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建设话语的逻辑层次和语境建构

中图分类号：D2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23）02-004-（9）

摘要：党风建设话语是党对现实中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的回应，在不同历史阶段下内容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其逻辑层次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事实与评价相符的陈述话语，个体行为分析与社会批判分析相结合的批判框架。党风建设话语的说服力和规范力分别受到文化语境和心理语境的影响。十八大以来党通过重构文化语境和心理语境，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打破管党治党“宽松软”心理定式，实现了党风建设话语的有效传递。

关键词：党风建设；话语；逻辑；语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1]由此可见，党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党风建设话语是党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大量生动鲜活的党风建设话语对端正党风、引导并规范党员的思想言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持续深化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党风建设话语的内在逻辑和语境建构，对提高党风建设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风建设话语的形成发展

为了应对不同时期的特定境遇，回应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建构了党风建设话语，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党的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一）延安时期党风建设话语的形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党员观念世界中的各种非党性观念，使得一些党员在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开展工作方面产生认识偏差，导致各种不良行为习气滋生，扰乱了党的作风，妨碍了党的事业。延安时期，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本中可以看到，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问题受到猛烈批判。在此过程中，言说者将“作风”与党的理论话语、中国的经验性话语相整合，建构出“党的作风”这一全新话语，也标志着党风建设话语的正式诞生。

第一，建构了以“党的作风”为核心概念的党风建设话语。党的作风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作风，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延伸，是全党在组织和个人、工作和生活、思想和实践等方面呈现出来的、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言说者一方面向马列主义经典展开追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党风建设话语生成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相对独立地进行思考，对管党治党经验的总结是党风建设话语生成的重要基础；此外，强调表达技巧的群众性，融入人民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语言元素是党风建设话语生成的鲜活特征。

第二，开辟了以“学习教育”为基础的党风建设话语行动模式。“话语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2]，能积极地塑造和改变社会事实[3]。党风建设话语指向规范党员行为和塑造政党形象的实践行动，“学习教育”是该实践行动的基础和中心环节[4]。最初在全党范围内发起“学习教育”的行动与整风运动相关联，通过理论教育、干部培训和清理审查等举措，既整顿党的思想作风也整顿党的组织。“学习教育”是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5]。文本是“学习教育”的基础。浏览或精读文本，考试或撰写学习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质是对已有文本（比如《整顿党的作风》）的词句、片段或分析框架的讨论和吸收，并联系实际进行回应和加工，以达到党风建设话语的再表达。这种“互文性”[6]的活动使得党风建设话语的内容不断丰富。

第三，将党风建设话语的基本内容高度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相较于原初“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7]的表达方式，“党的三大作风”是党风建设话语内容首次重要的发展。最初“学风、党风、文风”的表达，旨在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党内作风问题的言说需要，并在深层次上揭露和批判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但是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历史关头，党风建设话语还需要紧贴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将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相结合而生成新的话语内容。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党风建设话语也应当在内容表达上呈现出这种统一性。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风建设话语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党需要处理好党风建设话语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其一，因党员人数激增和政党地位变化所导致的党员整体质量下降现象，是这一时期党风建设话语回应的重点问题。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短缺问题比较紧迫，为此各地大规模地进行了干部选拔工作并适当放宽了吸纳标准，一些思想作风不纯的人也加入党的队伍。另一方面，老解放区党员干部纷纷走上全国各行各业领导岗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权责重大，同时受一些不良习气的影响，党内官僚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作风和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不良心态有所滋生。为此党先后发出了《关于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等系列文件进行回应，旨在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引导党员践行无产阶级政党优良作风。

其二，以“党员标准”为关键词的“学习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风建设话语行动的中心环节。1951—1954年整党运动的逻辑起点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条件和党员标准的讨论，即面对一些党组织放低接收党员的标准的情况，接下来对已经入党但“未够条件”的党员该如何认定和处理。故而产生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话语表达：一方面，明确和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入党手续；另一方面，普遍进行“关于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党员标准教育，使“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的党员”最终能“够上一个党员的标准”，并督促党员主动学习，强调“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8]。

（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党风建设话语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党风建设话语的任务转变为如何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以适应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需要。

一是总结党执政以来党风建设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党风建设话语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党风建设话语恢复和继承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党的优良作风传统，在此基础上抵御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经济缺陷和西方腐朽价值观的负面作用。针对党员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市场化改革浪潮中脱离群众和作风腐化的问题，党中央阐述了要从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党风建设重要性的基本原则，并指出党风建设的实质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如何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等命题，中央提出以制度克服党内存在的纪律松懈、软弱涣散问题的路线方针，形成了“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的话语支持。

二是党风建设话语呈现出制度化趋向，这种制度嵌入缓解了党风建设话语在“党风建设运行机制”方面表达欠佳的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与“学习教育”不同，党风建设话语不再主要寄希望于党员个人修养和自律来解决党风问题。党风建设话语的制度化趋向呈现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制度与党风建设的关系得到了话语关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根据反对不正之风和反腐败斗争的要求而反复强调以制度建设开展党风建设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9]。其次，制度文本成为党风建设话语表达的重要形式载体。相较于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讲演，制度文本式的表达具有权威性、全局性和常态化特征。党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如理论学习制度、公务接待制度、出国访问制度、干部生活作风相关制度等。这些制度文本是党风建设话语表达的重要形式载体。最后，党风建设话语增加了“不准、禁止、不得”等惩戒性内容。这类话语与惩罚办法相关联，通过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强制性手段，对违反作风纪律的行为给予最大限度的防范和纠正，以达到教育、改正的效果。

（四）十八大以来党风建设话语的创新

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风建设话语进一步以制度为载体进行表达，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其一，党风建设话语以制度化的语言来涵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即以《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为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系列制度为配套，将“四风”问题逐条逐例地对应到党内法规制度中的禁止性行为规范上去。

其二，加强制度文本中党风建设话语的协调性，使党风建设制度更有利于执行。通过推进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体系化建设，进一步廓清党风建设与其他如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等范畴之间的关系。加强新制度建设，用制度语言对党风建设实践中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进行表达。对1949年以来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解决制度文本中党风建设话语表达的前后不一致、有重复和相矛盾等问题。

其三，增强党风建设话语中指令语的执行力度，提高党风建设话语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党风建设话语强调规制属性，运用禁止、不准、必须或应该等指令语以规范党员行为，其规制力的保障在于指令语的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的原则，着力解决制度执行存在的制度虚置、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机械性执行等现象[10]，在增强制度执行力的同时，增强了党风建设话语中指令语的执行效果。

二、党风建设话语的逻辑层次

党风建设话语是关于党的作风、党员作风的普遍文化和共同信念，以及关于党风建设行动策略和制度方案的系统表达。在大方向上，可以将党风建设话语分为三个层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事实与评价相符的陈述话语，个体行为分析与社会批判分析结合的批判框架。而本质上，陈述事实的过程即批判事实的过程，批判事实本身就是价值立场的贯彻，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一）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

任何话语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蕴含了言说者的价值立场。党风建设话语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本质上由党的价值立场所决定。价值立场与陈述话语、批判框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贯穿党风建设话语始终的纽带，使话语的表达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特性。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1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全党的行动准则和实践遵循，党始终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奋斗，党风建设话语的目标旨趣同样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言说人民的话语，言说服务于人民。

第一，话语言说的内容必须聚焦对人民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的深刻批判。习近平指出：“作风问题，有些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不能听之任之。”[12]党风建设话语必须与人民对话，征集意见、吸纳观点，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恶群众之所恶，揭露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人民群众的呼声是作风问题的第一信号，“四风”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因此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诸多场合频繁对“四风”问题进行集中论述，聚焦对“四风”问题的揭露、批评和规制。

第二，话语言说的形式必须主动贴近人民，以通俗易懂、人民喜闻乐见的词语和语句进行表达。借鉴生动鲜活的人民的语言来表达，其关键在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群众实践和总结、守护和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源头活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文化内涵，也丰富了党风建设话语的文化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比如以民为本、知行合一、勤俭节约、克己奉公、为政以德、清廉从政等等，这些内容为党风建设话语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共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人民基础，是党风建设话语广泛传播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