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23）02-098-（14）

摘要：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基于19个全国农村养老服务典型性案例，提取和凝炼了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逻辑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离不开供给动因、供给主体、供给保障、供给流程之间的耦合作用。在供需现状、上级压力和理念认知等内外动因驱动下，由党建引领的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所构成的多元供给共同体，通过整合制度建设、工作机制、资源条件和技术赋能等供给保障要素，为需求识别、供给决策、服务生产和监管评估等接续环节构成的供给流程提供重要支撑，从而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动态平衡，由此构成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扎根理论

一、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空巢化现象明显，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剧，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村和城镇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分别为23.81%和15.82%，农村高于城镇近8个百分点，呈现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态势，农村面临着更大的养老负担和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为应对农村老龄化严峻形势，党中央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养老服务健康发展，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虽然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健全，但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基础一直以来较为薄弱，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仍受到供给总量不足、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的制约，整体呈现粗放式供给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养老服务供需有效对接，更好地增进农村老年群体福祉，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精准化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图景。

关于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相关研究，当前学界普遍认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由粗放式转向精准化迫在眉睫，围绕理论内涵、实践困境以及优化路径等方面展开了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应然分析，对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实践逻辑回应不足。实际上，当前各地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有所突破，这意味着研究不仅要从更高层次上构建理论，更应立足实践推动理论创新。部分学者尝试基于个案分析从创新实践中归纳各种供给模式，但这些研究难以全面有效地揭示出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的共性逻辑，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实践逻辑有待深入挖掘。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实践逻辑是什么？其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作用的？

二、文献综述

为破解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失衡困境，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引导下，各地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创新实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着实践探索不断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精准化”理念源于科学管理理论中的“精细化管理”[1]，“精”是指精确、精细，“准”是指标准、准确[2]。对养老服务“精准化”而言，其内涵应至少包括目标导向差异化、技术治理精细化和发展趋势多元化的意旨[3]。学界普遍认为，精准扶贫是我国精准化研究的集中领域所在，并基于此，对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例如，有学者认为养老服务供给精准化是以老年人需求为靶心，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促进其自由发展为目的，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引导养老服务资源合理分配，以增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避免供需错位，进而实现养老服务供求的精准对接[4]。除了理论内涵阐释，学者们还重点关注了实践困境。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机制尚未成熟，因而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梗阻：在需求甄别方面，主要表现为服务对象瞄准偏离、需求识别信任障碍、需求表达意识淡薄与表达能力欠缺等[5]；在供给实施方面，主要包括多元供给主体间缺乏有效协同、服务内容泛化单一、服务团队专业化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完备等[6][7][8]。

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优化路径，学者们多热衷于协同治理理论[9]、利益相关者理论[10]、包容性发展[11]等视角，主张构建多元协同供给模式，以破解供给碎片化的局面。首先，供给主体跳出政府直供的单一主体思维，注重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力量[12]；其次，强调需求管理是服务供给的重要前提，改善农村老年人的需求表达机制，对需求进行评估和分类[13]，有针对性地为不同养老服务对象提供差异化服务；最后，协同供给过程注重多措并举，如完善政策设计[14]、搭建资源与信息共享平台[15]、重视知识转移合作机制建设[16]、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督评估机制[17]等，以增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效能。此外，还有学者立足基层实践寻求解决之道，通过透视微观个案，结合相关理论，总结归纳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样态，如“共振式增能”新型共同体构建模式[18]、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福利供给体系[19]等，丰富了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理论研究。

可见，学界已从多维角度探讨了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启发，然而仍有可拓展的空间：一是已有研究多以理论思辨的方式探究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理论内涵、应然状态等内容，对实践逻辑及其背后作用机理缺乏深入分析；二是虽然部分学者基于某一地区的案例分析总结了具体实践模式，但鉴于案例的特殊性，难以实现从特殊到普遍的跨越。为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大量典型性实践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旨在明晰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本土实践逻辑，以期为推进农村养老服务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20]。该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分析因素识别类、情况复杂类，也适用于解读过程类、新生事物探索类等问题[21]，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公共管理等研究领域。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学界关于实践逻辑的研究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应用扎根理论开展探索性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自1967年Glaser和Strauss[22]首次提出扎根理论之后，其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三大流派，即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23]。本研究采用的是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三阶段编码操作步骤对案例资料深度挖掘，以识别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二）样本选取

本研究遵循扎根理论的理论抽样原则，其强调让研究目的指导资料收集过程，抽取能为研究问题提供尽可能信息足量的样本，不同于统计抽样的一次性完成，理论抽样的基本逻辑是持续获取新数据以发现新范畴、新属性或范畴间新关系[24]。对于我国农村养老服务领域而言，常见的典型案例库有“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优秀案例”，本研究以此设定为样本选取范围，主要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1）权威性。“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评选是由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①从2019年开始每年联合开展，截至2022年底已评选出三批次典型案例；为全面总结2016年以来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民政部和财政部于2022年共评选出51个“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优秀案例”。这些案例的遴选均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经过了地方推荐、初步筛选、专家复评以及部门联审等程序，案例权威性较高。（2）典型性。申报案例来自全国东中西部各地区，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全国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其丰富经验和积极成效对后续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3）可获得性。所有案例相关资料均可公开获取便于开展研究。

根据研究目的和理论抽样的原则，样本选取的具体过程如下：首先，鉴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该区域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综合实力较强，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相对丰富，因此在案例集中优先选取了北京平谷等东部地区省市的10个案例，并基于此形成了对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逻辑的总体认知；其次，为避免单一关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而形成研究偏见，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中西部地区实践案例，包括湖南株洲等4个案例；最后，为保障抽样案例的典型性和多样化，在已有基础上补充了江西新余等5个案例，使样本能够涵盖医养结合、互助养老、居家和社区养老等供给模式。通过上述滚动式的理论抽样，最大化提高理论抽样的饱和度，从而确保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逻辑理论模型提炼的完备性和准确性，故本研究样本最终确定为19个案例，具体如表1所示。

（三）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选取的典型案例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公示，因而案例资料可从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或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以及案例所在地政府网站所发布的相关案例推介中获取。为保证案例资料全面性，还收集了与案例相关的政策法规类文件、重要会议和讲话、权威媒体报道等资料进行三角验证与补充。通过对上述案例资料的收集与梳理，最终所获得的相关案例资料十分丰富，包括案例背景、政策举措、经验成效、专家点评等内容，这些资料无疑是后续扎根过程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的重要基础。

四、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资料进行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25]。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需抛开现有研究定论，对原始资料逐句阅读与分析，从中提取与研究相关的初始概念和范畴。将所收集到的案例资料导入Nvivo11软件进行辅助分析，遵循开放式编码步骤，最终提炼出15个范畴，如表2所示。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指对开放式编码阶段所提取的各范畴进行比较与分析，发现和建立各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进一步提炼出统领其他范畴的主范畴[26]。该阶段共归纳出包含供给动因、供给主体、供给保障、供给流程在内的4个主范畴，各主范畴及相应副范畴如表3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从主范畴中凝炼出核心范畴，通过深入挖掘各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梳理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从而使研究的理论模型逐渐浮现出来。在对各主范畴持续不断地比较后，明确本研究的核心范畴为“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逻辑”。经过选择性编码，可以将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逻辑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如图1）：供给动因是推动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前置条件，由供需现状、上级压力和理念认知构成；供给主体是推动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核心力量，包括党组织、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供给保障是推动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重要支撑，包括制度建设、工作机制、资源条件和技术赋能等方面；供给流程是推动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关键所在，涉及需求识别、供给决策、服务生产和监管评估等接续环节。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理论饱和度，笔者从政府网站案例推介、政策法规类文件、重要会议和讲话、权威媒体报道四个类别资料中各随机抽取三份样本，然后遵循前文所述步骤重新进行三级编码。通过重复比较分析，并未从抽取样本中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也没有产生新的关系变化。由此可以认为，本研究所形成的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逻辑模型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五、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逻辑的模型阐释

通过上述三级编码及理论饱和度检验，本研究构建了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逻辑的理论模型，初步明晰了推动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我们把握该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直观的参考。然而，该理论模型并未系统阐明影响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以及各因素互动机制问题，无法深刻理解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背后的隐性逻辑，故下文将对此进行着重分析。

（一）供给动因：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前置条件

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的驱动力量是多元而复杂的，既包含供需现状、上级压力等外部因素，也包含理念认知等内部因素，农村养老服务精准供给实践在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得以触发。

供需现状是指在一定时期某一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综合状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民生活日益殷实，养老服务诉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然而农村养老服务真实需求并未得到充分而有效的挖掘。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制定方式是典型的精英主导、行政支配、自上而下的福利赋予型[27]，农村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渠道较为匮乏，加之老年人表达意识普遍薄弱，农村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受阻。现实中政府又往往出于政绩工程、养老资源等考虑，容易忽视对农村养老服务实际需求的调查评估[28]。因此，需求侧面临着自下而上难以有效传达和自上而下难以有效识别的双重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逐步提升，但供给数量不足、供给质量不高、供给效率较低等难点与痛点尚未完全解决，这不仅很难保障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权益，还可能诱发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供需失衡的现实情境，促使供给主体不得不反思粗放式供给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