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难点堵点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本期嘉宾

黄海

成都市科技局成果转移转化与创新创业服务处处长

王旭

成都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员

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今年全市科技创新工作的“一号工程”，成都将从深化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创新平台牵引作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转化服务体系建设4个方面加强政策支持。

《先锋》本期聚焦成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点、热点问题，邀请成都市科技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科技创新领域研究专家，共同探讨如何着力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以高水平供给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

先锋：当前成都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建设现状怎么样？

黄海：成都历来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在体制机制上敢为人先、敢于突破，在全国率先开展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创造了科技成果管理改革“小岗村”经验，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体制机制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在制度建设上，出台了《成都市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全面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成都市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促进科技成果在蓉转化实施方案》，聚焦职务科技成果分割确权、资产管理、收益分配、平台建设、服务体系等环节，作出系统安排部署，提出系列创新举措。同时，出台《成都市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资助管理办法》，鼓励高校院所科技人员专兼职创新创业并取得合法报酬；出台实施科技“三评”改革方案，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推动成果转化绩效、代表性成果成为职称评审、人才评价重要依据，推动成都理工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等设立“成果转化岗”“以成果转化为主型”职称类别。

成都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今年全市科技创新工作的“一号工程”，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推进。一是研究制定《成都市进一步有力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措施》，在建设成果转化中试平台、打造转化服务生态集聚区、组建以成果本地转化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等方面制定出台28项具体政策措施。二是建立成都市重大成果转化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为召集人，统筹各区（市）县、市级相关部门、在蓉重点高校院所和服务机构，协同推进重大成果转化工作。三是组建科技成果转化专班，由市科技局牵头，相关市级部门、市属国企、各区（市）县、技术转移机构等共同参与；制定《成都市“校企双进·找矿挖宝”科技成果对接方案》，梳理目标高校院所164家、一流学科200个、国家级创新平台300个，常态化开展成果发现、挖掘、策划和转化服务。

先锋：成都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支持技术经纪人职称评定等政策，其中的考量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还存在哪些不足？

黄海：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初衷，源自迫切的现实需求。成都拥有包括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在内的一批高校、院所和创新型企业，聚集了大批科技人员。如何调动这些高校、院所、企业以及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一直是科技体制改革关注重点。成都探索的以事前产权激励为核心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明确职务科技成果的权利归属，消除因职务成果是国有资产而“不敢转”“不愿转”的顾虑，是探索“产权驱动创新”路径、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通道的创新举措。

具体实施上，“混改”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由单纯的国有改变为单位、个人混合所有，将“先转化”改变为“先确权”，通过对科研人员给予成果产权奖励，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最先一公里”的问题，有力推动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过探索完善“先确权、后转化”的模式，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决策机制、分割确权、配套制度、操作流程、利益分配等方面不断探索，进一步丰富完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体系。

开展改革试点以来，各个试点单位围绕加大科技成果在川转化奖励力度、探索非国资化管理制度、建立成果转化人激励机制，推动赋权改革相关资产管理和风险防控机制等正展开多方探索，激发创新活力和释放创新潜力。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4所高校入选国家首批专项改革试点，占全国10%，完成职务科技成果分割确权637项，新创办科技企业182家，带动社会投资111.89亿元。37家在蓉高校院所和国有企业入选四川省专项改革试点，试点单位占全省82%，累计完成分割确权1300余项，新创办科技企业530余家，带动社会投资近300亿元。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统计，2021年，在蓉的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均进入全国高校50强，四川大学成果转化合同额超过20亿元。

技术经纪人是既懂科技又懂经济，还熟悉市场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与成都技术转移旺盛的市场需求相比，目前成都技术转移人才队伍还存在专业人才短缺、开展技术转移积极性不高、专业化程度不够等问题。比如，技术经纪人社会认同感不高、获得感不强、发展空间不足。现行人才评价体系缺少对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人员、技术经纪人等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行业薪资方面的激励，成果转化机构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强。成都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制定出台了《成都市技术经纪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办法》，在全国率先出台专门针对技术经纪人职称评定办法，明确技术经纪人评价标准，成立了评审委员会。目前，正在制定实施技术经纪人队伍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大技术经纪人专业培训。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已开展技术经纪（经理）人培训8场次、新培训技术经纪（理）人近450人，全市持证技术经纪人已超过1000人，培训场次、人员都显著超过以往年度总量。

先锋：下一步政策措施着力点是什么？

黄海：下一步，成都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建设方面将持续深化“加码”。一是加快推动市委科技委组建工作，加强对成果转化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督导，构建全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大格局。二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制定实施《成都市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行动方案》。三是深化科技成果评价改革，加快出台《成都市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机构管理办法》，探索建立规范化的第三方评价制度，将成果转化绩效纳入职称评定、评价内容。四是深入推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推行科技人才代表性成果评价、以团队为基础的整体性评价制度，等等。

平台牵引带动

先锋：科技创新平台具备什么样的功能特点？在实现科技和经济融合互促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王旭：从功能分类来看，科技创新平台主要可划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科技平台。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探索为核心导向，旨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服务推动国防科技创新，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石，在实现科技和经济融合互促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创新策源地”角色。近年来，成都加快建设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加快构建“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新型实验室体系，承担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工程化研究，探索“创新策源+成果转化”协同创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向产业链转移转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二是产业创新平台。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核心导向，旨在面向经济主战场，着力突破重点产业“卡脖子”“国产替代”等核心技术，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枢纽，在实现科技和经济融合互促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核心增长极”角色。近年来，成都加快推进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先后落地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端航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有力支撑成都推动8个产业生态圈、28条重点产业链建圈强链，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入融合，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全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是功能服务平台。以加速创新要素流动、提高科技资源利用率为核心导向，旨在打造科技创新全链条服务生态，着力推进创新成果就近就地应用、赋能创新型企业成长，是实现创新资源高效配置的核心支撑，在实现科技和经济融合互促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创新加速器”角色。今年以来，成都加快成果转化中试平台等功能服务平台建设，研究制定《成都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资助管理办法》《成都市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推进文澜智谷等中试平台建设，推动成都高新区率先打造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青白江区打造“一带一路”中试产业基地，成果转化服务链不断完善。

陈宪：科技创新平台是创新成果源头供给的重要保障，也是激活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创新驱动的有效载体。其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优化整合配置资源，促进资源的汇聚、融合，释放资源的效能，实现对科技成果的赋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从创新主体的角度延展来谈，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多年以来，中国的科技创新主要沿着两个路径前行。其一，科研机构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其二，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前者以“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上海为代表，科技创新需求主要来自政府主管科技或与科技有关的机构，做出来的成果再寻求转化；后者以深圳为代表，科技创新需求主要来自市场，也就是来自企业自身。早在2005年，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做过一项调研，结果表明，深圳科技公司97%都是通过需求导向模式开展创新的。当前，深圳已崛起了一批各种规模的高科技公司，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已形成比较完善的整合科技与产业于一体的创新生态，产生了一批创新和新兴产业集群。以深圳为代表的企业主导的自主创新模式，有着高于其他创新模式的创新效率。2021年，反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每万人授权专利数量，深圳在GDP总量超过5000亿元以上的54个城市中位居第一，就是一个证明。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创新效率决定着创新成果的高质量和创新活动的可持续。此外，近二三十年来，与创新有关的组织发生了与社会分工有关的深化，出现了专司投资创新项目的创业创新投资（创投）基金。也就是说，与创新有关的主体，除了创业者、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又增加了投资家。这一专业化的深化，大大分担了创新主体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创新投入的来源问题。这些年来，创投基金也创新了投资方式，主要是从财务投资到战略投资，直接持有创新公司的股权，甚至参与创新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事实上，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投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奔着这个成果而来的。所以，从社会分工引出创投基金，也意在说明，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创新项目，都是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减少转化的过程。

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强化，将决定科技创新模式的市场化程度，进而决定科技创新的效率；将决定更多的制造型、服务型企业向科技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转型，进而使企业实现从生产链主导到创新链主导，并实现创新链的全流程整合；将决定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加大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对于加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创新活动效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先锋：如何理解在科技创新平台牵引带动作用下，成都探索转化模式推进原创成果“沿途下蛋”“沿途孵化”？存在哪些难点堵点，如何破解？

王旭：“沿途下蛋”“沿途孵化”是一种高效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模式。“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模式，助推大科学装置诞生科技成果“金蛋”，并将其“孵化”成功走向市场，缩短科技成果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化的时间周期。

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建立协同创新机制、设立转化应用基地、建立创新转化基金等方式，构建“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楼上”科研人员利用大设施开展原始创新活动，“楼下”创业人员对原始创新进行工程技术开发和中试转化，推动更多科技成果沿途转化，并通过孵化器帮助创业者创立企业，开展技术成果商业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