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同行

南社是20世纪初以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为中坚，以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为共同政治基础，以振起国魂、弘扬国粹为主导文化思想，同时注意吸收西方先进思潮的全国性革命文化团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于苏州，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影响，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柳亚子、高旭、陈去病是主要发起人。南社1909年成立，1923年解体。此后相继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包括南社、新南社、南社纪念会，以及南社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如越社、辽社、广南社、淮南社、南社湘集等，不仅时间跨度大，且涵盖分支机构，鼎盛之时社友总数达1700余人。因此，南社历来有“四最”之誉，即在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文化知识水平最高，社会职业面最广，社团参加人数最多。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劫难的危急关头，南社的成立和崛起，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文化上的觉醒，集一时之选，山鸣谷应，名流荟萃，人才济济。南社社员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节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与创建做出了贡献。大批南社社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领袖之间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情谊，生动记叙了百年南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不懈斗争史，为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一

南社社员以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宣传家、文学家、教育家为中坚，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校长孔昭绶、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监督李根源、叶剑英在丙村三堡学堂时的老师李煮梦、张闻天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时的校长李肇南等都是南社社员。他们苦情孤诣、热心办学，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与南社同仁之间春风化雨般的师生情谊。

1913年春，青年毛泽东为实现教育救国理想，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初两年，对学校多而杂的课程及繁琐的校规甚为不满。孔昭绶到任校长后不久，毛泽东提出退学申请。孔昭绶问明原委后没有批准毛泽东的申请，但也没有严厉地批评他，只是希望他再观察、等待一段时间。孔昭绶在总结以往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东西方国家的先进教育思想和管理办法，大胆革新，“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惟一之教旨”，主张学习不局限于课堂，提倡学生向社会学习，将自由清新的空气带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孔昭绶广招人才，聘请一批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来校任教，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不长的时间内气象日新。毛泽东逐渐打消退学的念头，一面认真读书，一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孔昭绶对毛泽东很看重，充分肯定他主持的学友会工作，对他办工人夜校等社会活动给予支持。孔昭绶的改革举措中，有一项是组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志愿军，“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正是在这一活动中，孔昭绶真正发现了毛泽东的才干。1918年春，南北军阀之间发生战争。孔昭绶校长授权毛泽东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组织警备队，由毛泽东担任队长，保卫学校安全，使教学活动得以正常进行。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干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称赞。为了纪念这一件事，孔昭绶特命摄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写：“戊午上期，该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习和社会实践，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会见当年师友时多次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这是对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怀念与肯定，也是对老校长孔昭绶的怀念与肯定。

1909年3月，20出头的朱德在步行70多天后，终于从四川走到昆明，打算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将一腔热血化为报国本领。但当时讲武堂规定只招云南籍考生，成绩优异的朱德却因四川籍身份而落榜。这并没有影响朱德的决心，在9月讲武堂的补招考试中，他以“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的假籍贯和优秀考试成绩顺利入学。但不久，朱德的四川口音在一众云南同学中被发现，校方几位领导主张依据规定开除他。作为讲武堂监督的李根源被千里而来的朱德的爱国热情感动，认为朱德很有前途，主张特殊录取，朱德终于留了下来。进入讲武堂后，血气方刚的朱德对当时教官训练、教育学生简单粗暴的方式提出异议，和教官产生矛盾。一次朱德外出回校时迟到，被教官发现后发生激烈争吵，教官执意要求李根源开除朱德。李根源劝导教官，讲武堂办学的目的就是培养朱德这种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唯唯诺诺、循规蹈矩的人难以担当救国重任。经过李根源的细致工作，朱德再次保住学籍，教官与朱德也冰释前嫌。朱德后来回忆在讲武堂学习的这段岁月时曾说：“我是一心一意投入到讲武堂的学习和生活中，从来没有这样拼命过。因为我知道自此终于可以踏上了挽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朱德对李根源很感激，内心非常尊重他。在学校念书期间，李根源帮助朱德解决了很多问题，为他指引人生方向。此后，朱德离开讲武堂去德国求学，李根源亲自为他打点好一切，又亲自将他送出国。

叶剑英是中国共产党内一名文武兼备的领导人，他与南社社员李煮梦也有一段师生情。叶剑英在晚年曾回忆，1908年，他11岁时来到离雁洋10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住校读书，成为南粤名流、三堡学堂校长李煮梦的学生。李煮梦很欣赏叶剑英，经常亲加指点，使其诗文习作大有长进，两人之间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叶剑英在指挥粉碎“四人帮”期间，曾反复念着一首七绝：“浪写风怀浪赋诗，吟成尽作断肠辞。国愁家恨填胸臆，哪有闲情哭古人。”这首诗正是李煮梦的作品集句，前两句来自李煮梦的诗《无题》首联，后两句则来自其《过屈原祠有感》的尾联，表达了叶剑英面临严酷的政治形势，在那个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果断出手，挽救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时沉着和镇定的内心世界。叶剑英直到晚年还怀念这位启蒙老师，时常背诵李煮梦的诗“调高泣风雨，笔健走雷霆”“剑气纵横盘北斗，箫声凄咽拂南天”等佳句，用以激励自己。

二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杂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经历着变化的“阵痛”，无论是先驱者，还是保守者，都经受着思想变化的压力，各种思潮轮番上场，纷至沓来。经历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巨大冲击，各类人士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作用，或努力前行，化身时代之先驱，或抱残守缺，成为保守主义者。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更激烈地发生转型。南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成长，他们创办报刊、赋诗作画、著书立说，鼓吹革命，宣传民众，拥护共和，势如潮涌。会员中有声誉很高的诗人、作家、戏剧家、书画金石家、教育家、音乐家、翻译家、收藏家、法学家和新闻出版界、宗教界、科技界等名流，尤其在数十家报刊中，其创办人、主持人、编辑和负责撰述重要文稿的南社社员，计有百数十人。

“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南社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群体，民主和自由是南社人很早就树立起来的追求目标。几乎所有南社人都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抚育与熏陶，他们不仅吸纳中国古代圣贤的民为贵思想，而且广泛学习和推介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外来新思想、新学识。早在1903年，南社社员马君武即发表《唯物论二巨子之学说》《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两篇相关文章，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论与社会主义的主张。1907年，南社社员陆灵素创办《天义报》，次年该报刊出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部分译文，这是目前所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中文译本。

1917年，南社社员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国带回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刊登着由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日文全译本。1919年6月，戴季陶在上海创办进步刊物《星期评论》周刊并任主编，准备将《共产党宣言》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发表，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的南社社员邵力子推荐了南社社友陈望道。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回国后应浙江一师经亨颐校长的邀请，做一师国文教员。陈望道与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人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实施语文改革，鼓励学生创办各种进步刊物，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一师风潮”。“一师风潮”的实践，使陈望道认识到，一师语文改革虽然很少涉及制度，当局却已经把它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动用了军队，可见这个社会不改革是不行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也就在这次运动的启发下，决心回到分水塘村进修马克思主义，试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载有《共产党宣言》日文全译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陈独秀闻讯后，立即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英文全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为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2月，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老家，根据日文版，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共产党宣言》。在一间柴屋里，陈望道克服工作条件的艰苦和翻译中的困难，“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彻底全文译了出来”。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带着译稿来到上海。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并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陈望道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劳工部长，陈望道又发起成立机器工会、纺织工会和邮电工会，先后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女校和外国语学社，并任教员。他更是早期重要党刊《新青年》和《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的编辑，这些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陈望道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为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21年，李汉俊、李达与陈独秀、李大钊通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陈独秀委托李汉俊在上海寻找安全处所秘密商议大事。李汉俊与李达经过反复磋商，选定选中李汉俊兄长、南社成员、国民党元老李书城在上海的住宅李公馆为一大开会场所，一来考虑到李书城国民党元老的显赫声望，具有很好的掩护作用；二来这里地处市郊，周围环境比较僻静，利于会议安全进行。当时，李书城在老家湖北主持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运动。李汉俊在家人协助下，将李公馆一楼18平方米的餐厅兼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场。7月23日晚，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一大代表怀着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憧憬，陆续从后门走进李公馆。他们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会议。他们围着餐桌坐在一起，酝酿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在苏州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七君子事件”。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此次事件虽不是以南社名义组织，但文化界救国会中有很多讲气节的南社成员。蒋介石欲拉拢南社人物叶楚伧及陈布雷等人，诱降“七君子”，但遭到了拒绝。为此，宋庆龄亲自在苏州发起和参加“救国入狱运动”，与新南社社友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等16人联名呈文：如爱国有罪，自请入狱。在21位著名辩护律师中，首席律师张志让是南社在1909年虎丘成立时到会的19人之一。针对检察官指控的“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问题，张志让要求法院传张学良到庭作证，检察官瞠目结舌。后来，在海内外爱国侨胞及国际人士的呼吁和声援中，“七君子”由南社元老李根源等出具保状后获释。

三

毛泽东与国民党元老、南社创始人之一的柳亚子因为共同的政治追求和难得的诗词情缘，结下30多年的革命友谊，书写了一段经久不衰的历史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