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烽烟:边塞文学叙事的继承与革新

作者: 庞惊涛

起于汉魏六朝、兴于隋朝而最终高峰于唐朝的边塞诗,以其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和瑰丽,塑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美学风格。在诸多边塞诗中,烽火和狼烟成为最突出的意象。由于明清时期边患战争减少,边塞诗并不突出。近代以来,随着“敦煌学”的诞生,文学边塞叙事便渐渐以诗歌为中心转向以小说和散文为中心。

从地理维度来考察,无论是隋唐明清,还是近代,凉州毫无争议地成为边塞文学的中心和关键词。从唐朝的王之涣、王翰“二王”,到宋朝的陆游,再到明朝的高启和薛蕙、清朝的傅昂霄等人,《凉州词》始终是诗人们边塞叙事的不变主体。注意到这条边塞文学的叙事脉象,我们提出一个面向当下和未来的课题:当代文学的边塞叙事,如何在继承边塞诗烽烟意象和凉州主体这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完成时代赋予它的叙事革新?

读完作家叶舟的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在痛快淋漓地感受到边塞诗烽烟意象的苍凉和豪放这一美学风格的同时,又欣喜地看到了它基于时代之变和凉州地理主体之变的探索和革新:它在继承苍凉和豪放美学风格的基础上,开辟了更有时代感的美学:忠义——将对个人的忠义上升为对民族和国家的忠义;而地理上的凉州,不惟“五凉京华、河西都会”的历史定位,俨然成为了家国命运的中心。鉴于这部大体量长篇小说所含纳的庞大叙事空间,其在边塞诗单调化、刻板化甚至模糊化的人物塑造上的时代革新,使边塞人物在慷慨壮烈之外呈现更多元的时代面貌,更为边塞文学叙事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地理场景的不变与变:宏观与微观

《凉州十八拍》的叙事结构主副缠绕、曲折萦回,但一条忠义许国救孤的主线却是清晰贯穿的。围绕这条主线,数十年间凉州大地的历史场景由此徐徐展开。对读者而言,大漠、烽火、狼烟、羌笛、宝剑、夕照、孤城等边塞诗的意象,在《凉州十八拍》中既有如同阅读唐诗的韵律感和亲切感,又有初读边塞诗一般的新鲜感和陌生感。如果说,以“二王”为代表的边塞诗人群体所创造的边塞诗歌美学风格标示着凉州的宏观气象,那么,《凉州十八拍》则很好地统合了这种场景美学塑造的宏观与微观之美,在整体的地理场景塑造上,突出与主线人物活动叙事需要相关的微观细部的匠心设计,使读者不仅能得唐诗之宏观美,还能享日常生活慢镜头的微观美。

更进一步说,作家叶舟要通过这部作品展示近代史以来的凉州,做到了一个不变和变的融合。不变,即凉州宏观地理意义上的气象不变,其山、水、城、文的基本格局不变。这不仅关乎传统的承续,更关乎民族精神的整体指认,读者希望宏观场景上看到的凉州有隋唐边塞诗的接续。从诗歌到小说,边塞叙事的体裁变了,但核心的地理场景不能变,它是融合了历史、人文、风俗、战争、宗教、经济等内容的写作。

另一个必须要变的,是涉及到凉州城的细部。和边塞诗体现的凉州细部不一样,《凉州十八拍》里的凉州正处于20世纪初叶一个急剧变幻的时代。山河板荡、世道浇漓、军阀践踏、官衙腐败的大时代下,唐诗里金戈铁马、羌笛杨柳的冷兵器气象,早已变成枪炮猛烈、人心惟危的热兵器气象。更为关键的在于,麻木者与觉醒者、觉醒者与蒙昧者、蒙昧者与顽固的祸国者共有一个凉州城,他们彼此试探、冲突、斗争和搏杀,远比边塞诗的叙事来得更加幽微复杂。城头变幻大王旗,要写出这样一个多种力量交叉影响下的凉州城,以及这样的一个凉州城里处处埋伏着的阴谋、算计和斗争,叶舟在边塞诗的宏观气象之下,细腻呈现了一个更为崭新的、微观的地理场景。它需要细到凉州的一条街、一条街内的一个院子、一个院子里的一间暗室、一间暗室里的摆设、摆设上具有凉州历史人文背景的图像或者精神图腾。我们似乎可以借助这种表现细部的手段,次第看到边塞诗中的那座孤城、那座孤城中骑在马上的人、那人身后的一面旗帜、那面旗帜上的徽记或者图腾。这样一种不变与变的关系,既是叶舟有意识对边塞诗古典传统的承续,又是对这一意象的开拓。

人物面貌的不变与变:群体与个体

边塞诗多扫描一个戍边或抗敌的群体,很少清晰地将人物面貌的写作具体指向某个人。也因此,边塞诗中的人物面貌,在群体来看,是一种高度格式化的英武、豪壮,因这种群体指向一个特定的地理场景,自杜甫的长篇叙事诗出现,我们才注意到,即使是边塞诗,也可以纤毫毕现地呈现个体人物的面貌。

《凉州十八拍》所涉及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多达数十上百个。在群体面貌上,多个主线人物当然具有凉州气象:所谓人事慷慨,烈士武臣,正是如此。但具体到个人,他们却又判若天渊。就以承平堡堡主顾山农为例,叶舟在塑造这个个体人物时,显然存了刻意的“反标准化”之思,他的主流正面形象,是以若干看似不得不如此的负面构建起来的,比如,他的颓丧、他的阴郁;他吸食鸦片,也和军阀周游;他大事临头,却不管不顾,独自抽身,将少年兄弟徐惊白推上前台……但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却拼尽全力守护着铜奔马,守护着一种与时俱进的凉州精神。

还有一个“反标准化”的人物,是朱绣朱先生。他妒嫉尹先生之才在己之上,也暗暗觊觎承平堡早日恢复五凉书院,自己好当上地位尊荣的山长;他以诗文为投献,讨好权家两代主人;他甚至还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徐惊白,以为自己谋得更稳定和安全的靠山。他的种种算计,似乎都大大背离了凉州儿女重义气、轻利益的精神传统,在个体人物面貌上,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反凉州化”倾向,和马乙麻等标准的反面人物不同,显示了可正可邪的某种可能性,喻示着这个急剧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某种蒙昧和游离力量正在潜滋暗长,他们是边塞诗里看不见,但是会影响边战格局的小人物:他们以利益优先为前提,决定脑子和脚朝向哪一方。回到人物面貌的不变与变这个主题,类似顾山农和朱绣这种人物个体面貌的变化,恰好是《凉州十八拍》沿袭了边塞诗的美学风格,但却比边塞诗更惊心动魄的奥妙所在。

时代精神的不变与变:家园与家国

边塞诗要揭橥的时代精神相对多元,既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别离之情,也有表现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艰辛,还有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恨,更多的则以描摹边塞奇绝的风光为主。在隋唐乃至更早的汉代,家国概念尚未完全形成,守边打战的动力更多来自于守护家园的现实需要。而忠义精神,体现为一个下层兵士对上级将军的忠义,对家国的忠义更像一个遥远的象征。

《凉州十八拍》以救孤的故事展开,又以救孤的故事结尾,但前一个救孤和后一个救孤的时代精神,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一个救孤,体现为一群仆从对主人的忠义;后一个救孤,则是一群凉州子弟、义勇之士和热血少年出于民族大义和家国担当,对革命先烈所殉道的大业的忠义,归根结底,是对家国的忠义,体现为一个国民救亡图存的忠义——这种精神自觉,在《凉州十八拍》里,是激动人心的一笔。两个救孤互为因果,也相互影响;而两种忠义,又渐次递进升华。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群体,来自于北疆续门的忠义之变,他们以游击张汲水为代表,在寻找和保护少主徐惊白的忠义之路上,受少主子的影响,完成了从仆从对主人的忠义升华为子民对家国的忠义,可为《凉州十八拍》中时代精神之变的最佳镜照。

注意到这两种“忠义”精神在这部作品中的不变与变,我们就能从这部篇幅巨大的著作中,找到理解它思想内涵的密钥,并为平心静气接受这样一部庞大作品的精神洗礼找到了理由。从整体气象上看,《凉州十八拍》继承了边塞诗的美学风格,但又赋予了边塞文学崭新的精神内涵,尤其是渐进尾声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成熟驾驭和轻巧处理,使它既赢得了边塞文学叙事的承认,又得到了主流文学叙事的肯定,同时,又为未来的边塞文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叙事范本。

作者系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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