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结构、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水平

摘 要：将2003—2009年的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匹配，基于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对于三类污染物排放水平，不同所有制企业有异质性表现；总体上，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更好的环境效应；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助于各类企业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在同样环境规制强度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减排效果比其他类型企业更显著。研究结论为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环境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为我国的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税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所有制结构；环境规制；污染水平；环境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理念下我国环境税的政策效应评估与深化改革研究”（22BJY132）。

［中图分类号］ F81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8-0006-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8.001

当前我国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繁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1］，要求“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1］。在倡导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探寻引起环境问题的各方面原因显得尤其重要。从经济学界看，实证考察影响我国环境污染因素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为解释当前我国环境污染提供了很多不同层面的解释。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国环境污染因素的文献来看，大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展开的研究。该假说由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 Krueger）首次提出［2］，该假说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环境污染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彭水军和包群较早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与污染物的选取和估计方法有关［3］。蔡昉等以SO2排放作为污染物指标的研究发现，中国GDP与环境污染间整体上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4］。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单独采用温室气体的排放来检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5-6］。

第二，“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所”假说。这是分别由马库斯（Markusen）和安特维勒（Antweiler）等学者从外贸和外资的角度提出的两种相反假说［7-8］。“污染光环”假说认为外贸外资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许和连和邓玉萍的研究最早验证了这一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9］；盛斌和吕越基于我国36个工业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10］，高磊等学者基于川渝城市群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也都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11］。而与此相反的是，“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为吸引更多的外资，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环境标准和采取宽松的环境管制手段，会使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杨万平和袁晓玲、金春雨和王伟强研究都发现外贸和外资会恶化中国环境质量，即满足“污染避难所”假说［12-13］。

第三，财政分权视角的研究。在中国式财政分权和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为发展本地经济及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地方政府通过放松环境管制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由此导致我国环境质量下降［14-15］，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中国式分权下地方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加剧作用［16-17］。但郑洁等学者基于动态视角，发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以负向的替代效应为主，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则转以正向的收入效应为主［18］。

虽然现有文献为我国环境问题提供了上述诸多解释，但国内还少有文献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所有制结构也可能是影响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环境效应如何？国企污染排放水平是否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哪类企业对环境污染具有更大的恶化作用？国内一直缺少这些方面的研究。就国外文献而言，贝拉迪和赵（Beladi & Chao）、萨哈（Saha）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私有资本的引入提高了总产量并由此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但其结论缺乏相应的实证支持［19-20］。李（Lee）基于污染管制实践数据，实证发现公共企业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更倾向于减少污染排放［21］。在以中国为对象的少量研究文献中，王华等学者基于我国三个城市的企业调查微观数据发现，国有企业在环境治理上表现最差，其次是私有企业，外资企业表现最好［22］。卢现祥和许晶基于省级层面宏观数据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工业污染排放最严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几乎一致［23］；杜雯翠等学者以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行业国有化程度越高，水环境污染排放水平越低［24］。张国庆和李卉采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认为企业民营化水平提高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出污染物的排放［25］。上述可见，对企业产权属性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需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污染物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由上可见，目前研究企业所有制结构与我国环境污染水平的现有文献还很少，同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或行业面板数据［23-25］，相对而言较为粗略。而采用企业调查微观数据的研究又仅调查了三个城市的部分企业［22］，代表性不足。二是在所有制类型方面都没有完整涵盖国有、集体、民营和外资这四种类型。三是有些文献针对单项污染排放（如水污染）的研究［24］，有些文献则分不同污染物分别研究［23，25］，但都缺乏对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的研究。与现有研究所不同的是，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地级市数据进行匹配，采用中国2003—200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检验了四类企业所有制结构对污染排放水平间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与特色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将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地级市数据进行匹配，从而将研究样本由省际层级推进和细化到地市层级；二是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注册类型信息，首次完整涵盖了国有、集体、民营和外资这四类所有制结构；三是本文既采用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来衡量地区的污染排放水平，从而对不同的污染物分项研究，又通过构造环境污染综合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且能从总体上说明所有制结构对地区污染水平的影响；四是本文还同时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对所有制结构环境效应的影响，以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环境税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

二、研究设计

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根据各企业所在地址信息及企业财务详细信息，将该数据库与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匹配，并计算各城市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①工业总产值占所在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而得到各城市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变量。在数据处理方面，剔除了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选取了2003—2009年中国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共计1 321个有效观测值②。城市方面的其他数据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与CEIC数据库。

（一）模型设计

为考察企业所有制结构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本文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引入城市企业所有制结构变量来考察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设立系列双向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方程式（1）～（4）：

Pit=α+β1×SOE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Zit+Cityi+Yeart+εit（1）

Pit=α+β1×COE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Zit+Cityi+Yeart+εit（2）

Pit=α+β1×PE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Zit+Cityi+Yeart+εit（3）

Pit=α+β1×FEit+β2LnGDPit+β3Ln2GDPit+β4Zit+Cityi+Yeart+εit（4）

其中，下标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Pit表示地区环境污染水平。SOEit、COEit、PEit、FEit分别表示城市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反映了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属性。LnGDP为人均产出水平的对数值，通过各城市的GDP指数将其换算成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由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2］，因此在模型中加入该变量的平方项，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假说。Zit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其他控制变量。Cityi和Yeart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水平（P）。在构建环境污染水平指标上，目前主要有这几种方法：一是直接采用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这三类污染物的排放总量［27］；二是采用单位非农产出的污染排放量［28］；三是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29］；四是采用不同的权重方法来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30-31］。考虑到各类污染物外溢性程度存在差异，采用综合指标无法体现所有制结构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且构建污染综合指数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权重选择方法的影响。此外，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水平角度看，采取单位产出的平均污染水平相比于人均污染水平或排放总量更为合理。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污染排放水平，并对这三个指标取对数以减少异方差的影响。此外，再构建污染综合指数来作为稳健性检验。

主要解释变量：所有制结构（SOE、COE、PE、FE）。本文基于2003—2009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计算该变量。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全国所有的国有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并且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高达98%以上，因此采用该数据库来计算中国城市所有制结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中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组成国民经济的四个主要成分。因此，我们分别计算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SOE）、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COE）、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PE）和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FE）来反映所有制结构。我们借助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行政区代码以及电话区号指标来识别各企业所属城市，并将计算所得到的各地区各年四类企业的占比与地级市数据进行匹配。

参考相关文献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模型（1）～（4）中的其他控制变量（Zit）包括：一是产业结构（Struc），由于第二产业是“三废”污染物的主要排放产业，因此以第二产业总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进行衡量；二是环境规制强度（Regul），以每单位工业总产值的环境治理投资额并取对数值表示，其指的是在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随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主体来源已由政府过渡为企业［32］，该值越大，表示该地区企业所需承担的单位污染治理投资费用越多，因此其面临的环境规制也就越严格①；三是技术水平（Ln（K/L）），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的做法［9］，采用资本劳动比来度量一个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其中资本劳动比用资本存量除年末就业人数得到，资本量参考张军等学者采用“永续存盘法”进行计算［33］，以2003年为基期，折旧率为9.6%，劳动力水平用各城市年末就业人数衡量；四是财政分权度（FD），借鉴郭庆旺和贾俊雪的做法［34］，采用财政支出分权指标=fdc/（fdc+fdP+fdf）来进行衡量地方财政分权度，其中fdc、fdp、fdf分别表示城市、省级和中央的人均财政支出。此外，为了尽可能消除遗漏变量产生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使估计结果更加稳健。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考察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依前文的基准回归方程式（1）～（4），本文分别估计了国有、集体、民营和外资这四类企业所有制结构对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本部分将首先报告基准回归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接着，考察环境规制强度这一调节变量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最后，拟通过构建污染水平的综合指标来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企业所有制结构与污染排放水平

依据基准回归方程式（1）—（4），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具体分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