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大任 弘毅致远

语音智能和人机对话，是一项技术层面的发明创造，需要坚实的科学理论作后盾，人机对话中至为关键的两个环节——语音识别与语音合成，其理论基础便是实验语音学。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带领中国语音学研究取得突破性重大成果的人，是一位饱经世事沧桑且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世纪老人——吴宗济。

由鲁国尧先生策划并作序、吴宗济先生口述、崔枢华先生记录和撰文的《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于2022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让我们随着这本书走近吴宗济的传奇人生。

天降大任苦心志

吴宗济先生的家族极富传奇色彩。其父亲吴永“博涉经史，工绘画，通音律，擅长摹刻汉印”，并曾因救驾慈禧太后有功而备受朝廷青睐。吴先生的前母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珣，其生母盛翰玉则来自当时在政治、经济上对清朝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盛氏家族。

吴宗济的一生同样铸就了一个传奇。从清末到新世纪，吴先生的百年人生中，除治学外，他入过伍，从过政，经过商，时间跨度之大，人生经历之曲折，人际交往之复杂，世事见闻之博杂，兴趣爱好之广泛，学术研究之丰硕，无不让人叹为观止。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文化名人，诸如曹禺、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刘半农、冯友兰、费孝通、陈寅恪、钱钟书、杨绛、阮玲玉、聂耳、田汉等，与他都有着直接的交际往来。

吴宗济先生一生经历大起大落，遭遇一波三折，然而在起落与波折的背后也“动其心”“忍其性”“增益其所不能”，使其能在关键时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历经百年岁月的颠沛流离，却于古稀之后屡创新功。吴先生一生著述共计59种，其中49种完成于70岁之后，“70岁到79岁，有12种;80岁到89岁，有25种;90岁以后还有12种”，可谓名副其实的“大器晚成”者。其研究成果为中国实现“人机对话”、为“科大讯飞”的诞生提供了语音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一书撰文者崔枢华先生，本着“先史后文”的作传原则，历时十载，呕心沥血，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完美地记述了吴宗济先生精彩纷呈的人生传奇。崔先生认为，这本书写出了吴先生的“真实经历、真实思想、真实感情、真实品质、真实信仰、真实见解，甚至真实的遗憾”。“真实”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与亲和感，同时也使之具有了更为强大的思想感染力，是一部有力量的口述史。

恢弘铸就磐石根

鲁国尧先生在“跋”中引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评价吴宗济先生为“理想中的学者”：“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

吴先生从小兴趣爱好广泛，读书、照相、电影、音乐、语言、诗词、书法、绘画、旅游等，真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且能与时俱进，毫无时代隔阂。广泛的兴趣爱好让他从小就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深入探索的欲望。

当年能考上清华，吴先生说是有着诸多的“机缘巧合”：时事考孙中山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他“刚好”前几天在街上买了把折扇，上面印的正是此项内容，因此有幸得了满分;国文考试中，他用自己感兴趣的文言文作答，“刚好”碰上了阅卷老师是偏爱古文的杨树达先生，因此又拿了满分;数学考试中的试题“碰巧”又跟历年考题里的某道题相近，因此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终他以总分第19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些“刚好”与“碰巧”，看似“机缘巧合”，其实又何尝不是吴先生自己勤奋博学的应有收益？

吴先生清华毕业后留校，工作轻松自在，但是他却不甘清闲，为了能进一步提起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他又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能顺利考取史语所，也恰恰得益于他小时候及清华读书期间参加乐队时的音乐积累。考试时，他的音韵学专业课优势虽不如其他考生，但笔试之外的一项加试，却让他脱颖而出——“听一段钢琴，把曲子用五线谱记下来”，因为此次招生要求学生协助做方言调查，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析调辨音的能力。加试的结果是：那些专业课成绩优秀的考生大部分都交了白卷，而他却拿了高分，并最终被正式录用。吴先生回忆说：“这件事看似侥幸，其实这里边也还是有些道理的。”“上学读书，书不能不读，但不能只知道读书，除了书本知识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学。那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技能、本领，不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学一些，因为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且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它们就会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你的人生轨迹。”事实正是如此，吴先生的这些音乐积累不只是在此次考试中发挥了作用，在他后来的实验语音学专业研究领域都帮了决定性的大忙。

吴先生所走的是一条跨学科的寻音之路，他和他的团队将语言学与物理学、生理学及病理学等结合起来进行语音的物理和生理实验，并将语音实验从实验室搬迁到现实生活中，借助言语工程学来解决信息时代语音识别与语音合成的现实问题。这些研究与其博学杂收的开阔思维都不无关系。

当然，吴先生的“弘”不只体现在学识上，还体现在人格上。吴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宽广的学科知识、宽广的人格胸怀和博大的仁爱同情心之上的。

吴先生一生起起伏伏，命运多舛，开阔的心胸让吴先生能够化繁为简，轻松地把生命中诸多看似复杂的关系归结为简单的义利之辨。吴先生身上有着极强的家国情怀和学术文化的使命感。在出访瑞典期间，与汉学大家高本汉的言辞交涉中，他意识到“站稳国格”的重要性，他曾义正辞严、据理力争，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做到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他出访欧洲归来所制造出的中国第一台语图仪，也是在打破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背景下完成的。

吴先生从小推崇徐霞客，爱旅行，希望自己能像古人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爱欣赏山光水色的性情却差点害了他，不过关键时刻也曾让他化凶为吉，这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凡事都具有辩证性。1938年初，吴先生从湖南往昆明撤退时，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曾遇土匪拦路打劫，其随身所携带的郑板桥亲笔字画及整箱的鸡血、田黄、寿山、青田之类的祖传珍贵印章被洗劫一空或被就地损毁，甚至还差点丢了性命，然而正是这次遭遇让他对父亲所信奉的“放下”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无奈，如果对什么都死死抓住不放，最后可能什么都抓不住，甚至有一些关卡，就成了自己无法通过的关口。让人欣慰的是，热衷游览名山大川的爱好，使他又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阴差阳错”地逃过一劫，侥幸没被打成右派。

吴先生于1956年归队史语所，被委任以副研究员的资格，在此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比他年辈晚的同事都先后成了正研究员，而他却迟迟没有晋级转正。吴先生说：“现实社会中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呢？谁能完全离开名和利呢？我对名利这类东西，不过是比一般人看得明白些，看得淡些而已。”

“文革”期间，吴先生曾被下放到河南农村进行劳动改造，那时他已年满60岁。别人不愿意，吴先生却高高兴兴地去了，不但不反感，反而还有些向往，尤其是当听说那里需要自己动手盖房子时，“就专门跑到前门外，买了一箱子木工工具，刨子、凿子、锯子、锤子等，都拣最好的买”。他想利用这次下放农村的机会，好好学学木工活儿。果不其然，这次劳动改造不仅让吴先生学会了一门新的木工手艺，更是让他的生命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大量的体力劳动帮他医好了一身的病痛，让他重新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让他“重新树立起了要做和能做出一些事情的信心”。

道阻且长毅致远

学术研究之路是曲折漫长的，人生之路更是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坎坷与苦难。1935年10月，时年27岁的吴先生放弃了清华大学轻松优越的工作，选择了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去研究既需要坐冷板凳，又需要走出书斋，借助各种仪器设备来从事研究的实验语音学。这一选择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并为其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了重重磨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史语所开始奉命从南京向大西南撤退。吴先生拖家带口，历尽千辛万苦，从南京到湖南，再辗转至云南昆明，毅然决然地追随赵元任先生。1940年春，迫于某种复杂人际关系的压力，刚过而立之年的吴宗济不得不离开自己所钟爱的史语所，而等他再次归队时，却已是1956年的夏日了，吴先生也已到了48岁近乎知天命之年。

从1935年秋吴先生考入史语所开始，到1940年春离开史语所，这前后四年半的时间里，吴先生先后跟随李方桂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到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方言，并与丁声树等师兄弟一起完成了两湖方言调查报告的初稿。吴先生在这几年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不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还找到了从事方言学、语音学研究的关键门径，当要离开自己所热爱的语言学研究事业时，他是满怀遗憾和心痛的。

从1940年春到1956年夏，在离开史语所的这16年里，吴先生个人历尽了沧桑，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从事着各种杂事，“我失过业;在国民党军委会运输统制局，以上校科员的身份管过仓库;在‘节约建国储蓄劝储会’做过主任干事;在敌伪产业处理局当过科长、专员;也搞过幻灯、电影、电台，搞过科学仪器、电影器材的进口，等等”。这16年漂泊无依的生活，到底是多么大的毅力在支撑着他前进？

1956年，受罗常培先生之召，吴先生终于有了重新归队的机会，他毅然选择离开上海每月有几百块钱收入的优越生活，准备到北京大干一场。谁知这一选择，同时也决定了他后半生几近独身的生活方式。由于政治运动等原因，吴先生与续弦夫人孙氏在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中聚少离多，“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

1957年，吴先生有了去捷克考察学习的机会，为了能接触到更多先进的知识，在捷克考察结束时，他主动申请就便到东德、瑞典和丹麦继续学习。短短的十个月，他连续考察了四个国家，对当时国际上语音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有了大致的认识，并通过参加实验，大致搞明白了语音的生理和声学特征，掌握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在考察学习期间，他不只遇到了方特、约恩荪等多位国际实验语音学杰出研究者，而且还在那里争分夺秒地学习和复印了大量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为他回国后建立中国第一个实验语音实验室、制造中国第一台语图仪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新中国普通话推广以及现代语音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实用化做了大量的铺路工作。

看似一切都步入正轨了，前途一片大好！然而，让吴先生没想到的是，他的研究事业却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起来。吴先生虽然因出访欧洲临时躲过了被划为右派的一场劫难，但他回国之后却依然在运动中被批为“牛鬼蛇神”，并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一直到改革开放来临，吴先生才真正有机会开始大展身手，从事自己所热爱的语言学研究事业。然而，“‘文革’结束了，人虽然熬过了这一场劫难，但我们原来的事业，原来的研究，几乎全都荒废了”，一切研究几乎都得从零开始。

何其漫长的寻音之路，吴先生用他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便可以从心底生发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吴先生“恍惚感到，国家正面临重大的转折关头，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他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所钟爱的实验语音学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因此他开始鼓起劲头，准备在新的形势下整装待发，重新上路！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开设实验语音学选修班培育新生力量，同时又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学习。

也许正是因为不忘初心，吴先生才具有如此顽强的毅力，在迟暮之年也能保有老骥伏枥、只争朝夕的精神气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