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之都”视野下的“诗性南京”

“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其标准除文学传统之外，主要着眼于一个城市文学发展的整体情况，包括文学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和质量，文学作品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翻译和出版文学作品的情况，以及为促进文学艺术交流所采取的措施等。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称号授予南京。从此，南京作为我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肩负起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学成果的重任。

“文学之都”的评定，综合考虑了城市文脉、出版、文学氛围、传播与译介等诸多因素。南京此次当选，“诗性”必然是评定的重要考量之一。提及“诗性”，则不可不提“意象”。诗的表现离不开意象，意象是撑起诗歌的“骨骼”与脉络，也是能够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从这一角度而言，南京城墙作为南京体量最大、文化内涵丰厚的重要文化遗产，经过650余载岁月，逐渐融入南京的城市血脉，根植于南京市民的城市记忆，成为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并通过诗词歌赋多次融入，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意象。正确认识“文学之都”，不能忽视城市诗性，也不能忽视南京城墙这一文化意象的作用；换言之，更加全面地观照和利用好南京城墙这一文化资源，对塑造“文学之都”的文化品格具有重要影响。

诗性：城市的历史与风骨

1.南京与诗歌的关系

诗，作为文学之祖，可以代表文学与文化，是一种超过艺术疆界的艺术。所以，诗与城市的关系，就是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文化艺术与城市的关系。

诗与南京，历来有不解之缘。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就诞生于南京，该总集收录了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其中不乏“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等脍炙人口的名句。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文心雕龙》也诞生于南京，虽为集史、论、评于一身的多种文体评论之作，但其中关于诗歌的评注堪称开后世诗评之先河。继《文心雕龙》后，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诗品》亦问世于此，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122位诗人的诗作，在反对用典、抵制“四声八病”及挽救诗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且首创了概括诗人诗作艺术风格的诗评特色，对后世诗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诗是南京文学气质的独到资源与独特优势。

如今，诗歌作为最古老的文学体裁，颇有式微之迹，但诗性和大量丰富的文学意象已成为流淌于国人血脉的文化基因。诗与文学，将个体城市记忆融汇凝结成一种群体意识，并借助意象建构起城市精神的共同体。

2.南京人与诗性生活

正如上文所说，南京一直受到诗人偏爱，并在诸多诗文的滋养下成为一座有诗意的城。朱自清泛舟于秦淮河时有云：“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得笨，就是觉得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情韵”二字，道出的既是秦淮河的与众不同，也道出了南京城市的诗性与浪漫。因为秦淮河有诗，有“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唐代杜牧《后庭花》），有“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经诗篇浸润过的河水，自然有了更多的回味。

生活在诗意南京的人们，也更具有享受诗性生活的气质。曾寓居南京城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及两个挑粪人相约去雨花台看日落的小情节，并感叹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生活在南京城里的人，即使被生活重压，也会腾出片刻生命的空隙，去感受风花雪月、春华秋实。这种并非刻意营造出的风雅，正是渗透于南京城市生活中的怡然自得和诗性雅趣。

诗性是南京城市生活细节的艺术之核，将诗意既写入历史，又融入生活心态和饮食细节，保持了政治伦理话语和审美话语的共存状态。

3.南京城墙的“意”与“象”

就古典诗词而言，诗人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作为“象”的南京城墙，从狭义上说，应指1366年建成的南京明城墙。但从广义上说，南京城墙的筑城史并非孤立的。历代城墙的修筑或多或少以前代城墙为雏形和基石，城墙这一意象也从未在南京城的文化视野中褪去。因此，南京城墙作为诗词意象的城墙，更宜从广义的南京历代城墙角度入手，包括春秋三城（棠邑、濑渚、冶城）、战国两城（越城、金陵邑）、秦汉秣陵城、孙吴建邺城、六朝建康城、南唐江宁府、南宋建康府城、元朝集庆路城和明南京城（含京城城墙、浦口明城墙、六合明城墙、江浦明城墙等）等。而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作为“意”的南京城墙具有多重价值和内涵，且经过历史更迭洗礼，在历代诗文中形成了以南京城墙为核心的诗词创作意象群，并经过归化形成了南京城墙这一独特的诗词意象。

意象群：集大成的南京城墙

现存南京明城墙虽始建于1366年，但其文化形象的起始远远早于这一年份。南京建城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于石头城筑金陵邑，到公元229年东吴孙权在此建都，此后城池不断演变，形成一系列“城之集合”，也带来了“龙湾城”“石头城”“台城”“城门”等与南京城墙相关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情感色彩，不断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文学想象和生活模式。

1.怀古诗意的氛围营造

南京筑城史上，旧传楚人埋金于金陵冈，以至王气，陈文述信之，便有“吴国当年曾铸剑，楚王何事此埋金”［1］之句。其后又有孙权建都“石头城”，但最终未能在群雄割据中实现一统大业。“虎踞龙蟠”的风水地势与“金陵王气黯然收”的传说，给“石头城”这一意象赋予了“壮志难酬”“千载空悠悠”的悲伤氛围，于是成为历代诗词中最具代表性的怀古意象地。以唐代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为代表：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全诗以“降幡”为诗眼，感怀了王朝没落、山河空流的悲秋怀古之情。颇有意趣的是，“石头城”这一意象的伤感怀古色彩并未随着王权的更迭而淡去，也不会因为统治阶级在南京筑城而失去原有魅力。在明诗当中，依旧可以看到以“石头城”为怀古要契的作品。如在明代文徵明的《金陵咏怀》中有这样的诗句：

钟山日上紫烟收，

金阙参差万瓦流。

帝业千年浮王气，

都城百雉隐高秋。

声华谁觅乌衣巷，

形胜空吟白鹭洲。

回首壮游心未已，

西风策马看吴钩。

城墙作为重要防御工事，在历代战争中首当其冲，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伤亡、离乱的佐证。南京城墙筑城史中的重要部分——台城，就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与石头城的金戈铁马之风不同，台城因为南朝陈后主与张丽华的胭脂粉墨而染上凄然之气，既有灭国亡朝之恨，又有哀嫁幽怨之伤。所以诗人刘禹锡亦作《台城》悲歌：

台城六代竞豪华，

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

只缘一曲后庭花。

再如清代王士祯所作《台城怀古》：

覆舟山畔古台城，

故垒参差触目惊。

蔓草萦烟野萧瑟，

寒禽将子水纵横。

与台城相对应的，还有南京明代城墙的另一组成部分——明故宫。经历迁都后的明故宫，形成了一个新的“以史为鉴”的意象，如清代康熙皇帝在《金陵旧紫禁城怀古》中所述：

秣陵旧是图王地，

此日鸾旗列队过。

一代规模成往迹，

六朝兴废逐流波。

宫墙断缺迷青琐，

野水湾环剩玉河。

治理艰勤重殷鉴，

斜阳衰草系情多。

在游历明故宫、追忆“六朝兴废”的同时，他又提出“治理艰勤重殷鉴”，是咏述明故宫诗词的一种特色。再如清代乾隆皇帝游历南京时所作《过明故宫》：

六朝崇构早摧残，

基剩明宫烟草寒。

木凤已闻翔北阙，

石鲸无恙枕春澜。

胡宽巧思真重睹，

邹缉忠言信不刊。

周监在殷殷监夏，

凛然动念惨然看。

这首怀古诗颇有特色，在描写南京明故宫的同时与北京紫禁城形成对比，并得出对当年迁都者“信不刊”的结论，从而以古衬今，映射出当时统治者的自满与自负，这也是“以城墙为鉴”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随着历史的更迭，对城墙的咏述既有对封建王朝的怀古追忆，又能以古鉴今、沉痛反思。这种思古、怀古的诗文风格，对南京的城市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现代作家叶兆言感慨的那样，“‘兴亡’简直成了南京的一个命题作文”，南京其实是一个伤感形象。

2.大一统王权下的心理塑造

虽然南京城的兴亡故事带来了太多感慨，但单从形象来说，人类对城墙的第一感受往往是安全感。尤其是以“高、坚、甲”而闻名于海内的南京城墙，一望而令人生畏、生敬，从而极易产生对王权的臣服及对和平生活的感恩。城墙的存在，既是地理屏障也是心理屏障，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从诸多关于“筑城”的诗词歌谣中即可见一斑，如明代刘基的《筑城词》：

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

台州有城贼不入。

重门击柝自古来，

而况四郊多警急？

愚民莫可与虑始，

见说筑城俱不喜。

一朝城成不可踰，

挈家却向城中居。

寄语筑城人：

城高固自好，

更须足食仍足兵，

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

独不念至元延祐年，

天下无城亦无盗。

从艺术性而言，全诗仅有一个意象，即南京明城墙；通篇也围绕一个主题阐释，即筑造南京城墙的利好。听说筑城人人都不开心，因为筑城意味着苦役与血汗，但城墙筑好后还是会争先恐后举家迁入城中寻求城墙庇护。这种直白的表述方式，恰恰表明了人们对于城墙的感恩心理，进而衍生出对保护百姓安全的王权的拥护心理。

有城，就可以使百姓免遭外贼入侵和屠戮，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城墙作为意象与其他诗词意象极为不同之处，也塑造了南京人民的独特诗性心理——王朝心理。因此更催生出一系列蕴涵情感的诗词篇章：

秦淮水入丹阳郭，

北固城连六代宫。

岌嶪石头如踞虎，

逶迤钟岳似盘龙。

——明代孙蕡《南京行》

此诗是在歌颂城墙的坚固雄壮，寄托了必能保国平安的壮志。尤其在城墙的基础上，勾连提出了“秦淮水”（作为护城河）、踞虎与盘龙（地势地利），进一步强化了对王朝的信心与期待。又如：

钟山日上紫烟收，

金阙参差万瓦流。

帝业千年浮王气，

都城百雉隐高秋。

——明代文徵明《金陵咏怀》

此诗表达了有心“带吴钩征战”、再复河山的豪气勃发。这种豪气与王气的抒发，再次借助“都城百雉”这一意象，辅以钟山（地势地利）与金阙（历史王权的佐证），形成了一组富有南京特色的意象群，也塑造了南京人自得、豪气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与北京人因“长在皇城根儿”而带有更思古、更宿命的文化自豪感不同，而是一种“六朝遗韵”的从容，一种历经繁华又回归清冷后的淡定。

在南京近现代文学创作中，这种心态尤为明显。魏微就曾提出：“这个城市，没有太多的欲望——我是这么以为的，人相对来说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2］土生土长的南京作家叶兆言，也在其文学创作中透露中一种不紧不慢、漫不经心、娓娓道来的悠哉。这种独特的气韵，正是历史和诗意赋予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