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全国教材建设奖视域下出版社教材建设与出版研究

作者: 龙海涛

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出版社的教材建设和出版工作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对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的分析,提出面向新时代,出版社要准确把握好教材工作的思想性与学术性、传统性与时代性、规律性与科学性、数字化与立体化、创新性和服务性五对辩证关系,以加快推动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教材建设  数字化  新形态教材  全国教材建设奖  出版业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领域在主要矛盾、发展模式、教学方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性变化,随着教育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对教材的编写、出版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人类社会正迈入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加速推进教与学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传统纸质教材已无法为在线学习、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提供足够支撑。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助力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成为当前教材工作的重要战略目标,也为出版社教材建设和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命与挑战。

全国教材建设奖是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下设置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由国家教材委员会主办、教育部承办,每四年评选一次,是面向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各领域的最高奖项。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材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对新时代教材工作具有示范性作用,指引着我国教材工作未来发展的方向。

本文以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为研究对象,全面研讨出版社在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工作中的现状、作用及存在问题。同时,立足新发展阶段,基于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属性,结合我国教材改革创新的经验做法,把握教育发展客观规律,就新时代出版社教材建设、出版和管理工作提出相应思考,为促进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提供参考。

出版社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总体情况

本文的研究数据源于教育部2021年9月26日发布的《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的决定》(国教材〔2021〕6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共设置优秀教材奖、先进集体奖和先进个人奖三大类别。其中,优秀教材奖999项,先进集体奖99个,先进个人奖200个。

优秀教材奖共分为基础教育类、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高等教育类三大类别。经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相关部门的遴选和推荐,550项基础教育类教材、1047项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教材、1676项高等教育类教材进入国家评审,最终共评选出200项基础教育类、400项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399项高等教育类优秀教材,获选率分别为36.36%、38.20%和23.80%。在999项获评优秀教材当中,特等奖10项、一等奖200项、二等奖789项。

先进集体奖有196个候选集体入围国家评审,共评选出99个先进集体,其中出版业相关单位23家,占比23.23%。从区域上看,东部地区20家,中部地区2家,西部地区1家。从省域上看,北京市14家,上海市4家,广东省、湖南省、江西省、山东省和云南省各1家。从单位属性上看,部委出版社10家,地方出版社7家,大学出版社5家,政府行政部门1家。

先进个人奖有389位候选人入围国家评审,共评选出200位先进个人,其中来自出版业相关单位共8人。从区域分布上看,东部地区6人,其中北京市5人、上海市1人;东北地区1人,来自辽宁省;中部地区1人,来自湖南省。从职称上看,6人为正高职称,2人为副高职称。从性别上看,5人为男性,3人为女性。

通过对获奖情况的分析,发现出版社教材建设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出版社教材建设总体水平相对偏弱。对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的具体奖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出版社的教材建设整体能力水平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相比,相对偏弱。一是从先进个人奖看,来自出版业相关单位的共8人,仅占200个奖项中的4.00%。二是在99个先进集体奖中,出版业相关单位共23家,占比为23.23%。三是从参与获奖教材的编写情况上看,出版社作为第一主编单位的获奖教材共46项,仅占总奖项的4.60%,且近八成为二等奖,特等奖仅1项。出版社作为主要编者单位的获奖教材共110.66项,仅占总奖项的11.08%,且获奖教材九成为基础教育类教材。出版社作为主要编者单位和第一主编单位的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获奖教材分别为3项和2项,无作为主要编者单位和第一主编单位的高等教育类教材获奖。上述获奖分布情况反映,出版社的教材建设成果总体规模偏小、质量水平偏低、成效效益偏弱,作为教材编写主体的参与度不高。出版社作为教材建设的重要力量之源,对教育教材建设的重视度尚需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能力亟待提高,应该在新时代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二,出版社教材建设能力区域差异显著。统计发现,参与获奖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的出版社主要来自东部地区。从获奖教材的编写情况上看,作为获奖教材第一主编单位的出版社全部来自东部地区。作为获奖教材主要编者单位的出版社,近八成来自东部地区,来自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出版社均仅有1家。从获奖教材的出版情况上来看,75.90%的出版社来自东部地区,且92.50%的获奖教材由东部地区的出版社出版;东北部地区的出版社数量最少仅5家,西部地区出版社出版的获奖教材最少仅12.50项。不仅在数量上,东部地区出版社在教材质量上也占有绝对优势,所有的特等奖教材和95.00%的一等奖教材均由东部地区出版社出版。从省域上看,北京市的出版社教材建设能力最强。出版社作为第一主编单位的获奖教材超过九成由北京市出版社编写,出版社作为主要编者单位的获奖教材65%由北京市出版社编写。北京市出版获奖教材占获奖教材总数的82.83%,且10项特等奖教材均由北京市的出版社出版。另外,23家出版社获先进集体奖,东部地区占据20家,且北京市有14家。先进个人奖共8人来自出版业相关单位,其中北京市有5人。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教材建设方面,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京市的出版社展现出极强的实力,在三个奖项上占有绝对优势。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出版社教材建设整体偏弱,在三个奖项上均明显低于其规模在全国的占比。

其三,部委和大学出版社居中坚地位。从获奖教材的编写情况来看,出版社作为第一主编单位的获奖教材超过九成由部委和大学出版社编写,地方出版社仅编写4项获奖教材,且获奖教材全为基础教育类二等奖。部委和大学出版社作为主要编者单位的获奖教材共74.66项,占出版社作为主要编者单位的获奖教材总数的62.90%,地方出版社作为主要编者单位仅编写了44项获奖教材。从获奖教材的出版情况来看,部委和大学出版社共出版了899.50项获奖教材,占比超过90%,且特等奖获奖教材全由部委和大学出版社出版。地方出版社出版了99.50项获奖教材,且近九成为二等奖。另外,就获奖教材的类别来看,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获奖教材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类教材,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高等教育类出版获奖教材较少,共10项。在具体出版社分布上,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基础教育类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高等教育类教材建设方面成效明显。而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基础教育类,中国人民大学在高等教育获奖教材最多。在地方出版社当中,上海教育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等教育类出版社表现较为突出。

其四,以新教材为主,但新形态教材偏少。对获奖教材出版的版次进行分析,在基础教育类获奖教材当中,第1版教材项数最多,共172项,占比76.44%;第2版教材次之,共27项,占比12.00%;版次在4次(含)以内的教材合计占比为96.89%。对于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类教材,第1版、第2版和第3版教材占比均超过20.00%,版次在4次(含)以内的教材合计共占比为92.60%。而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第1版、第2版、第3版、第4版的占比分别为14.29%、21.80%、19.80%、13.87%,版次在4次(含)以内的教材合计共占比为69.26%。从教材表现形式看,数字化、立体化、信息化等新形态获奖教材偏少,共12项,占比仅为1.20%。其中,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类9项,高等教育类3项,基础教育类无新形态获奖教材。从上文可以看出,获奖教材当中以新教材居多,体现了近年来随着国家课程教学改革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新教材的开发和建设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同时,获奖教材当中新形态教材偏少,当今社会已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传统的教与学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何推动数字化教材建设,促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促生形成面向未来的教材新生态任重而道远。

新时代出版社教材建设与出版的建议

面向新时代,在教材编写、出版和管理工作中,出版社要充分考虑教材工作的思想性与学术性、传统性与时代性、规律性与科学性、数字化与立体化、创新性和服务性,以加快推进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思想性与学术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的评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为基础教育类3个特等奖获奖教材之一,该书是贯彻党中央对三科教材统编、统审、统用的要求,教育部于2012年启动组织编写,2019年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覆盖使用,重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必修教材”是高等教育类4个特等奖获奖教材之一,该书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大脑[1]。

思想性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一是要贯彻和落实党的出版和教育方针,体现国家意志,落实国家事权。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贯穿于教材建设始终。三是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学术性就是要遵守学术规范和追求学术创新。遵守学术规范,指的是强化学科知识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应展现知识和理论的出处和演变过程,科学、准确和完整地反映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实现知识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相统一,建构形成清晰完整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追求学术创新,指的是在呈现传统经典知识内容的同时,应立足学术前沿,追求学术创新,及时吸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体现学科和行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实现基础性和适应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第二,传统性与时代性。教材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教材建设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2]。一是须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其的深度挖掘和阐发,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崇尚英雄气概,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聚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二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融入世界并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文化科技优秀成果,博采众长、汲取营养,并在交流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注重科学创新和综合运用,促进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方面,教材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3],坚持稳定性和时代性相结合,正确处理内容知识的稳定性与内容选择的灵活性、开放性、先进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保持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和知识的连续性,维护教材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教材内容频繁变动,会对教师的教学产生影响,降低教学质量,还会影响学生学习的连续性,影响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同时,应注重和保持不同学科、不同教育类型教材之间的横向配合和不同教育阶段教材的纵向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教材体系。另一方面,教材工作应具有引领性,须具备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和国际化全球视野,体现时代特征。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学术创新发展需要,适时对教材进行修订和完善,及时吸纳新知识,对不合时代发展要求或随着科技发展有错误的知识进行删除。应做好教材建设的规划工作,定期开发新教材,以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第三,规律性与科学性。提高质量是当前教材建设的核心内容。如何提高教材质量,从首届教材建设奖获奖教材来看,必须在把握教育规律、提升教材的科学性上下功夫。一是应始终尊重教育规律,做到以生为本。教材工作须全面贯彻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新精神,与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和课程体系改革的新要求相一致。应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应遵循教材建设规律,体现教材的学段和学科特性。探索新时代教材建设规律,尊重规律和遵循规律,才能行动自觉、事半功倍。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教育类型的教材建设也不尽相同,教材建设的规律性还体现在教材学段特点、学科特性和教育类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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