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思想渊源和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用“十三个坚持”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其中，第二个坚持“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理论内涵丰富，时代价值凸显，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越彻底，信念越坚定，对重大政治成果和理论创新成果从学理性和理论性上进行发掘和分析，可以更好地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更加自觉地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对“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思想渊源和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党的建设的历史逻辑，有助于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有助于深刻认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

一、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且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既是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也是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的历史。

革命的概念。革命是指事物的根本性变革，是事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古今中外都对“革命”进行过探索。在中国古代，“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论述商王汤讨伐夏桀以及周武王讨伐商纣，正是顺应天命、合乎民意而完成的朝代更替。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美国的亨廷顿，不同的思想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革命进行阐释。他们的主要观点有：革命是转移权力的方法；革命是追求正义和建立秩序的行为；革命是表达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革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等等。

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革命”一词包含“革”和“命”两层意思，如果说“革”是指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的革除与摒弃，那么“命”就是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与建构。“革命”在历史语境和战争时期主要表现为武装斗争的政治革命，在和平发展时期主要体现为改革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推动力，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革命。［2］自我革命可以理解为自己对自己的革命，也可以理解为自我改革，实质就是坚持刀刃向内，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动刀”，这是最需要勇气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一词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首次提出，指出领导干部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3］。2018年1月5日，他对“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有过专门论述。一方面，“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另一方面，“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4］他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4］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呈现出共时性特征，党的自我革命因使命自觉形成内在动力，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关键力量；社会革命在为自我革命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又因本身的发展逻辑对自我革命提出客观要求。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锻造坚强领导力量并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自我革命是通往社会革命的手段，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的依归，二者最终都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

二、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渊源

中国共产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其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根脉。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巨大作用。“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1］。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5］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的“革故鼎新、反躬自省、居安思危”等精神，也都潜含着“革命”乃至“自我革命”之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对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本质进行了深刻阐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我革命”概念，也没有阐述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但从其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出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的高度关注。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认为只有组建自己的政党，才能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进行有效的反抗。并通过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实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跨越。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决定采取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并派出特使来到布鲁塞尔，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帮其改组。同年6月，“正义者同盟”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战斗口号，正式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同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制订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基本形成。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革命的重要性。无产阶级革命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首要任务。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形成之际，欧洲便爆发了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崭新的革命学说随即得到全面检验，也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必须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促使马克思进一步完善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爆发，也给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提供了宝贵经验，因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6］。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从1848年革命中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无产阶级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让无产阶级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最终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过程，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1］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革命的思想是自我革命思想的萌芽。他们认为，在党内应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重视党的权威的作用，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7］。党员、群众不能只是服从却不进行批评，党内必须注重党的纪律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创刊、出书等多种形式阐述共产主义学说，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达到自我净化和自我提高，进而保证党的理论的纯洁性。这些，都这不难看出自我革命思想的火花。

同样，列宁也没有明确提出“自我革命”这一概念，但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列宁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由理论到现实的转变。列宁一生都在学习和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帝国主义论。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者在继承、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也从理论走向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奏响了世界上第一曲社会主义革命的凯歌，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其次，列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理论。明确主张建立“绝对强硬的政权”，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8］他认为，为夯实执政基础，共产党要依靠人民群众的优势力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9］，才能实现“稳定的和平”，其中蕴含着要通过革新生产方式来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目的。再次，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列宁非常重视利用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无产阶级就要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10］，这里的原则就是指民主集中制。他认为坚持这一原则，在坚持集中问题上要注意防止官僚主义，在民主问题上要注意防止无政府主义。同时，他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建设是必要和紧迫的。“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11］。在作风建设方面，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监督体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等。为铲除官僚主义、保证党的清廉，他提出要加强党内监督权力、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在他的倡议下，苏维埃俄国先后于1920年2月和1921年3月成立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审查和惩治党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挥霍、舞弊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另外，他还强调要重视党外群众和非党人士的监督作用。不难看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革命理论。在中国古代，对“革命”从神权政治观出发作出解释，“革”意指变革，“命”意指天命。揆诸中华传统文化不难发现，“革命”蕴含“自我革命”，并深根于中华民族的处世理念、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和英勇直前的奋斗精神中。［12］一是探求“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披荆斩棘的民族气节和奋斗精神的名言警句，激励并警醒中华儿女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局势中不断自我变革，努力提升自我素养，从而引领社会发展。而深受不畏艰难险阻、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浸润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锤炼并逐步形成了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二是崇尚“反躬自省、正己修心”的优秀文化传统。“吾日三省吾身”“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无时不省察”“不日新者必日退”“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过为贵”等，提醒个人必须躬身自省并形成习惯，保持不断前进的动力，这与我们党践行的自我革命具有内在的历史耦合性，并对党的自我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是熟悉“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政治文化精神。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词句中可以看到，古代仁人志士具有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以及关注国家政治、关心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并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要树立底线思维、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增强革新意识、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练就斗争本领，着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三、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发展历程

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始终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秘诀。在滚滚历史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科学判断，始终高举真理的旗帜，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不断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向前发展。在党的创立阶段，党通过培养党的干部、提高党员思想水平，加强队伍建设。在党的一大党纲、二大党章中明确自我革命新举措，在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共青团运动、妇女运动中，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融合。在大革命时期，党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党内监督制度，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思想、组织以及制度等领域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领导五卅运动，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党一方面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战斗，另一方面与党内的三次“左”倾等错误作斗争。这一阶段毛泽东撰写《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进行反思，实现了党的自我净化、自我提高。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找到了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遵义会议后，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党的七大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七大党章首次全面提出“四个服从”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时期党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并使其融入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赢得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抗日战争的胜利，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也促进党自身建设不断成熟完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提出要注意纠正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以及土地斗争中的右倾观点。党内严肃了报告制度和廉洁制度要求，开展整党工作并严厉惩处违纪党员干部，进一步完善了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度。这一时期党通过自身的不断改革推动社会革命，进行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新中国绘制发展蓝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断促进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