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峭俭啬思想特质探究

谭峭是唐末五代著名道教学者、思想家，著有《化书》一书。全书共分六卷，分别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谭峭重视节俭，并形成了丰富的俭啬思想。对此，学界尚无专文考察。与中外众多思想家相比，谭峭的俭啬思想具有视角的多维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价值地位的崇高性和作用领域的广泛性、来源的多元性和思想的包容性、实践对象的普遍性和践履重点的上层性等鲜明特质。研究谭峭的俭啬思想，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视角的多维性和

内涵的丰富性

《化书》是对谭峭的俭啬思想特质进行研究的基础资料，在不足14000字的《化书》中，谭峭共在70处使用“俭”，在23处使用与“俭”相对立的“奢”。但对于什么是俭，谭峭并没有直接界定。概括起来，其俭啬思想主要包括：

作物歉收，收获不丰。在《道化·铅丹》篇中，谭峭认为：“术有火炼铅丹代谷食者，其必然也。然岁丰则能饱，岁俭则能饥，是非丹之恩，盖由人之诚也。”道家的炼丹助食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民众能否温饱则主要取决于农作物的收成，农作物的收成又由百姓在农业生产上的“诚”即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决定。在《食化·七夺》篇中，谭峭认为：“（王者）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所以蚕告终而缲葛苎之衣，稼耘毕而饭橡栎之实。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义，斯不义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戚戚之礼，其何以谢之哉！”也就是说，王、大人等在作物歉收的情况下照旧攘夺，使民众受饥挨饿甚至在死亡线上挣扎，与此同时却标榜施行仁义，这显然太过虚伪，也不可能赢得百姓的信服和拥护。

量入为出，节约消费。在《俭化·权衡》篇中，谭峭认为俭与奢没有绝对的标准，只要适度即可，“饥寒无实状，轻重无必然，皆丰俭相形，彼我相平”。可见，俭就是指在消费方面从实际情况出发量入为出，花钱不大手大脚、奢侈浪费。

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谭峭提出：“俭于台榭则民力有余，俭于宝货则民财有余，俭于战伐则民时有余。不与之由（犹）与之也，不取之由（犹）取之也。”显然，俭就是少征发兵役、徭役，不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不误农时，这样做虽没有直接给予百姓什么，但能使百姓获得必要的劳动时间和精力，从而在实际上达到了藏富于民的效果。他还指出：“世有悭号者，人以为大辱，殊不知始得为纯俭之道也，于己无所兴，于民无所取。”悭，本意为小气、吝啬。谭峭则认为，悭恰恰把握了俭的精髓，做到了与民休息、藏富于民，因此更值得褒扬和提倡。

简约去礼、少行恩赏。谭峭提出：“礼贵于盛，俭贵于不盛；礼贵于备，俭贵于不备；礼贵于簪绂，俭贵于布素；礼贵于炳焕，俭贵于寂寞……夫礼者，益之道也；俭者，损之道也。益者损之旨，损者益之理。”显然，俭就是指简单、简约，去除繁文缛节，不滥行恩赏。

克制谦逊，清静无为。谭峭在《清静》篇中指出，俭有着明显的行为特征。“奢者好动，俭者好静；奢者好难，俭者好易；奢者好繁，俭者好简；奢者好逸乐，俭者好恬淡”。在这里，俭实际上就是黄老的“无为而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

“俭”本义为“约”，即自我约束、自我克制，使行为不放肆，在生活上不奢侈浪费。段玉裁指出：“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奢之意。”对于俭，古往今来，人们品评不断、褒多贬少。西方学者主要从经济学视角，从增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角度进行考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节俭是社会财富增加的直接原因。“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所以他一再强调：“无论就哪一个观点来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节俭是基督教新教的基本观念，是促进资本增加的有效手段。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弊端凸显，社会剧烈变动导致人们价值失范、心理失衡，西方学者开始从生态学、心理学角度对俭进行研究。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学者不仅从消费角度认识俭的经济学意义，还从国家和社会治理乃至个人身心健康管理的角度去考察节俭。三国名相诸葛亮主张“俭以养德”，希望通过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提升个人道德层次。唐代诗人李商隐剖析了勤俭与历代家国兴亡之间的联系，总结出“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规律。但总体上看，他们大多从某一或某几个方面论述俭的意义。而在谭峭看来，俭则是多维的。既有精打细算、节约支出的经济学价值，也有减少人际冲突、调和人际关系的伦理学意义；既有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学意义，也有裨益官员清廉、实现政权稳定的政治学意义。可以说，俭具有内容的广泛性和对象的普适性，有时指物质上的俭，有时指精神上的俭，有时也指举止行为上的俭，可以适用于公私各个岗位、各类人群。如此视野开阔，多角度、全方位地系统论述俭，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

二、价值地位的崇高性和

作用领域的广泛性

谭峭对节俭高度重视。这不仅体现在其著作结构体系和相关篇幅上，也体现在其对节俭重要地位的阐述上。从全书结构看，《化书》秉承传统道教理念，由“化”切入，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来阐述“一切皆化”的变化自然观。而在“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六大主题中，俭化是最基本的，具有基础地位，即所谓“道不足，继之以术；术不足，继之以德；德不足，继之以仁；仁不足，继之以食；食不足，继之以俭”。从篇幅分量看，《化书》共六卷110篇，其中《俭化》独立成卷，并以《太平》等17篇阐发其思想，体现了谭峭对俭的高度重视，而且他不像其他思想家仅通过对奢靡的谴责间接表达对俭的重视，而是直接使用俭，论述俭。在他看来，俭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俭是保障家庭生活、防止致贫返贫的客观要求。财富的积累需要长期努力，家底殷实离不开开源节流，而高消费、大手大脚则很容易在短期内掏空家底、由富返贫。“其夫好饮酒者，其妻必贫。其子好臂丽者，其家必困”。因此，俭是维持家庭生计、防止陷入贫困的前提，所谓“积薪聚米，一岁之计，而易金换玉，一日之费，不得不困，不得不俭”。谭峭还强调：“奢者三岁之计，一岁之用；俭者一岁之计，三岁之用。至奢者犹不足，至俭者尚有余。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

俭是维持统治秩序、实现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谭峭认为，节俭不仅对家庭来说十分重要，对国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厉行节约是富国强兵的前提。“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剩养一仆，日饭三瓯，岁计千瓯。以一岁计之，可享千兵”。如果统治者能节俭，则老百姓的温饱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我服布素则民自暖，我食葵藿则民自饱”。如果统治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老百姓就能“我耕我食，我蚕我衣。妻子不寒，奴仆不饥。人不怨之，神不罪之”，这样就能江山永固、社稷无忧。相反，如果统治者奢靡，则会加重民众负担。“王好奢则臣不足，臣好奢则士不足，士好奢则民不足，民好奢则天下不足”。统治者奢侈会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王朝覆亡。“历观乱亡之史皆骄侈”，“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

俭是“五常之本”，是救治礼乐之弊的最佳手段。谭峭认为，儒家“穷礼乐，讲本末”，却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莫知道之本，莫穷理之旨”，原因在于繁文缛节使百姓产生困惑、思想混乱，“谓弓为弧，则民不知矣；谓马为驷，则民莫信矣”。因此，要把握礼的精髓和要旨，就应该从俭中获得启发，所谓“能师于俭者，可以得其要”。谭峭认为，凡事都要适可而止，不能绝对化、片面化，礼乐存在局限，要有所节制，而俭则是最佳手段。“礼失之于奢”，“乐失之于淫”，“奢淫若水，去不复返。议欲救之，莫过乎俭”。他强调：“夫仁不俭，有不仁；义不俭，有不义；礼不俭，有非礼；智不俭，有无智；信不俭，有不信。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五常为俭之末。”俭能防止五常走向极端，“俭之所律，则仁不荡，义不乱，礼不奢，智不变，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赖”。

俭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有力帮手。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一个人有着多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又存在轻重缓急之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需求结构。只有满足其当下最重要的需要，才能发挥最大的激励作用。事实上，早在1000多年前，谭峭就已注意到管理中存在激励效用递减的现象和规律，强调要合理运用激励手段。他指出：“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贵之常。渴饮则甘，饥食则香。夫惟俭，所以能知非常。”对同样的奖励，贫贱者更能赞赏珍惜，更具感激之心，因此统治者应了解民众需求，采取更加有效的激励政策，以满足管理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来争取民心、巩固统治。

俭是成为优秀领导者的基本素质要求。谭峭指出：“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过。俭者能远人，所以寡过。奢者事君必有所辱，俭者事君必保其禄。奢者多忧，俭者多福。”意思是说，节俭者更能安贫乐道，内心充实平和，远离是非，因此能不受羞辱、保有禄位。他认为，俭者“可以亲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玺，可以即清静之道”，“能至于俭者，可以与民为权衡”；“能终其俭者，可以为天下牧”。如果在上者节俭，则能与民以礼相待，赢得百姓的信任，从而具备“为天下牧”的条件。

俭是成就“太平之业”的有效途径。谭峭强调，治天下不能不“御一”“守一”，但很多人往往“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谓之一”，其实“守一之道，莫过乎俭”。谭峭认为：“民事之急，无甚于食。”在物质生产水平不高、产品不够丰富的发展阶段，“均食”是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实现“太平之业”的重要手段。“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而俭又是“均食”的前提和关键，所谓“俭者，均食之道也”。如果全社会能形成节俭的风尚，则“天下知足，所以无贪财，无竞名，无奸蠹，无欺罔，无矫佞。是故礼义自生，刑政自宁，沟垒自平，甲兵自停，游荡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否则，百姓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仁义礼乐也无从谈起，其结果只能是民不聊生、民怨神怒，江山就难以稳固，成就“太平之业”只能是海市蜃楼。

俭是修身养性、安身立命、解决人生诸多重要问题的灵丹妙药。谭峭认为：“俭于听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俭于公可以保贵，俭于门闼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俭于嫔嫱可以保寿命，俭于心可以出生死。”也就是说，俭可以裨益身心健康，可以获富保贵，可以适用于公私各个岗位、各类人群，是解决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是一切变化的关键，是“万化之柄”。

总之，从思想内容上看，谭峭对俭寄予厚望，认为俭是养生修身、齐家治国的利器，可以使家富国强，还可以裨益身心健康，可以补礼之不足，“仁、义、礼、智、信”只有在俭的基础上才起作用。所以他鲜明地指出：“俭为五常之本。”另外，谭峭还把俭视为实现大同之治的法宝，即所谓“万化之柄”。尽管谭峭对俭的功能有无限夸大或过于拔高之嫌，而且对统治者而言劝说并无多少约束力，而希望其少事剥削以建“太平之业”，成“天下之治”，也显得一厢情愿，但由此足见俭在谭峭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从中国思想史看，无论是其篇幅分量还是其系统性，谭峭对俭的重视都是史无前例的。

三、来源的多元性和

思想的包容性

作为唐末五代道教代表人物之一，谭峭融儒援释，其俭啬思想体现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多元和谐的特点，道家尚俭思想固然为其主要理论来源，但同时也吸收了儒家、佛教以及墨家重视节俭的思想。

对道家俭啬思想的继承弘扬。道家创始人老子高度重视节俭，并提出“治人事天莫若啬”的命题。老子认为，人要遏止基本需要之外的“嗜欲”，因为过多的物质享受会让人迷失心智、失去自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攻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主张统治者应力求节俭。因为统治者奢靡浪费，必然会加重百姓负担、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导致亡国。老子强调，只有“无知无欲”，才能确保社会的平安。“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子也认为统治者肆意妄为就会耗费大量社会资源，扰民、妨民并最终阻碍社会发展。庄子指出：“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东晋著名道教思想家葛洪认为，统治者的奢侈浪费极易导致下层民众的生活贫困和悲惨处境，因此他反对游宴、畋猎、酣乐、淫声等奢侈行为。他赞同墨家“节葬”的观点，主张：“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觯之属，衣冠车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宫室尊卑之品，朝飨宾主之仪，祭奠殡葬之变，郊祀褅袷之法，社稷山川之礼，皆可减省，务令约俭。”强调，“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矣。”葛洪认为儒家的礼十分重要，但应删繁就简。他指责：“冠、婚、饮、射，何烦琐之甚邪！”主张，“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拜起俯伏之无己邪？”总之，谭峭继承了老子的尚俭思想，高度重视俭，把俭作为养生去祸的重要手段，希望人们要懂得节制以免遭受“过欲”之祸；继承了老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理念，主张统治者应当节俭节欲、清静养生；继承了老子、葛洪希望统治者节俭以减轻老百姓负担、使民足食以减少社会纷争的思想；而葛洪对儒家的礼既重视又希望加以改进的思想，也为谭峭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