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离不开伟大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引领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所在。

2024年是列宁逝世100周年，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2周年，也是苏联亡党亡国33周年。30多年的时间跨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说，既是鲜活的，也是厚重的。作为世界历史格局的大变动、大动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倒退、大曲折，整个人类历史的大灾难、大悲剧，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而深挖其理，苏共自身的变色变质变味无疑是“反面教材”，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内因，是根本，是关键。

一、苏共自身的变色变质变味

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1991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议会常设机构）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目的是要批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即《别洛韦日协定》）。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在最关键的第二次投票中，有六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委员同时也是人民代表投了反对票。这六位投反对票的委员，多年后被俄罗斯人民称作“最后一批为苏联而战、为祖国而战的人”。作为六位投反对票的委员之一，现为俄罗斯政治家、法学家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巴布林，近年来多次就苏联解体问题强调：“我不能忍受解体这个词。解体是自然发生的事情，苏联的崩溃却不是自然发生的。有内因也有外因。只是内因使得外因变得更为有效。在外因中，要看到是我们的敌人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不只是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消灭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还要消灭历史上的俄罗斯……”［1］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总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巴布林反复强调，他不能忍受“解体”这个词，认为“苏联的崩溃却不是自然发生的”。

苏联亡党亡国无疑有外部因素的作用，这一点贯穿苏联建立、发展、衰亡的整个历史，越来越多档案的公开也证明了这一点。1995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最近十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地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2］不管是“热战”“冷战”，还是“温水煮青蛙”的所谓“和平演变”，帝国主义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终极目标”是持续的、一致的。这一外因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外因最终也是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高度重视苏联亡党亡国的外部原因，不等于说把外部因素当成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没有苏共自身的变色变质变味，西方瓦解苏联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

苏共自身的变色变质变味，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国内学者根据越来越多的公开确凿证据，进一步深挖其理指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说到底，就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变。”［3］曾任苏联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亚佐夫2010年接受俄罗斯《独立报》采访时坚定认为，苏联是被里应外合地摧毁的，是“第五纵队”将国家引向绝路。在回答《独立报》观察员弗拉基米尔·穆辛提出的“为什么那么坚固的社会制度经过几十年后会遭受失败？苏联解体是不是必然的？”问题时，亚佐夫回答：苏联解体“当然不是（必然）的，这里还是那些主观因素起作用。苏联境内外的敌人有意识地用尽浑身解数促进苏联灭亡”，“1989—1991年故意造成苏联国内买不到最基本的东西：肥皂、洗衣粉、香烟，酒也短缺；故意制造革命性紧张：人们堵塞道路；等等。苏联是从内部和外部毁掉的”。在被追问“您认为是谁组织的呢？”的问题时，亚佐夫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过：‘为瓦解苏联，我们花费了几万亿美元。’可我认为，不光是美国人参与其中。有一支所谓的第五纵队，这些人依靠美国人吃饭。”［4］随着历史的沉淀，这一重要因素也越来越清晰和不可辩驳。

同时，“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5］。这一组数字既是结果也是过程，形象、动态地反映了苏共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变迁，令人唏嘘，发人深省。对于苏共、苏联这样的大党大国，其最终的亡党亡国，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最后指向的都是苏共自身的变色变质变味；而苏共自身的变色变质变味，又生动而深刻地体现在苏共苏联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以及外交政策之中。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关于苏联亡党亡国内外因逻辑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共自身变色变质变味关键原因的研究，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没有伟大的自我革命

就不会有坚强有力正确的党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长远性谋划，一刻也不能松懈，其中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是重中之重。“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6］。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所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是写到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一政治宣言里的。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共在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堡垒更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无产阶级政党伟大自我革命的锻造和洗礼，就不可能有坚强、有力、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

苏共曾经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列宁时期的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政党。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列宁就尤其注重党的建设而且以身作则，他讲道：“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7］这时候的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本着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事业而奋斗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拉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序幕，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斯大林时期，苏共虽然也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问题，但那时的苏共总体上继承了列宁时期党的优秀传统，保持了党的鲜明无产阶级性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苏共变色变质变味的“裂痕”，开始显现于斯大林时期。同时，斯大林时期针对党的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也采取了有力措施加以纠正。苏共的蜕化变质，真正开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加重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根本变质则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党的建设逐渐被削弱，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逐渐淡化，脱离群众等现象逐渐加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等问题突出，党的建设中的不良作风已成蔓延之势。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更是彻底否定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完全抛弃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当权者与阴谋家公然违背甚至背叛党和人民的事业，使代表人民利益的苏共沦为对立于人民利益、侵犯人民利益、为少数人和小集团服务的党。苏共变色变质变味，脱离群众，抛弃群众，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推行了错误的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放弃了马列主义指导，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到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时候，已经准备取消苏联宪法中党的领导的规定。1989年11月26日，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推动下，1990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三天后的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建议，实际上从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思想上的各种分歧使苏共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变成一个争论俱乐部”。［8］曾经的革命热土、革命圣地，曾经红旗飘扬的莫斯科红场，为什么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时髦？为什么世界的社会主义的中心成了世界的反社会主义中心？这些都值得我们警醒和深刻反思。

自赫鲁晓夫时期起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被取消领导地位并轰然倒台，这一段历史生动、清晰、深刻地呈现出苏共变色变质变味的过程，这种变色变质变味又作用于这个党、这个政权，并最终导致苏共倒台苏联解体。这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要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要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深入学习领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必须深入学习领悟“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关于自我革命的系列重大问题，必须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九个问题”，持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没有伟大的自我革命就没有伟大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9］列宁认为，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他深刻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10］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党风的好坏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他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跟我们学。”［11］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领悟到他“人民万岁”的殷殷情结。党史上记载的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西柏坡的“两个务必”，赶考路上的“我们不做李自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与人民同甘共苦，令人震撼的千孔百疮的睡衣、拖鞋、中山装，以及“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的诘问，等等。这些都深刻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是为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谋取私利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长远性谋划，而其变色变质变味的表现也是全方面的，全面体现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理想信念的动摇甚至背叛上。苏共的变色变质变味，是全面的、系统的。如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开始，苏共的蜕变已经触及了苏共党的性质的根本变化，开始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并因此动摇了苏共的阶级基础。1961年10月18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报告指出，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了全体人民的党。［12］这本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赫鲁晓夫的报告可谓“铿锵有力”：苏共的领导坚如磐石，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苏联内外已不存在能够摧毁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了。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不断加大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这一丧失应有警惕的错误思想，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直接演变成西方国家与苏联内部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内外勾结搞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

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理论脱离实际、思想僵化保守和个人崇拜的发展使党群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等风气盛行。“夜间人”“厨房文化”等现象的出现，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群关系被严重扭曲的突出表现之一。很多“体制内”的人，包括学者、教授、党员干部，白天的时候高声“颂扬”“歌唱”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晚上、私下里、厨房里却是另外一副面孔，对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嘲讽，各种“政治小段子”满天飞，而阅读的却是西方渗透的报刊和书籍。在勃列日涅夫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理论界呈现出一片停滞景象。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对此指出：科技革命是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主题和主要问题，而当时苏联的一些著名社会科学家，这些“最聪明的大脑”正在全力以赴地论证“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和合理性，致使科技革命这一重大主题和苏联面临的重大问题被完全忽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