沟通更为便捷,决策更为高效。

第三,企业数字化发展提升了企业风险评估的能力,进而提升了内部控制质量。一方面,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企业能够及时获取更为全面、更有价值的市场信息[15],从而提高了企业对市场风险的感知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环境下,企业构建的信息系统能够实时地为企业提供多维度的业务数据信息,使得内控系统能够动态监测与识别企业风险。此外,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风险管理方法具有定性和定量的特点,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构建风险评估模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识别并判断风险的成因、风险的影响程度,确定风险等级和风险管理工作重点,提高企业风险应对的效率。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从企业整体来看,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假设H2:从企业内部控制构成要素来看,企业数字化发展主要是通过改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提高风险评估水平以及增强企业信息与沟通能力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2年被称为大数据的跨界年度,这一年数据量增长迅速,数据对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本研究样本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由于本研究是基于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因此剔除了中国证监会2012行业代码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I63(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以及I65(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等与数字化产业相关样本,并且剔除了金融保险业类公司、被ST、*ST的上市公司、数据有缺失和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了17194个观测值。本文的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内部控制数据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

2. 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

迪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从内控五要素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角度刻画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覆盖面广、综合性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认可度[16]。另外,应用这一指标有助于下文对内部控制五要素的进一步分析和验证,因此选用该指数来衡量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IC),考虑回归系数量纲,将该指数除以100进行标准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程度(DTCG)

企业数字化发展相关信息当前并没有要求在企业年报或相关资料中进行披露,因此如何度量企业数字化程度是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考虑到企业年报除了财务指标信息外,还有丰富的文本信息,随着文本挖掘技术的成熟,许多学者利用特定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构建相关指标,相关指标越高,说明企业数字化程度在其所在行业中越高。结合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参考戚聿东等[17]的做法,首先在企业年报中对所有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目标关键词进行选取,最终得到AI、BI、DCS、DT、EDA、EMR、ERP、GIS、Hadoop、MES、NC、OA、PLM、RPA、SAP、U9、EAS、HRM、CRM、PDM、WMS、TMS等22类与数字化技术紧密相关的关键词,然后采用文本挖掘法利用Python软件提炼并统计出企业年报中出现的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各类关键词的数量,同时计算出同行业各类关键词总数,并以样本中各公司年报中的关键词总数占同年企业所在行业关键词总数的比例衡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DTCG=企业某年年报数字技术关键词总数/同年企业所在行业数字技术关键词总数]

(3)控制变量(Controls)

本文借鉴陈志军等[18]、逯东等[19]的相关研究,选取公司规模(Size,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非流通股比例(Nontradable,公司非流通股与总股份的比值),托宾Q(Growth,市值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以及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3.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对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效应,本文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ICi,t=β0+β1DTCGi,t+β2 Size i,t+β3 Lev i,t+β4 Nontrable i,t+β5 Growth i,t+β6ROAi,t+∑βi Year +∑βi Industry +εi,t] (1)

式(1)中,IC表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DTCG表示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并加上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非流通股比例等控制变量,εi,t表示模型随机误差项。此外模型中加入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

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由表1所示,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质量的均值为0.353,最大值为0.491,最小值为0.11,表明样本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差异较大。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程度的均值为0.024,中位数为0,标准差为0.069,表明当前上市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较低,但有部分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数字化水平差异较大,与实际情况相符,说明度量方法具备一定的有效性。

2. 研究假说的实证检验

表2报告了企业数字化发展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结果,表2第(1)列和第(2)的OLS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企业数字化水平(DTCG)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企业整体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证实了本文的假设H1。

为了进一步挖掘企业数字化发展是如何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综合水平的提升的,本文又分别从内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5个要素角度对模型(3)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第(3)列至第(7)列所示。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对企业内控环境、风险评估以及信息与沟通的影响均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控制活动与内部监督的影响并不显著,证实了本文的假设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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