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摘 要：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中小企业；企业效率；企业创新；新三板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区域创新效应研究”（42201195）。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6-0030-017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6.003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贺信中指出，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当今我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培养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形成细分行业的“小巨人”，改变部分领域国外企业的垄断局面，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企业效率［1］，中小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尤为关键。企业效率的实质是投入产出比，高效意味着企业有较优的成本投入和规模产出，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和收益能力，也是衡量其是否处于健康发展状态、是否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指标。然而，面临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形势愈发严峻，严重制约了其健康发展与效率提升。202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改委等十九部门发布的《“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中也指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小企业效率是备受关注且亟待提升的目标，而金融支持不足则是制约其效率提升的重要掣肘。

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理念与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相契合，能够填补传统金融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不足，更好地提供金融支持。资金的趋利性会促使它向投入产出效率高的企业流动［2］，也要求企业不断提升自身效率。为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命题。现有研究已证实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3-4］、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价格［5］、促进中小企业创新［6-7］。中小企业效率作为企业竞争的核心［8］，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以此提升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值得研究。已有研究基于深圳创业板中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提升中小企业经营效率［9］。然而，鲜有研究基于新三板上市企业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而新三板作为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开展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中小企业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的效应研究、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参考价值。

一、理论分析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并分别从宏观、微观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以何种路径影响中小企业效率，提出企业创新效应和金融优化效应两种路径。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

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下，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发展而来的数字金融在发展之初就表现出了较强的“普惠性”。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即包容性金融，旨在让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中小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弱势群体能够进行更加便利化的融资［10-11］。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获客难”“风控难”等问题［12］，而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这两方面矛盾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思路［13］。在“获客难”方面，金融科技平台以“长尾效应”能触及更大范围的客户群，同时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出目标企业，缓解了传统金融领域的“二八”定律［14］，解决了传统金融领域存在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在“风控难”方面，数字化平台能够记录客户的“数字足迹”，为中小企业积累信用，为其获得金融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数字金融能够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企业效率是企业所有投入要素与产出要素的比率，以此判断企业是否实现产出最大化或投入最小化。中小企业效率是其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受到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支持、贸易因素、资本深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5］。其中，金融资源配置会对企业效率产生重要影响［16］，而目前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融资效率普遍偏低，制约着其增效降本和提质升级［17-19］。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效率相关的研究普遍认同“金融促进论”，即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效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20-22］。从企业效率的实质分析，投入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门槛，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便利化的融资途径，降低了企业借贷成本及信息获取成本；产出方面，中小企业以融资发挥负债的杠杆效应，凭借规模效应获得更大产出。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会减少中小企业投入同时增加产出，从而促进中小企业生产率提升。此外，数字金融还能显著改善劳动力错配的问题，从而提高中小企业效率［23］。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因“数字性”而存在的“数字鸿沟”导致中小企业对数字金融服务存在接受障碍［24］；或者可能由于“思想固化”和“习惯陷阱”不愿接受数字金融服务，导致其对数字金融服务的接受能力和意愿不足，继而导致数字普惠金融无法对其效率提升产生显著效益。此外，根据“新新经济地理学”提出的“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表明城市对企业存在“择优”行为和“去劣”行为［25］，意味着中小企业面临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只有通过增效降本、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才足以在庞大的市场中存活下来。相反，数字普惠金融提倡“普惠性”“包容性”，一定程度上与中小企业增效降本过程中所表现的“竞争性”相矛盾。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

1.企业创新效应

从微观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背景下普惠金融的新发展形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平民化、便利化、惠民化的金融服务。例如，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金融领域，有效地实现了“三升两降”（即提升服务规模、改善服务体验、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成本和金融风险），并在识别目标投资对象、控制风险上表现突出。尤其在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的情境下，大数据等技术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其中“获客难”“风控难”的矛盾。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长周期、高投入的特征［26］，而中小企业受到企业规模、融资困境的限制［27］，往往会约束其进行技术创新活动，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以金融支持效应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28-29］，拓宽融资来源和资金规模，助力其增加研发投入、致力于更具变革性的创新活动，从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无论是中小微企业、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都有助于企业创新［6，30］。而技术创新是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致力于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的企业往往有更高的生产效率［31-33］。因此，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科技创新这一渠道对中小企业效率产生提升效应。

2.金融优化效应

从宏观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改善城市传统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中小企业生产效率。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金融化和金融数字化的过程，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来自科技公司，传统金融机构也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新兴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金融领域，拓展和变革了传统金融服务的领域与模式。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传统金融业务需要通过设置机构网点提高其覆盖广度，但机构网点建设的高成本导致传统金融业务难以渗透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因而金融活动主要集聚在大城市，继而导致各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传统金融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更加“力不从心”，但数字金融为传统金融服务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视角，以其“包容性”帮助欠发达地区、小城市的传统金融无法触及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颠覆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数字金融作为非正规金融市场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市场（如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触及的“空白”。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在银保监会的倡议下，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始终坚守“支农支小”的地位，并不断以数字技术赋能服务模式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仍将保持以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因而传统金融机构仍然是未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供的主体。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优化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进而提升中小企业效率。

二、研究设计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县域金融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本文构建2015—2019年新三板中小企业的面板数据，选择合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1）（2）（3）式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中小企业效率的微观机理（企业创新效应）；（1）（4）（5）式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中小企业效率的宏观机理（金融优化效应）。式中：被解释变量nthetaipt、解释变量difpt、控制变量Xit和Cpt的涵义与式（1）相同，patit为第i个企业第t年的创新水平，作为检验微观机理的中介变量；tfinp，t+1为第p个城市第t+1年的传统金融水平，作为检验宏观机理的中介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选取企业创新水平（pat）和城市金融水平（tfin）作为中介变量。企业创新水平为企业专利数目，传统金融水平为企业所在城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市传统金融水平提升需一定时间，本文城市金融水平取t+1期值。

（二）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1.中小企业效率测度及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用2015—2019年新三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利用超效率CCR-DEA模型（以投入为导向）测度中小企业生产率。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测度多投入和多产出的效率评价常用方法，超效率DEA可以避免因投入和产出的松弛性问题而造成的缺陷。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并参考已有研究［35］，构建中小企业效率测算指标评价体系，主要包括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其中，投入指标包括企业年末员工数目、资产规模，产出指标为企业营业收入。DEA效率测度方法利用线性规划方法、通过投入和产出指标来评估多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在传统的DEA模型中，高效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为1，非高效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则介于0到1之间，但无法进一步比较高效决策单元的效率高低。超效率DEA模型可以有效区分和排列多个高效决策单元。考虑到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并参考已有研究［36］，本文采用了投入为导向的DEA-CCR超效率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分析中小企业效率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总体而言，地处东南沿海或行政等级高的发达城市的中小企业效率更高，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集聚经济使得企业间产业链合作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与“新新经济地理学”提出的选择效应假说相一致［25］。与此同时，个别二三线城市、边缘城市中小企业效率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区域内企业数目少而个体效应明显，导致部分效率高的中小企业对所在地区的影响突出；另一方面是部分城市中小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在细分行业精耕细作，成为特定领域的“隐形冠军”，从而带动整个地区产业的高效运行。从动态变化视角，2015—2019年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地理分布覆盖逐渐变广，北方城市、中西部城市新三板上市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发展势头猛，部分中西部地区企业效率提升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