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史觀（下）：中國文人創造中國近代史

中日兩國的文人面對差不多相同的國家問題——西洋列強東進、國際競爭加劇，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行為選擇。这不可能僅僅是明暗智愚使然，一定是事出有因。

先說日本。日本是個島國，且國內的民族關係相對單純，天然的地理孤獨，賦予了它一個天然的民族親疏殼，同時也賦予了它一個“坐井觀天”的學術視界，以及與此視界密切相關的天然的民族關懷（而不是普世關懷），同時，也賦予了它在文化上“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卻能不忘“自家父母”的天然的感情免疫力和親疏免疫力，從而使它在文化建設上能做到拜神與學習井水不犯河水，能做到開放性與保守性的圓滿統一。而這，在十七世紀以後“世界的戰國時代”裡，是民族立世所需要的最佳的文化構造。

另外，長期的武士亂鬥，為日本釀造出了一種尚武文化，而尚武文化的重要精神特徵是敵人意識、戰鬥意識、勝負意識——一個社會集團的命運取決於它戰鬥的勝負，而不是取決於它會不會過日子，會不會“關起門來搞建設，一心一意奔小康”。此種戰鬥意識自然會引出團結至上的結論——團結勝，散漫敗。只要有了國家團結，如果國家需要科學，則不必另辟一個輿論熱點去專門鼓吹學科學，人人都會自覺地去學。因此，要興日本，要強日本，其知識界只須做一件事：凝聚民族團結。另一件事自然而然就會跟上來。

民族團結的精神基礎是民族自豪和民族認同，正好，日本有現成的文化資源，把天照大神供起來，把天皇請出來，把武士道鑄起來，把大和魂祭起來，把神國論炒起來，從而把民族自豪感煽起來，把民族認同感鑄出來，如此，於民族團結之道，就萬事俱備了。

再來看中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受日本的“新文化運動”很大影響的，許多頭面人物，如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都有著日本留學的經歷，都是受了日本維新成功的鼓舞而回國搞事的。有點奇怪的是，當這幫留學生們把學來的日本文明帶回中國來實踐的時候，卻把其中最核心的秘訣——民族團結，給扔了。一下船，就直奔著科學去了，直奔著民主去了。

有人可能會說，這民主，不就是解決團結問題的嗎？大錯特錯。民主是個制度概念，而團結是個文化概念、精神概念，精神的東西只能靠精神的力量去面對。制度性手段，不管是什麼制度，至多能把一個國家搭起架子來，能把一個民族以強力將之箍起來，而不可能把一個國家團結起來。團結，是一個精神上、文化上自我凝結、自我抱團的概念。日本的團結，是其近千年尚武文化的產物，是其知識界幾百年持之以恆的民族精神煽情的產物。如果硬要往制度上扯，往什麼“主”上扯，那只能說，為日本的團結真正做了點貢獻的制度要素，不是民主，而是君主，是“大政奉還”。

中國在沒有民族主義文化的條件下，在沒有民族團結的條件下，開始了自己的變法維新運動、科學民主運動，開始了如《華嚴經》說的“蒸沙成飯”運動。表面上能看到、能學到的人家那些“蒸飯”的好辦法，《盛世危言》裡列的那些西洋大法，差不多都學來了——辦學校、辦報紙、開議院、建工廠、開貿易、興賽會、開銀行、建新軍、等等等等，也不知道哪個真管用，先都學過來再說。只有一樣東西沒學來——鍋裡蒸的是什麼東西，因為看不見，沒法學。結果，百年下來，揭開鍋一看，還是一鍋沙。

人家鍋裡蒸的是什麼？是文化，是每一粒“米”中都蘊含著的愛國文化和尚武文化。把這樣的文化之米，用制度之鍋一蒸，用維新之鍋一蒸，用“大政奉還”一蒸，用“廢藩置縣”一蒸，用“四民平等”一蒸，就蒸出了香甜的團結之飯。中國這幫留學生學日本，只看到了人家“維新強國”表面上的那點道道兒，而對於此前江戶時代乃至更早的幾百年裡知識界持之以恆的變沙為米的文化工程，一無所知，結果回來後就學著人家“維新蒸飯”的辦法，或者用“變法革命”的制度之鍋，或者用“民主科學”的知識之鍋，摁著這鍋沙下大火蒸開了。

這當然也是事出有因。十七世紀中國以清代明這件事，給中日兩國的命運帶來了“一家歡樂一家愁”的兩極影響。日本方面，中國“華夷變態”，為日本歷史帶來了大機遇。可有了意識形態藉口了，正好可以籍此把“華夏”的身份搶去，把“中國”的名稱搶去，再回手把“蠻夷”的帽子給中國戴上，以打造日本的文化獨立和民族獨立！日本抓住機會幹這事，是以中國為“他者”，為精神靶子的，而實際上，其心中的第一敵人未必是中國，更大的可能是西洋列強。它是要通過這一系列民族主義文化建設上的理論動作，把日本從對中國的精神依附下解放出來，獨立出來，從而為迎戰必將到來的西洋列強，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以清代明、以胡代華這件事對中華民族的為害有多深，從日本人從中受了多大的益就可以反襯出來。用顧炎武的話說，這不是簡單的一家一姓之亡國，而是一個民族一個文明的“亡天下”。以“清初六大師”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主流知識界，沉浸在這亡天下的痛苦中，痛苦與仇恨的焦點自然集中在眼前的“蠻夷據國”上，也便無暇去在乎尚遙遠的西洋列強的威脅了。另外，中國雖然比日本大得多，但其經濟、政治、思想的“外向型”程度卻不如日本人，其國際視野視界也不如日本人。葡萄牙人竅據澳門、荷蘭人一度竊據臺灣、西班牙人在菲律賓一下子殺害了幾萬中國人、中國的對外貿易航路完全為西洋人控制、中國的白銀進口完全掌握在西洋人手裡，……，這些事大家都知道，但其時無人將之看作是國家的主要麻煩。黃宗羲罵皇帝，顧炎武憂民生，顏習齋倡實學，大師們各有各的興奮灶，往西洋列強那方面想得不多。待到“不合作”一代逝去，新一代“八股先生”出世，時過境遷，塵埃落定，清朝的學術主流竟轉到了極古老的經學考據上去了。至此，中日學術史就完全分道揚鑣了。

面對西洋列強向全世界進軍之咄咄逼人的局面，清代主流學術居然去鑽故紙堆了，荒唐之餘，也是事出有因。頭上有科舉考試的大鐵箍箍著，有一個蠻夷朝廷管著，要形成江戶那樣的學術自由市場，是不可能的。何況，即使有了一個學術自由市場，這市場上也醞釀不出民族主義，因為，要在中國講民族主義，必須順著“統”講，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朱王……，如此，這個蠻夷朝廷往哪兒擺？無論是講“華夏文明”，還是講“聖賢道統”，都不可能不與朝廷的意識形態利益形成衝突，理論上很難處理，搞不好會講出政治上的是非麻煩。說我這民族主義是準備好用來對付西洋列強的，不是針對本國的少數民族的，更不是用來對付朝廷的，這又如何能說得清？清朝廷大興文字獄，可能就有這層原因——它怕漢人知識份子影射它。

由中國特殊複雜的民族關係所滋生出的這種意識形態難題，甚至到了清朝滅亡以後到了孫中山手上，仍然是個難題，所以，他才把自己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的定義，由起初的“反滿”一改再改。

本來，二十世紀初的世界，正是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按說，清朝滅亡，恢復中華，正是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好時機，正是民族主義精神大解放、大煥發的好時機，何況三民主義理論中早就埋伏著民族主義一端，何況我們還嘗試過偉大的義和團運動，它顯示了民間潛在的民族主義力量，但，中國錯過了這個歷史時機。

其時，清末民初的知識界確實也出現了一些民族主義的思想動向：如康有為倡行以孔教為國教，為民國新政權的“制禮作樂”首出大計；如梁啟超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並喊出了“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的呼聲；如陳天華寫了《警世鐘》，疾呼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全國皆兵先把洋鬼子殺出去，建立中國人的中國；如楊度寫了《金鐵主義說》，指出“今日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中國若要建立自己的文明國，必須學會應戰這個“無文明世界”等等。那麼，這些思想動向為什麼終於沒能匯成更大的思想潮流而形成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為什麼中國學界沒能出自己的山鹿素行，自己的大國隆正，自己的吉田松陰，自己的西鄉隆盛，而推動著中國完成自己的民族主義文化補課？一句話，中國為什麼沒能趁勢建立民族國家？

時間太短，變化太快，可能是原因之一？清末民初，幾年一件大事，歷史變遷太快，“城頭變幻大王旗”太快，制度政策變化太快，民心士心變化太快，各種學術思潮的流徙起落太快，如梁啟超說的，“日日皆在試驗中”，各方面都沒個定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更難急切有個著落。

可能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幾千年來，中國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從來就不是從民間知識份子的自由市場上產生的，而是由朝廷制訂並直接管理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中國文化“君師一體”的觀念由來已久。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趙匡胤與趙普議定尊“理”而催生出程朱理學，朱元璋指定朱熹學為國家哲學，等等，都演繹了這一傳統。科舉考試，更為朝廷管理國家意識形態提供了方便的操作杠杆。“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規矩是孔老夫子定下的——制禮作樂，確立國家意識形態，是君主的權力和權利。

那麼，現在民國了，這事該由誰做？或者，這事還做不做？這問題不但短時間內出不了結論，甚至問題該由誰去操心，短時間也難出結論。袁世凱、徐世昌們肯定不想操心了，我們並不是皇帝，因而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責任再去做這事。何況此時北洋政府手裡已無科舉考試的杠杆，他們就是想做，也做不了了。

民間知識份子中有人想到了這層。清亡半年，康有為便發動了立孔教為國教的運動，其著眼點，無疑就是改朝換代後新政權的制禮作樂、重新確定國家意識形態的大問題。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民間知識份子中琢磨這事的人肯定不止康氏一個，清亡後三年，《新青年》創刊，北京大學的一夥人“醞釀起事”了。——把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性質，從這個角度理解，從國家意識形態主導體制的功能替代來理解，從民間知識市場代國家行事的角度來理解，不一定對，但一定有價值。

帝王制禮作樂、確立國家哲學，一定是以國家利益、至少是朝廷利益為依歸的，而北大這夥人發起一個學術自由市場，卻未必人人都有這樣清醒的國家責任意識，多數人只是要利用這“天賦言權”的機會來抒發自己的思想胸臆和學術主張。“國王是歷史的奴隸”（托爾斯泰），而大師們卻是些自由人，該說什麼話，該做什麼事，以自己的感覺好惡和學術觀點為依歸，因此，與其說他們是要集體承擔起為國家打造主流意識形態的使命，不如說他們是為自己搶來了一個思想陣地。一個有力的證據是，他們連“孔家店”都想砸掉，這說明他們已經不在乎任何本土傳統的權威，而若真是要為國家做事，為新建立的民國打造主流意識形態，怎麼可能一點傳統權威力也不顧及呢？這個道理，看看日本人是怎麼做的就明白了。

也許，這個學術自由市場在自己的運作中還真能形成主流，而且這主流思想還真能轉化成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而且這主流意識形態還真能起到安邦定國的作用，那麼，這一定是偶然的。

從萬木草堂到北京大學，清末民初開始逐漸形成中國的學術自由市場的時候，日本的學術自由市場已經存在幾百年了，民族主義佔據這個市場的主流也已幾百年了。日本沒有科舉考試（以中國的標準），故而也就沒有官府的學術壟斷，這同時便意味著知識界對官府沒有權威依賴。官府不壟斷，學界不依賴，兩條邏輯形成合力，催生了日本的學術自由市場。再加上鐮倉時代以後“公家——武家”並立的二元政治結構，造成了國家意識形態兩不管的格局，也為形成日本的思想自由市場創造了條件。

另外，日本知識份子基本都是武士知識份子，前面提到了，他們的歷史觀有著自己天然的戰鬥視角和團結視角——千道理萬道理，國家利益才是最大的硬道理；千強國萬強國，民族團結才是根本的強國之道。這樣，自由市場充分自由運行的結果，便為日本思想史凝結出了一個相當統一的學術主流：民族主義。

而嬰兒期的中國思想市場，清末民初區區幾十年時間，與成熟的日本思想市場比，可謂幼稚之極。大師都是大師，學問都真有學問，然而，“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學術傳統、為君王出謀劃策的學術使命，現在要一朝脫鉤，大家一時間還真找不到明確的新的思想落腳點。“為什麼人的問題”，可不是凡夫俗子急切間就能悟出個正念來的！要麼，這需要幾百年的集體修行，像日本學術市場那樣，幾百年才悟出個“民族主義”大道來。要麼，等待那“一燈能除千年暗”的神明降世。中國思想史，走的就是後一條路——“為什麼人的問題”是在延安解決的。

結果，清末民初的學術大師們，脫離了帝王之“皮”而飄在空中的這些“毛”們，像一群精神上的沒頭蒼蠅，學術上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玩起了小孩遊戲。康有為一面力倡孔教國粹，一面高呼人類大同；梁啟超一生，可謂維新、保皇、立憲、革命、新文化全都玩過；陳天華一面號召殺洋鬼子，一面罵義和團；錢玄同一面號召年輕人打破綱常禮教，一面自己以堅守綱常禮教為榮；陳獨秀則是從德先生賽先生到托洛茨基先生，什麼“人”都敢交。這幫“大師兼小孩”們，什麼都敢玩，什麼都敢做，什麼都敢說。日本學界把自己的國家說成是神國，把自己的民族說成是神種，而胡適則一面說“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一面說中國人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魯迅則明確號召要多看外國書，少看甚至根本不看中國書。康有為在《大同書》裡竟然為我中華民族獻上了黃皮捂白的技術訣竅，以便先行在膚色上“脫亞入歐”，實現自我絕種。“大師兼小孩”們，不但要砸爛孔家店，更要直接消滅漢語文字。如魯迅說，“我倒乾脆希望，在中國，中文被取消，不管它是英文還是法文，比中文更好的文字得到普及。”彼時主張消滅漢語的，並非魯迅一人，新文化運動的多數“大師兼小孩”皆持此主張——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陳序經、傅斯年、李石曾、吳稚暉、瞿秋白等皆認為應消滅中國字。這倒好，亡國滅種，沒有比這辦法更徹底的了。中文一廢，五千年文明便一筆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