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载东台知县魏源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秋的一天，一艘由江苏扬州开出的帮船，沿着运盐官河驶过海道口，在东台城西的商盐码头靠岸。船上走下来一位中等身材官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他就是东台新任知县魏源。

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湖南邵阳隆回县司门前人。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魏源随父来到京师入国子监。1820年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魏源来到南京清凉山下乌龙潭边购地建三进草堂，便长年居住于此，其间他与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往来甚密，其名著《海国图志》即在此撰写完成。

一

1844年2月，迫于谋取一官半职之薪俸养家糊口的压力，51岁高龄的魏源不得已接受朋友的规劝，再次忍辱，第五次走向科举闱场。这次会试的“四书”题出自《孟子·告之章句上》，以“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这14个字为题。魏源文思如潮涌，严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一气呵成，写就一篇时文。这一次，终于拨云见日，考中进士第19名。远在新疆戍所的林则徐闻听好友魏源中榜，不禁喜而赋诗以相贺。

据说当时魏源的文章获得了阅卷考官“劲扫千军，倒倾三峡”的批语，但谁知主考官看了却再生波折，以“磨勘稿草模糊”，即以其试卷草稿字迹模糊为由，罚其停殿试一年（延期一年殿试）。魏源满腔屈辱和悲愤，写出了一组揭露科举制度弊病的政治讽刺诗——《都中吟》13首。在诗中，魏源以“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嘲讽只要能写上一笔秀丽的小楷，能胡诌几首八韵诗，就可以当上文武将相，而且“官不翰林不谥文，官不翰林不入阁”。然而，由这种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又有什么用呢，只能让他们“润色承平”，装装门面。魏源的忧愤之情可见一斑。1845年春，魏源补行殿试中恩科（于正科外皇帝特恩开科取士）三甲，93名进士，奉旨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

据当时传说，魏源上年考中进士后，主考官、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1782—1856，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是当时掌握实权的大学士，因此“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有意将魏源罗致手下。但魏源非常鄙视这个“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大奸似忠、伪学伪才”的顽固派首领，痛恨他在鸦片战争中主张议和、排斥构陷林则徐、重用投降派的丑陋行径，因而对他“漫不为礼”，不愿意走投靠“穆党”升官或者留京重用的捷径，并为此付出了罚“停殿试一年”和中进士却不能点翰林这样沉重的代价。好友邓显鹤来信对魏源中试后却未能授职翰林院表示惋惜。魏源回信表示，入翰林史官并不是自己的志向，今日史官整日以蝇头小楷、俳体八韵为报国之能事，我厕身其间，何以为情？不如做一个亲民官，为百姓办点实事。

经过六次会试，52岁终于熬成进士，魏源此时内心还是很复杂的。从15岁进学，已过去30多年，魏源不禁自嘲为“中年老妇，再作新娘”，但考中总还是高兴的，“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游别海淀四首》其一，见《魏源集》）的诗句很是能够表达他的喜悦之情。虽已年过半百，毕竟踏上了真正的仕途。

二

此次，魏源奉命走马上任，暂时署理扬州府东台县知县一职，这也是他做幕僚十几年后第一次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东台知县的职责范围，大体包括管办全县水利路桥、县学书院、乡规民约、宗教慈善等，催办范公堤（北宋范仲淹在东台西溪担任盐官时修建的捍海堰）西各乡的田赋漕粮，处理全县刑民讼案和私盐案件等。东台沿海各盐场的产运销归各盐课司和分运司管理，然而由此引起的民事刑事案件却由知县管，知县却不能去盐场拘拿欠税灶户盐丁，不能影响盐业生产经营。因此，东台县这个知县并不怎么好当。《清史稿》说，东台县况“繁、疲”。比其上级扬州府“冲、繁、疲、难”少两个字。繁者，集镇繁荣，人口繁多，事务繁芜；疲者，荒滩疲敝，盐民疲惫，百姓有讼疲于奔命，县官场员疲于催税。魏源到任时东台建县已77年，面临着催收漕粮的艰难任务。到任东台前后半年多，这个知县的位子居然让魏源赔光了家中的所有积蓄。

当时，东台是江苏扬州府东部的一个小县，境内一条范公堤将东台县域东西一分为二，堤东地区为黄海盐碱滩涂，堤西地区为地势低洼的里下河地区，可谓地瘠民贫，农业经常歉收，朝廷规定的钱漕税赋（钱粮税收）征收愈加困难。

清代，漕运是国家税收的大宗，与盐务、河工同为东南的三大要政。而江苏是征收漕粮很重的省份，农民除了上缴正额的粮税外，还要缴纳耗米、轻赍（即弥补损耗外加征的少量资财）等附加税，而且鸦片战争后附加浮费更多于法定正耗税额，民户缴纳漕赋一石，实纳常常需要两石五六斗之多。折色纳银，实际上甚至需要“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在这样的重赋苛敛之下，加上来自地主阶级的田赋转嫁，广大农民根本无力负担，“田内所收不敷两税”，使本来就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农民更加雪上加霜。其结果，一方面是民众纷纷起而反抗，另一方面，“每大县额漕十万石者，止可办六万石”，以致“南漕岁岁缺额”。与此同时，地丁钱粮（按土地、丁口征收钱粮）的征收数额也无法保证。为此，州县往往采用挪移漕项赔垫地丁的方法以免处分，而这又造成漕项的严重亏空。在东台，历任知县也同样由此欠下了一大笔未完成的定额。前任知县葛起元就是因为滥征漕粮且过急而激起民变，差点酿成大祸，葛起元几乎被入狱，“交部议处，撤职发军，以儆怠玩”，故扬州府才急忙让葛起元卸任，委派魏源接任。

但是，东台县的钱漕是很难足额的，魏源一上任又赶上赋税清查，历任的亏空全都倒霉地落到魏源一人头上。

三

魏源到任东台后，礼贤下士，主动拜访了县内德高望重的耆老士绅，征求他们对治理地方的意见建议，同时惩办了一些奸猾恶棍，县民都很悦服，一致称颂“魏公勤惠，是爱我者也”。

魏源赴任前，扬州府告知，东台近年漕款滞迟，务须抓紧攒办，完成国帑（guó tǎng，国家的公款）。魏源到任后，方知东台的漕粮任务非常棘手，全县每年要上缴漕米19 000多石，外加征收来往于泰州、盐城、兴化三处漕粮收缴的90艘粮船运管费用，历任知县视之为畏途。漕运弊端重重，除了“俘收勤根”之外，还存在着“将值交卸，截串先征”的潜规陋习。有的官员就在离任前预先征税，将一笔财政暗亏的糊涂账留给继任者。

魏源接任东台知县，就遇到了这样倒霉的事。上一任知县极力征缴，却将征得的4 000两漕银全部带走，欠款悬挂在账。面对任务和亏空，魏源会集各乡铺的乡长铺董，了解情况，商讨措施。众人反映，近年西水东潮屡屡泛滥，粮食歉收，上年征漕过猛，再征将难以见效。魏源处于狠征苦民、缓征罹咎的两难境地。

魏源没有退缩，而是采取敢于担当、恩威并用的非凡手段。当时，一些民众还沿袭“挟长持短，聚哗”的老路子，聚众而来，吵闹抗税。魏源上任后宣布继续征粮的第二天，就有人击鼓喧哗，阻止征粮，守仓士兵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魏源当机立断，果断采取措施，亲自带士兵到闹事者前来的路上预先设伏，将为首的“擒十余人，置诸狱”，“众乃窜散”，突击抓捕了十多名挑头闹事人员入狱，其余抱头鼠窜而去，一举稳定了县城秩序，由此震慑了抗粮的民众。接着，魏源又出其不意地释放遣散了被抓的挑头闹事人员，且宣布既往不咎，使民众信服，愈益“感劝”，很快上缴漕粮，一场哗变也随之平息了。随后，他又改建书院，整顿育婴堂，救济孤寡老幼，为百姓传种牛痘，“一切善政，不可枚举”。

考虑到东台百姓多半以烧盐、捕捞为生，生活确实艰难，堤西农户既要缴田赋，又要缴漕粮，还要再缴盐课的水乡折价银，委实多重负担。魏源不忍再强讨复征，决计宽宥百姓，说服家人节衣缩食，宁可用自己的薪俸、前半生积蓄和全部家当换成银子垫赔前任所欠漕款，也不愿将这笔额外负担转嫁给无辜的百姓。最终，自己一贫如洗，艰苦度日。

四

针对聚哗抗漕事件，魏源通过调查，发现吏员中有与外界通风透气的情况。新官旧人员，换官不换吏。自己一人来此赴任，唯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方能以上率下，清风正气。于是他蘸墨走笔，撰写楹联，张贴在县衙内，以此勉励自己清廉善政、爱民利民，告诫下属循规蹈矩、便民为民。

题于庭柱上的联：

上有青天，一片冰心盟上帝；民皆赤子，满腔热血注民瘼。

题于门柱上的联：

民不可欺，常忧获戾于百姓；官非易作，唯愿推恩到万家。

题于正堂上的联：

安得民情常达；唯恐己过不闻。

三副楹联，六处提到百姓万家，反映了魏源心系苍生、造福百姓的赤子之心和严于职守、秉公办事的循吏之心。这几副楹联，现复制陈列在东台市城市展示馆内。如今，人们每每读罢此三副楹联，遥想魏公往事，无不感慨万千，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经此聚哗抗漕事件，魏源开始关注、思索征收漕粮这一最大难题，深刻地感受到了江南钱漕弊政的严重，于是撰成《钱漕更弊论》一文，呈交时任江苏巡抚李星沅，道出了自己对更革弊政的想法。指出，江苏漕费之大，州县之累，日甚一日。其弊有三，即明加、暗加、横加。1825年（清道光五年），行海运，停河运一年，旗丁以罢运为苦累，要求补助。1826年，河工大挑，空船截留黄河以北，旗丁又以守船受冻为苦累，要求补助。每苦累一次，则次年必求调剂一次，这就是明加之弊。一开始漕运帮费用制钱不用洋银，当时洋银每圆兑制钱八百文，所以州县官经常舍弃制钱而用洋圆以图省事。后来洋银价日益上涨（即银贵钱贱），兑费也随之增长，其用洋银之费已不可挽回，这就是暗加之弊。1839年间，四府粮道陶廷杰挑斥米色，骄纵旗丁，于是两三年间，各州县约加帮费30万两，这就是横加之弊。朝廷一再减免苏州、松江浮粮，但官民仍不胜其困。原因何在？魏源认为，银价之弊，已经无可奈何，只有裁缺并县之法，每并一缺，则省官规幕费、丁役杂费及应酬之半，这也许是救弊本原之法。由此可见，当时的漕运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魏源在无奈之际提出的“裁缺并县之法”在当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

魏源在东台期间十分重视贤能人士的发现和举荐。

东台西有大湖，东临大海，西水与东潮经常危及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水患实为首害。当时，东台时堰人冯道立（1782—1860）对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都颇有研究，特别对水利方面钻研很有造诣，著作较多。朝廷曾授冯道立为承德郎，道光皇帝赐手书“征辟”匾额及顶戴花羚等。魏源闻其名，亲自赴时堰小镇登门造访，与冯道立共同商讨治理里下河地区水患的对策措施。冯道立认为，东台必须巩固东西堤防，疏浚入海水道，“尾闾既泄，腹胀自消，下游多一分去路，上游即少一分狂澜，其裨益不仅东台一县也”。魏源对冯道立的治水观甚为赞同，同时见他建立和主持的慈善自治机构很有成效，就手书一副对联赠予冯道立：“绘郏亶之图一卷中己饥已溺，熏阳城之化数千家毋讼毋嚚（嚚，yín，形容人奸诈、狡猾）。”赞赏冯道立的治水思路能解决水患饥荒，乡规民约能化解争吵不和。这副楹联至今刻在东台市时堰镇冯道立故居中堂门前的木柱上。

魏源认为冯道立人才宝贵，极力向两江总督陆建瀛推荐冯道立。冯道立乃获参加制科，举“孝廉方正”，例授承德郎（冯并未出仕），对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水患治理做出了贡献。

魏源尊重和采用冯道立的水利方略，深入各乡巡察河道，分清轻重缓急，疏浚入海水道。魏源查知东台县西与泰州、兴化交界处的斜丰港年久失修，长达百余里的下水河道淤塞，如遇大雨洪水倾泻，对东台影响极大，就利用冬闲时节组织民工修挖疏浚。他亲临现场指挥，合理分工，严明纪律，关心生活，很快就完成了疏浚工程。来年夏季大水，上游涌来的洪水经斜丰港宣泄入海，很好地清除了水患的威胁。

魏源发现东台一直人才不旺，很少有中举者，中进士的更是寥寥无几。他觉得甚为奇怪，就开始调查研究，发现在士子们学习的泮宫（学校的美称，即学宫，原为台城文庙，后在旧城陶瓷厂处）河对面是东窑，有砖瓦窑数十座，百余年来砖瓦烧制不息，终年烈火熊熊，烟气弥漫，尘灰飞扬；砖瓦下河装船，号子人声鼎沸，对士子们的读书学习很有影响。魏源惆然叹曰：“国家求人才于士林，而庠序实士之根本，烈熖冲霄，终年燔炙，复何望耶？”他认为此嘈杂、污浊、昏乱的环境自然影响士子的学习情绪，乃与商会、窑界商量迁移砖窑，以改善学宫的学习环境。商会窑主们思想不通。正协商间，魏母病重，不得已耽搁下来，后来魏源常以此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