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张闻天（1900—1976），又名洛甫，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7月，张闻天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录取。青年时代，他目睹了中国的内忧外患并积极投身于时代大潮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202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撰写的文章《竭忠尽智执着探索——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文章这样评价张闻天：“张闻天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敏锐的政治眼光，竭忠尽智，执着探索，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早在1990年，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时发表文章，也曾称颂张闻天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何谓“革命知识分子”？张闻天为何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革命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有何区别？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的精髓所在，是尧舜以来古圣先贤智慧的凝练与总结，它所饱含的“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崇高追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张闻天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秀基因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境遇中不断发展自身、革新自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超越。按照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路径，系统梳理张闻天的生命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张闻天成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与“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的内在逻辑。

一、修身：在广博的阅读和社会实践中孜孜不倦

1912年，12岁的张闻天在南汇县城第一高等小学校就读。“少年张闻天自主意识强，好学深思，讷于言而长于文”。[1]张闻天幼时勤奋好学，不到半年就已熟读《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还预习了《论语》《孟子》《诗经》。私塾先生张柱唐顺应新形势，把私塾转变为养正小学。他在让学生阅读经典的同时，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大胆革新。在私塾教育和新式教育的共同启蒙下，张闻天的视野不断拓宽。他在17岁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后，学习国文、英文、数学、绘图、物理、化学等，尤其重视对英文的学习与训练。青年张闻天的阅读世界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拓展，他认真阅读当时的进步报纸、杂志如《新青年》 《每周评论》 《申报》 《时报》 《东方杂志》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文章对他影响极大;他还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哲学、文学、戏剧作品，涉及中外很多经典名著，如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法国亨利·伯格森、印度泰戈尔、英国王尔德、德国歌德的作品等;他还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政治经济批评》，恩格斯的《家庭之起源》，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 《帝国主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他还翻译了《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王尔德的《狱中记》 《理想的丈夫》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作品。张闻天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有过对资本主义国家考察的阅历，而且阅读了大量西方读物，是吸收西方文化思想较多的一位中共领导人。留学苏联期间，他系统地阅读了马列经典著作;抗战期间，他作为马列学院的院长更是带头精读马列经典，对经典的学习伴其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读书范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无所不包。

阅读是张闻天一生坚持的习惯，在儿子张虹生眼中，父亲特别爱看书，是个“书呆子”。曾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回忆张闻天时说他“是个理论家、学者”，“又是政治家”，“但书生气多”。[2]阅读是一个人“修身”的重要途径，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古人那里，除了对儒家经典的阅读，还十分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虽有差别，但无一例外都强调个体对社会的积极参与，在与社会的对话中对照自己、提升自己。张闻天也是如此。他在阅读古今中外经典书籍以外，还积极投身于南京学生的社会活动，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是“河海”最为活跃的几个学生之一。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接连发布政论、杂评和随感，成为他伟大一生的起点。离开南京以后，张闻天从事过编辑工作，和沈泽民一起负责少年中国学会刊物《少年世界》的校勘、出版事务，成为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的编辑;在美国担任“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合办的《大同报》的编辑，并主编《南鸿》周刊等;张闻天还走进工厂、农村，对工人问题、农村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家庭婚姻问题、文化思想问题等进行思考;他投身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从评论家、翻译家成为“少年文学家”;延安时期的张闻天“力戒空疏”，积极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张闻天还创建了延安马列学院、外交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张闻天的阅读世界和实践世界，均已超越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思考和行动的轨迹，展现出一位具有崭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优秀特质。张闻天对于古今中外优秀思想、理论的学习和践行，是他后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的重要基础。伍修权说张闻天“有一种大学教授的风度”，曾彦修说他是“具有学者风度的谦谦君子”，萧扬在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文章中这样评价张闻天：“仁者爱人，人恒爱之。”

二、齐家：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

张闻天成长于一个传统的农民家庭，自小深受祖母倪氏的疼爱，并深受“重孝道、睦邻里”的家风影响。母亲给张闻天讲过许多民间故事，比如新科进士钦琏保境安民修筑海塘的故事，张闻天也由此立志长大后一定要竭尽所能为百姓服务。成年之后的张闻天不负众望，在革命的洪流中逐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1946年以后，他到东北工作，先后担任合江省委书记、辽东省委书记，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外交部门工作，出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不管在哪里工作，无论身居何位，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张闻天的子女都是在平凡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张闻天离乡时，大女儿张维英只有3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到上海考察，才在离别近30年后再次见到女儿张维英。二女儿张引娣长到25岁才第一次见到爸爸，她在呼兰工农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中央号召精简机构，张闻天率先把女儿从打字员的岗位上精简下来，让她回老家上海找工作，小女儿最终以工人身份在上海退休。张闻天外孙女张秀君感慨：“我们家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自己健康发展，不喜张扬，爱读书。要说外公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什么，那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普通人。”[3]

张闻天和刘英唯一的儿子张虹生，在出生后不久就托付给了陈潭秋照顾，3岁时进了监狱，抗战胜利后才被放出，一路辗转，终于在10岁那年和父母团聚。1957年，第一批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虹生在父亲的支持下率先报名去了天津的茶淀农场锻炼。1959年，张虹生回到北京考大学，他特别想去外交学院读书，外交学院当时归张闻天管，张虹生想让父亲帮忙打个招呼，而父亲却撂下一句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张虹生后来凭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1962年，在父亲的鼓励下，张虹生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晓庄农庄落户。1979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作为一名普通的馆员工作到退休。

张闻天对家人的爱过于深沉，甚至让人误解。曾经，张闻天离家很久杳无音讯，他的族叔张羹梅托人带给郭沫若一封信，信中质疑：“难道一个唯物主义者，可以忘掉一切亲属？”郭沫若回复道：“古人云‘国尔忘家，公而忘私’悬为道德之最高标准。中国革命深幸有如洛甫先生兄弟者多，故得庆成功。尚望勿以‘唯物论者’菲薄。”[4]张虹生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从肇庆回新疆时与父亲离别的场景：“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5]

张闻天非常清楚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职责和使命，他深深认识到，“旧有思想系统上所产生的制度尽管崩坏，但是使这思想系统而不破坏，他还是能够重新创造出类似的制度的”。[6]因此，他不止一次告诫子女：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你们千万不要卷入到这股歪风中来。他认为，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张闻天的孩子和亲属没有从张闻天身上获得劳动以外的物质利益和特殊照顾，他们遭受的更多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严苛的要求。

张闻天身上的这种优秀品质，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尚道德，更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具有的“克己奉公、无私无畏、一心为民”的优良品格。2020年恰逢张闻天逝世44周年，这年的11月6日，一个格外美丽而静谧的秋天傍晚，张闻天唯一的儿子张虹生最终在南京的一间三人病房悄悄离开人世，与父亲在天国团聚。想必父子团聚的画面一定是温馨的，因为与父亲思想相通的儿子“完成了他的要求”，做到了父亲想让他成为的那个人！

萧扬在《张虹生，孺子可敬》一文中说：“虹生比起父亲来，没有那么多的业绩。但是，他一生平凡，一生艰辛，一生清白正直。他无愧为张闻天之子，无愧为革命者的后代。”张虹生以自己的平凡和清白，给父亲高尚的人格作出了完美注解。张闻天的家风深深影响了他的家人，也必将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三、治国：人民群众是主人

不管是在艰难的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时期，张闻天都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就是“人民群众”。他认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7]张闻天用一生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同志做出了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榜样。

张闻天一直强调“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人类高尚情操高尚道德的集中体现”，其中所蕴含的“大公无私”的品质是一名共产党人“最高的道德准则”。[8]为人民服务，一定要走群众路线。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用群众运动代替了“群众路线”，张闻天严厉批评说：“搞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要有利于生产，而不能妨碍生产。我看到有些工厂里花样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又是党的会议，又是团的会议，又是工会活动，还有写诗、学习，等等……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开会迷’，讽刺得很厉害。”[9]即使在被流放到肇庆的艰难日子里，他依然发出“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的铮铮誓言。他认为，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就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越时空，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守的真理的力量。

要始终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要反对官僚主义。张闻天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脱离群众的，所以他动员的主要方法就是命令。这种命令主义，尤其在苏区党内特别发展……这种现象，是不能一刻容许的。斯大林同志说得好：‘党的权威，是依靠工人阶级的信仰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仰，是不能以武力获得的。因为用武力去取得信仰，反而失掉了信仰’。”[10]反对官僚主义是走好群众路线最坚实的保证，要真正实现“人民群众是主人”，必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张闻天从革命时期就一直坚信的。他指出，由于我们的党“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对有些人诱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米汤，就轻于相信，这是我们内部产生右倾危险的因素之一;另外我们的斗争经验不够，我们土地革命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只有这一套，其他斗争的方式就不熟悉，这也是容易产生右倾的一个因素”[11]。张闻天认识到，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不够，因此就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