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中的君子品质及其现代启示

摘要：荀子的君子思想继承了孔孟道德本位的核心精神，同时又有所丰富与发展，对君子的品质有着更为全面的要求。在《荀子》一书中，君子品质的阐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守礼明耻、知通统类、屈伸变应以及勇于辩说。探讨《荀子》中的君子品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儒家的君子形象，对当今社会培养君子人格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关键词：《荀子》  君子品质  现代启示

《荀子》一书中，“君子”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在荀子看来，君子不仅是道德上的理想人格，同时也应该是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肩负着实现社会正理平治的责任，其言“君子理天地”“无君子则天地不理”，便生动体现了君子的这一作用和意义。因此，同更侧重于君子之道德品质的孔、孟相比，《荀子》中对君子的品质有着更为全面而独特的要求。

《荀子》中君子品质的四个维度

《荀子》中，君子品质的阐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守礼明耻、知通统类、屈伸变应以及勇于辩说。

一是君子守礼明耻。荀子的君子思想，在核心主旨上继承了孔、孟德行本位的精神，但是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特别是与孟子强调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这种注重内在的存心有很大不同。荀子认为，君子首要的道德品质，是能够在行为上遵守由历史上百王累积而成的礼义法度。“道礼义者为君子”“违礼义者为小人”（《荀子·性恶》），对客观外在的礼义的遵守，才是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所在。而且这种遵守应该是全方位的，荀子强调，“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荀子·修身》） 。君子不仅在居处、动静、进退、趋行、饮食等外在方面须由礼而行，内在之知情意，如血气、志意、知虑等亦须由礼而发，甚至衣服、容貌、态度也要符合礼。在道德品质上，荀子还同样特别强调耻感。耻感或羞耻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驱使人趋向道德的最强劲的动力，但是对于君子而言，并不是所有的耻感都应该加以培养，荀子说：“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荀子·非十二子》）对于修德、诚信、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能力这些完全“操之在我”的事情如果没有做到，君子应该感到羞耻；对于受到诬谤、不被人信任、没得到重用这些不能完全由自身所决定的事情，君子则不应该感到羞耻，因为在荀子看来，对于这些因不符合世俗的标准带来的评价过于敏锐，而有强烈的耻感，不仅不会有助于人趋于道德，反而会使人过多地受其束缚，使人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因此，君子应该培养正确的耻感，有所耻有所不耻。

二是君子知通统类。除了道德品质之外，荀子非常重视君子之“知”，对“知”的重视不仅是荀子君子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而且是荀子整个学说的重要特征。就君子而言，无论是对礼义的遵守，还是正确耻感的树立，都需要较高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作为前提。君子只有通过认知把握了礼义，才可能去遵守礼义，所谓“知道而后可道，可道而后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因此，荀子对君子认知品质的强调，是其理论上的逻辑必然。荀子认为，君子之“知”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明确求知的宗旨。荀子强调博学，从他对人的认知能力之肯定来看，在原则上“知”的内容是没有界限的，世间事物无穷多，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成为人们认知的对象。但是对于君子这一特殊身份者而言，并不可为了求知而求知，而是有其特定的目的和依归，“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荀子·儒效》）。此处之“理”，是指“治理，治道”。也就是说，君子之知应以“治道”或社会、国家的治理为标准、为依归。凡有益于治理的“知”，君子就应该去追求，无益于治理的，君子就应舍弃。此外，君子之知还应围绕个人的修身而进行，通过学习“礼义”使自己的品格变得优雅，使自己的德行品质和才智得到提高并最终转变为“德操”，“君子之学，以美其身”便是此意之体现。总体而言，在君子之知的问题上，荀子所持的是一种鲜明的价值优先立场。二是要知得深，也就是荀子所说的要“通统类”“一仁义”，要有“全粹”之知。君子之知不仅是平面地对“先王之道”或“礼义之道”的摄知，而且要达到纵向的深度，对“礼之理”要有深刻把握，既要把握制礼的根据，亦要明瞭人类社会何以要有礼的理由，做到知其然的同时也知其所以然，如此在行动上才不致沦为教条主义者。对君子之知的这种境界要求深刻体现了荀子浓厚的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

三是君子屈伸变应。荀子强调君子应知通统类，不仅关乎认知水平，它也直接关系到君子的其他品质。虽然荀子认为君子之为君子关键就在于对“礼义”的遵守，但绝不是简单机械地遵守，在具体的行为处境中，君子要善于通变，或者说要有行权变的能力，即能够“与时屈伸”“以义变应”。“义”者，宜也。礼义法度作为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固然要遵守，却不是行为的最终依据，最终的依据是合“义”、合宜。这一点也是儒家的共同观念，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皆是表示“义”才是言行所依据的最高标准。君子“以义屈伸变应”就是要求君子在行为时能对影响事件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采取最恰当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可能违背通常的礼义规范、道德原则，却符合更高层次的价值原则，或者具有实践合理性。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在道德困境或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具备权衡道德原则的价值层级，区别其轻重从而取其重者的能力或品质；二是具备对行为或事物的后果进行评估的能力，荀子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荀子·不苟》）即在看到行为或事物有利的一面时，同时也要审慎周详地考虑到其可能有害的方面；看到事物在当前的有利之处，同时也要考虑到从长远来看可能是有害的，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对行为或事物进行综合评估，从而作出合理的抉择。

四是君子勇于辩说。荀子也认为君子应勇于承担辩说的责任，成为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观念的批判者与正理正道的守护者，故在《荀子》一书中，屡屡强调辩说之重要，甚至直言“君子必辩”。荀子这一主张，不仅仅是因为君子在“知”与“能”上的卓越，可以堪当此任。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荀子强烈的现实感。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充盈着种种邪说僻言，亦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观念灾害”。君子在这样的“世界”中，若想使社会不至于退堕为丛林世界，若想使社会尽量地趋向于合理之秩序、趋向于“善”，只有携其聪明才智奋力辩说，揭露邪说僻言，解各种观念之蔽，辩正是非，导不合理于合理，尽可能使社会之发展趋于正道。这就是荀子为何在凸显君子的德性、知识和通变能力之外，同时又极力强调“君子必辩”，突出君子作为辩说者、批判者角色的原因。为了使君子之辩能达到明是非，进而有益于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荀子认为君子在辩说过程中首先应遵循名理原则，以保证能正确地说出“真理”。其次，君子之辩不是为其他目的的苟察、苟辩，而是有所辩有所不辩，以合于礼义为标准，在辩说过程中应只求“理胜”，而不应一味以胜负为意而流于意气之争，从而避免妨碍是非之理的辨明。最后，君子应秉持“大丈夫”精神，“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贿贵者之权埶，不利传僻者之辞”（《荀子·正名》）。唯有如此，君子才能在辩说中坚守正道而无所妥协，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对君子之辩而言，这种“大丈夫”精神正是使其敢于说出“真理”之力量源泉。

《荀子》中君子品质的现代启示

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对君子之知识、能力以及言辩的强调体现了其对君子品质要求的全面性，凸显了儒家的君子不仅是一种道德人格，更是一个有着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能力的人，也让我们对儒家的君子形象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立体的了解与认识。这对当今社会在培养君子人格以及唤醒“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其一，树立内外并重的德育观。内外并重的德育观不唯荀子所特有，自孔子已然。在《论语》中，孔子就认为，理想人格不仅内在要做到“仁”，同时也要遵守礼，内在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与外在的道德规范对道德修养的提升同样重要。荀子所强调的“耻”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对道德行为的生发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德国哲学家爱德华·封·哈特曼认为“伦常羞耻”作为道德自身情感是人们在面对诱惑时仍能趋向道德的最后，也是最强劲的动力，因为“这两个要素往往在所有其他伦常本欲动力的抵抗力都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仍然还在坚持。”[1]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功利主义盛行，一些违反道德、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很多就源于耻感的丧失以及荣辱观的模糊与错位。因此，在道德教育与个人的道德修养中树立正确的耻感与荣辱观非常重要，能够从根本上激活人们的道德自觉，主动践行道德行为，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传统的“礼”虽然很多内容并不适合现代社会，但是“君子守礼”中蕴含的对于外在道德规范的遵守却仍有其时代价值，不仅可以弥补仅依靠行为主体内在自觉的不足，在现代社会中，也是培养人们树立规则意识的重要途径。

其二，树立德才并重的成才观。在历史上，儒家的理想人格曾一度走向过于强调道德修养的极端。特别是在宋明儒学中，学为第一等人，如何做到“正心诚意”成了第一要务，“治国平天下”所需的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与能力却遭到了相当的忽视，使得“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成为儒者实际形象的生动写照。而在现代社会中，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现代教育中，对人才的培养更侧重于知识学习与专业能力训练，道德品质培养、人文素养提升则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唯分数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现象和话题的产生便与这种人才培养的偏执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反观《荀子》中展现的君子品质，荀子虽然强调君子作为德性人格的面向，但是也强调君子作为社会治理参与者的面向，君子不仅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也应具备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与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德才并重的成才观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现代的人才培养中，不仅要重视“才”，要练就过硬本领，也要注重“德”，要培育高尚品格。

其三，树立关怀现实的责任观。从《荀子》中“君子必辩”的诉求可以看到，在荀子眼中，君子作为“知识精英”必然要承担起合理性之寻求者的角色，这一点对同样是“知识精英”的当代知识分子具有重要启示。在互联网时代，各类媒体资源相当丰富，让人们更便利地传播和获取各类资讯，特别是在自媒体盛行的当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渠道。但是，这种便利同时也会给各种“邪说僻言”提供传播空间，各种伪科学、伪知识、伪真理以及“毒鸡汤”大量充斥其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特定研究领域、有鉴别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发扬《荀子》中君子勇于辩说的精神品格，告别“犬儒化、功利化、媚俗化”倾向，[2]树立起关怀现实的责任观。对舆论场上那些错误的言论和观念，要勇于运用自身的专业能力积极发声，彰显理性的力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引导公众理性思维，守护社会伦理底线的作用，依照荀子的论证脉络，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和使命。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党校

本文系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党性内化的心理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德]爱德华·封·哈特曼.道德意识现象学——情感现象篇[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9.

[2]简福平.论高校知识分子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责任[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