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词中的南京城市形象

南京，古称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等，今有“世界文学之都”与“天下文枢”的美誉，南京的城市形象熔铸在无数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南京作为城市，始建于春秋战国，形成于魏晋三国，最终定型于南朝四国。春秋战国时期，相传吴王夫差曾在古南京地面的某处小山丘上建有所谓“冶城”，以求增强军事实力，其实质乃是一座大型的冶炼兵工厂；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功成后范蠡便在此处筑起一座名为“越城”的土城；再后来，楚王争霸，东灭越国，于南京地界设立金陵邑，秦统并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按今日南京地域来看，“冶城”位于朝天宫附近的冶山上，“越城”分布于秦淮河南岸，金陵邑则设在清凉山。无论从实质作用还是影响范围来看，与今日之南京相比，几座城邑都是微不足道的，直至孙吴政权依山临江建成“石头城”以及称帝再筑建业城后，它们才被纳入完整的南京城市形象中。西晋太康元年（280），建业复改为秣陵，分置临江县，翌年改称江宁；再年，秣陵亦改置建邺；建兴元年（313），为避司马邺讳，建邺改称建康；后四年，东晋南渡定都于此，在北郊建筑白下垒以拱卫城市，南京再获“白下”之称。此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国均建都建康，加上之前孙吴、东晋共六朝，故南京又有“六朝古都”之称。

在唐宋之前，南京文学就已经随着南京城市的发展而悄然出现。中古时期诗歌中的南京，作为一座实在的城市形象，是文人们切实体验后的具象表达。但在公元589年，隋朝军队攻破建康城，隋文帝杨坚下令毁城后，六朝古都在顷刻间化为废墟，诗歌中南京的城市形象也从确有实地变成了空中楼阁。所以，唐宋诗词中“古南京”与“新南京”的形象往往交叠出现，恰如这座城市兴亡更迭、悲恨相续的历史。

一、唐诗对古城南京的追述

隋炀帝杨广率军队攻入建康，不仅意味着南朝四国交替的历史在彼刻结束，也让南京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城市由城内的建筑组成，又由城外的耕地所供养，而隋文帝杨坚“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城”［1］，从内外两方面都给予南京极大的打击。此后，隋唐两朝政府在南京设立的行政建制便处在不断演变之中，从隋文帝设置蒋州到隋炀帝改设丹阳郡统摄江宁等县，再到唐高祖更名江宁为归化、金陵，并在石头城设置扬州大都督府，南京城市之地位似有所回升。然而贞观年间，扬州大都督府便迁往江都（今扬州），金陵县也改为白下县，乾元元年（758）又改称昇州。

可以想见的是，南京城作为六朝古都，其政治地位不可避免地超然于其他城市，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初至南京城时便曾对其有过评价：“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然而，发迹于陇西势力集团的隋杨和唐李两族，却并不会考虑在南京建都，那么削弱其政治辐射作用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太平寰宇记》记载：“以金陵自古雄踞之地，时遭艰难，不可县统之，因置昇州，仍加节制，实资镇抚。”这也就是说，隋唐时期的南京城已完全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了，其不仅在物质层面上被毁灭了原始的六朝古建筑，政治层面上也不再具备首都的特殊地位。唐代诗人们在面对这一切时会作何感想呢？这在唐诗中也会有所表现吗？

初唐时期：六朝旧事今不远。上元二年（675），王勃自家乡龙门前往交趾探望父亲，沿水路来到南京，结识一位唐姓的县尉友人，留下了诗歌《白下驿饯唐少府》：

下驿穷交日，昌亭旅食年。

相知何用早，怀抱即依然。

浦楼低晚照，乡路隔风烟。

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

在这首诗中，南京城古迹“白下驿”只是作为背景出现而已，作者在当时似并无其他深意蕴含其中。但是，我们已经知晓，王勃离开南京不久后便在渡海交趾的过程中溺水而亡。所以，在阅读时难免会将其悲惨命运与南京这座城市相联系起来。这种感觉，在王勃另一篇名作《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中更加明显：

蒋山南望，长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吴盛，孙权困而九州裂。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关连石塞，地宝金陵。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实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

诗人在赞颂南京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雄伟气势的本质，是对这片土地沧海桑田剧变的慨叹。他后面还写道：“想衣冠于旧国，便值三秋；忆风景于新亭，俄伤万古。情穷兴洽，乐极悲来。怆零雨于中轩，动流波于下席。”更是点出“乐极生悲”的主旨。南京城的命运如此，作者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呢？这位早夭的天才的诗人，在旅程最后阶段留下的诗歌，却不无巧合地呼应了他未来命运的遭际，不能不令人唏嘘。

此可与初盛唐交际时期张九龄所作《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略略对比：

南国更数世，北湖方十洲。

天清华林苑，日晏景阳楼。

果下回仙骑，津傍驻彩斿。

凫鹥喧凤管，荷芰斗龙舟。

七子陪诗赋，千人和棹讴。

应言在镐乐，不让横汾秋。

风俗因纾慢，江山成易由。

驹王信不武，孙叔是无谋。

佳气日将歇，霸功谁与修。

桑田东海变，麋鹿姑苏游。

否运争三国，康时劣九州。

山虽幕府在，馆岂豫章留。

水淀还相阅，菱歌亦故遒。

雄图不足问，唯想事风流。

此诗较王勃所作，已经过去几十年，已然初步形成了“怀古”的主题，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历数六朝南京城的帝都风流，将曾经的繁华胜景与今日相类比，凸显出沧海桑田的历史流变之感，这种书写模式“奠定了唐代金陵怀古诗歌抚今追昔、感慨盛衰巨变的情意内涵和创作范式”［2］。但是，张九龄名相的身份让他关于历史的表达带有某种“理所当然”的意味，故而难以激起读者更多的回应。

盛唐时期：怀古咏史成风尚。自张九龄创下金陵怀古的标准模式，盛唐诗人中便多有创作，其中最著名者当然属诗仙李白。李白一生游历南京不下7次，其晚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此地度过的，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宣称“白本家金陵”，可见其对于南京城具有很强的归属感。李白一生创作语涉及南京或者在南京创作的多达百八十首，“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最著”［3］。除对南京自然风光的描绘外，其对王朝兴替的咏叹格外令人瞩目，《金陵三首》可为代表：

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

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

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

醉客回桡去，吴歌且自欢。

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

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

亡国生春草，王宫没古丘。

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州。

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

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

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

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

此怀古三首，语括六朝往事，抒发兴亡之感，豪迈非常。明人唐汝询评曰：“此因金陵之废，故于酒后作歌以哀之。言此乃六代兴亡之地，应与两都并美。今苑不及秦而山胜于洛，其形势故自佳也。独宫花、绮罗之属，一随人事而灭，便若东流之不返，为可惜尔。”［4］

到盛唐时期，金陵怀古已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复现和评价，诗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历史与自身经历相联系，比如李白《劳劳亭歌》：

金陵劳劳送客堂，蔓草离离生道旁。

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

我乘素舸同康乐，朗咏清川飞夜霜。

昔闻牛渚吟五章，今来何谢袁家郎。

苦竹寒声动秋月，独宿空帘归梦长。

诗歌表层为离别之情，中层为兴亡之感，深层则是对自身怀才不遇、郁愤难发的倾诉。诗人在金陵劳劳亭送别友人，借用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等六朝人物的典故，将自身放置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其他风流才子作比较，认为自己的文才并不输，但却没有知音赏识，故而只能借古寓怀以为消遣。此种怀古不再是对于历史的枯燥讲演，而是与诗人自身相结合，削弱了宏大叙事带给普通读者的割裂的阅读体验，拉近了与读者间的距离。这是怀古咏史诗书写策略的进步之处，反映的是盛唐时期南京怀古创作题材的流行。

中晚唐时期：兴亡交替在眼前。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地方上，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中央则有宦官干政和党争倾轧，多方掣肘之下国家积重难返。相较于盛唐时期，此时的诗人们在面对南京城的时候，已经可以切实地感受到兴亡交替就在眼前的恐惧。所以诗歌之中反思的意味更加浓厚。刘禹锡《金陵五题》的前三首历来颇受选家称道，其原因就在于其高屋建瓴地借南京旧事反映出了李唐王朝的未来：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台城》）

三首怀古诗行文轻快却意蕴深厚。《石头城》全诗写景，对城外周遭景物逐一描绘，汹涌的长江浪头拍打在城墙之上好似声声叹息，秦淮河畔东升的明月照下低矮的城墙。几百年前的石头城想来也不过如此景色而已，不过彼时欢闹此时萧索罢了。沈德潜曾指出此诗“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豪华俱归乌有，令人言外思之”［5］，已然看透文字下的苍凉底色；《乌衣巷》不以写景为主，而以后两句议论为最精妙。六朝时期，王、谢等世家门阀垄断着出仕的权力，非高门甲第全无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随着时间流逝，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开始有寒门士子出入朝堂，社会阶层也开始流动。作为六朝旧都的南京城，既是王、谢大家的根据地，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见证者。施补华作《岘佣说诗》便如此理解：“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乃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或许刘禹锡自己也不曾料到，唐代之后科举制度臻于完善，世家门阀真的会消弭在历史进程之中；如果说《石头城》写的是“城”的兴亡，《乌衣巷》写的是“族”的交替，那么《台城》则直白写出了“国”的未来，其以陈后主的奢侈荒淫为切入点总结南朝灭亡的教训，并将其与国家的根本——“万户千门”的百姓相联系，可见作者见识的超越。

自刘禹锡《金陵五题》后，晚唐诗人创作南京怀古诗的笔锋便变得越来越犀利，他们往往借古讽今，直指时弊，表达着切肤之痛，似乎再不振臂呼喊，六朝旧事便会再度发生。作为晚唐诗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杜牧对此深有体会，其作《阿房宫赋》就已在咏史之中暗藏机锋，《泊秦淮》一诗所具备的讽刺力度更是前所未有，足以警醒世人：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杜牧批判的眼光并不局限在某朝某代，因而此诗影响甚广，宋代王安石名篇《桂枝香·金陵怀古》“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即由此直接化出，因而可见真理是放任古今四海而皆准的。

总结唐代诗歌中南京的城市形象，多以怀古旧城旧事为主题，按时间序列呈现出逐步深化的表征。初唐时期，天下初定，古城南京被毁，地位大不如前。诗人们在面对它时，仿佛那座六朝古都犹在眼前，而刚刚过去几十年的南朝往事似乎还不具备历史的厚重感而很少被人提起。所以，初唐时期诗歌中的南京城只是古城南京留下的一处投影，或者一处地标，并不具备怀古的情感底蕴。当然，作为后来的读者，若能以历史往事结合诗歌予以品读，或许也可以有所收获；盛唐时期是古城南京形象在诗歌中真正确立的时期，其标志是“南京怀古”主题的出现和范式化，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多以古城南京为眼，回眸六朝往事，从历史长河中攫取哲思；中晚唐时期的诗歌对于古城南京形象的追述，已经具备迫切的现实意义，它不同于盛唐时期诗歌中的教化与思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究其根源，来自中晚唐诗人们对于当时朝政与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从心底产生的悲哀情绪。古城南京的形象是其怀古诗歌中最有力的例证，是他们希图用以警醒世人的当头棒喝。

二、宋词对新城南京的塑造

在唐代诗歌里，我们已经看见诸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和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篇章对古城南京形象的追述。几百年转瞬而过，至赵宋时，南京城市的面貌早已与六朝旧都不同。这在宋朝代表性的词体文学中曾被大书特书。《全宋词》中语涉南京的篇章俯拾皆是，略略检索便百首有余。在这些作品中，新城南京被从三个层面进行书写：或在宏观上作为江南胜地中的一个地标意象，或以微观视角展示城中具体的琳琅美景，又或者被寄予历史的沉思，成为怀古六朝旧事的物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