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犯罪形势与治理措施

野生动物犯罪是澳大利亚许多濒危物种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仅次于直接栖息地破坏。根据阿德莱德大学野生动物犯罪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野生动物犯罪是全球第四大有组织犯罪，低风险与高回报的特点吸引了大量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野生动物犯罪和毒品走私、人口贩运、非法武器贸易并列，被视为推动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猖獗的野生动物犯罪正在导致许多标志性物种的濒危甚至灭绝，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非法进口的野生动物及相关制品也可能携带病毒，进而带来巨大的生物安全风险。

一、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犯罪的现状

野生动物犯罪主要包含野生动物被活体交易，作为宠物饲养、展示或宰杀，出售其身体部位用于食用、制作药物和装饰品等。这种非法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人们越来越关注对野生动物施加的残忍和不人道行为。

在澳大利亚，有证据表明，本土的爬行动物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可图。在亚洲、欧洲和美国，一只动物就能卖到数万美元。澳大利亚本地鸟类由于其艳丽的羽毛和独特的个性成为野生动物犯罪的高利润目标。澳大利亚执法部门发现了涉及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大规模非法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在2024年1月份的一起案件中，悉尼执法部门在突击检查中查获了257只蜥蜴，价值约120万澳元。

在野生动物犯罪的每个阶段，被捕获的动物都面临着严重的健康和生命风险。国际走私的动物可以来源于它们的自然环境或是圈养繁殖。被盗猎的动物数量通常会受到自然环境变化或繁殖季节的影响，通常在澳大利亚的温暖月份（9月至次年3月）达到高峰。这种波动可能会影响动物供应，并导致销售价格的波动。野生动物犯罪与洗钱、腐败、谋杀和极端暴力密切相关。这些交易大多发生在私人在线论坛、聊天群组中。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犯罪的供给主要是通过本地的饲养者和偷猎者来满足，而在供给和需求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协调者和运输者，其中可能存在许多中间环节。这些犯罪团伙结构复杂，常被描述为“非组织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被抓获的往往只是犯罪网络中的底层人物，很少涉及核心骨干成员。

二、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犯罪的特点

（一）经济利益巨大

犯罪分子非法走私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到海外市场，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相较于走私毒品等犯罪活动而言，野生动物犯罪不仅利润丰厚，而且犯罪成本非常低。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犯罪中最为常见的物种是本土的爬行动物。澳大利亚有近900种本地爬行动物，其中90%以上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它们不寻常的肤色、行为和遗传特征是与世界其他地区分离数千年进化的结果，这些特点使它们在国际宠物市场上受到高度重视。在国际市场上的爬行动物售价通常是它们在国内价格的5到10倍，有的甚至高达28倍。蓝舌蜥蜴、水龙和红腹黑蛇等是走私贩运最多的澳大利亚本土活体动物，它们鲜艳的色彩和充满异域风情的特点，使得这些野生动物在非法贩卖到海外时，以1000至20000澳元的价格出售。根据澳大利亚农业、水和环境部（DAWE）的数据，2018年至2019年期间，当局查获的所有动物中，近90%是爬行动物。

当局和环保人士一致认为，实际交易的动物数量可能远大于目前所掌握的数量。澳大利亚法律规定，本地动物出境是非法的，极少数得到许可的情况除外。大多数动物一旦被带到海外，就几乎得不到法律保护，爬行动物在宠物大会、在线论坛或社交媒体上的私人群组中被公开交易。

走私最频繁的物种之一是瓦背蜥蜴——也被称为短尾蜥蜴和松果蜥蜴。它在海外可以卖到数千美元，而来自西澳的亚种由于其独特的颜色图案卖价更高。不断追求新奇事物是该行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寻找到新的颜色、遗传特征，甚至是一个新物种，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丰厚的经济利益。虽然可以人工饲养繁殖一些爬行动物，但成功率低且成本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宠物商人需要在野外捕捉爬行动物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客户往往更愿意出高价购买野外捕获的爬行动物，珀斯和罗特尼斯岛等交通便利的地点已成为偷猎者的热门目标。

（二）野生动物犯罪的手段残忍

一旦野生动物被从野外捕获，走私者便会采取极端残忍的方法来进行隐瞒伪装。为了限制动物的活动，走私者会把爬行动物的四肢用胶带绑在身体上套到袜子里，然后放进电饭煲、鞋子或玩具等包裹中进行伪装。为了避免X射线扫描仪的探测，走私者会在电饭煲底部制造虚假的隔层，或用一层厚厚的橡皮泥将动物包裹起来。长时间封闭和不恰当的运输过程，可能会导致出现脱水、饥饿、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死亡的情况。然而，爬行动物却非常适合走私，被困数天，虽然呼吸、饮水或进食存在困难，但是它们会进入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一些爬行动物能够生存下来，但大多数无法挺过这段可怕的经历。海外市场上蓝舌蜥蜴的高昂售价意味着，只需要几只存活下来，走私活动就能带来足够的收益，因此吸引非常多的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像厚尾壁虎这样的小型爬行动物，皮肤非常柔软，执法人员及兽医在移除胶带时必须非常小心，以避免损伤其脚趾、四肢或皮肤。有些动物还会采取断尾的方式作为自身防御，因此解救被查获的爬行动物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花费的时间越长，动物受损伤的风险越高。在兽医评估后，有些爬行动物会接受治疗并最终放归野外，但也有一些必须安乐死。在评估过这些动物后，执法人员会尽一切努力让它们回归野外，但这种可能性非常低。主要是因为往往无法知道每只爬行动物来自哪里，尝试将它们放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生存风险，甚至暴露在捕食者面前。

除此之外，迁移的爬行动物还可能携带对当地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构成威胁的病毒。一种名为松果蜥蜴流感的爬行动物冠状病毒尤其令人担忧。该病毒20世纪90年代在松果蜥蜴群体中首次被发现，现已在西澳大利亚州广泛传播。一项研究发现，珀斯两家野生动物中心的近60%松果蜥蜴感染了该病毒，病毒可能导致类似人类流感的呼吸道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很高。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该病毒可以传播给人类，但在历史上，野生动物贸易中的外来动物曾在狂犬病、莱姆病等人类动物源性疾病的传播中起到了作用。无论是在合法还是非法的爬行动物贸易中，蜥蜴在澳大利亚的流动都对澳大利亚爬行动物的健康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风险。最令人更担忧的是，很可能我们还没有识别出其他更严重的传染性疾病。

（三）野生动物犯罪具有明显的网络性和组织性

野生动物犯罪需要一定的组织分工，来满足海外市场对动物的需求和供应。犯罪分子和犯罪网络需要具备关于动物、通信、资金流动和运输方面的专业技能，才能完成走私过程。非法野生动物走私是针对全球市场进行的，买卖双方通过网络途径进行交流，并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来宣传动物出售信息。

通常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走私始于海外交易商从其他国家获取动物，以供宠物市场销售。海外交易商需要一名澳大利亚的本地联系人，通常称为“协调员”。该“协调员”负责通过本地的交易商、繁殖者和盗猎者来获取所需的动物。这些动物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如持有相关许可证和手续，交付给“协调员”。繁殖者和本地交易商可能对这些动物将被走私到海外并不知情。资金由海外交易商转给“协调员”、盗猎者和繁殖者，或者通过“洗钱人”进行转移。“洗钱人”是那些可能不知自己转账的资金来源于犯罪活动的个人，他们代表网络成员接收资金，从而掩盖资金转移的真实目的。“协调员”可能自己发送包裹，或者通过快递员将动物发送到海外，这些动物通常被隐藏在货物中，并通过邮寄方式运送。海外交易商则可能通过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宣传这些动物的出售信息。这些步骤需要走私网络中的成员履行特定的角色，而每个角色都需要完成相应的任务。这种高度分工的犯罪网络结构使得走私活动更加隐秘和复杂，犯罪分子通过这些方式逃避执法部门的监管。

三、澳大利亚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困境

（一）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执法难度大

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总人口不到2700万，约40%的居民集中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两个主要城市，85%的人口生活在距海岸线50公里以内。广袤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被称为“内陆荒野”，因降雨稀少、环境恶劣、人口密度极低，使得这片区域成为许多珍稀本土动物的栖息地。特别是多种爬行动物、鸟类在此区域生存，因其极高的市场价值，常成为非法捕猎和走私的目标。近年来，随着全球野生动物犯罪网络的不断升级，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成为非法捕捉和交易的重要源头。这些物种的栖息地通常位于极为偏远和难以监控的地方，非法活动的隐蔽性极强，给执法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蛇类、蜥蜴和鸟蛋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被捕捉偷取，并通过复杂的犯罪网络进入宠物市场或被走私到海外。这种犯罪活动严重威胁本土生物多样性，却为国际野生动物犯罪网络提供了重要资源。

此外，由于内陆地区查缉手段不足，非法活动往往难以及时被发现和制止。执法人员不仅面临地理位置偏远、资源稀缺的问题，还需要应对走私手段日益隐蔽化的挑战，如利用无人机运输或伪装合法货物进行跨境交易。这些问题使得内陆荒野的野生动物犯罪形势更为严峻，对澳大利亚执法部门和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法律标准尺度不一致

全球不同国家有关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法律差异很大，有些国家仅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清单上列明的动物进行立法保护。澳大利亚本土宠物市场中流行的物种并未列入CITES清单，因此在某些国家这些物种的贸易是合法的。这意味着，在动物被走私到海外之前，能够在澳大利亚境内识别到野生动物走私行为，对于打击犯罪网络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署国，并通过《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案》在联邦层面执行相关法律。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负责处理联邦犯罪，而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则负责监管边界、海港和机场。此外，澳大利亚的六个州和两个地区（北领地和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均有自己独立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而这种法律的不一致性常常导致侦破跨州案件的法律冲突。例如，当某人在一个州涉嫌违法但在另一个州被捕时，可能会面临多重司法管辖问题。在一起案件中，一名新南威尔士州居民在昆士兰州被捕，此前他刚刚去过北领地，并被发现携带56只爬行动物，其中一只为西澳大利亚州的特有物种，其余55只来自多个州。尽管案件涉及多达四个司法管辖区，但由于昆士兰州率先启动了诉讼程序，公平审判权、信息披露义务以及“一罪不二罚”原则，导致其他州和地区放弃采取进一步行动。尽管有证据表明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和北领地的法律可能已被触犯，但最终只有昆士兰州提起了指控，其他州和地区未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动。

在当前野生动物犯罪日益复杂化的形势下，这种不同区域之间法律不一致的问题愈加凸显。随着犯罪分子利用多个州的法律漏洞进行非法活动，野生动物犯罪的跨州和跨境特性愈发明显。一些犯罪组织甚至专门研究不同州的法律差异来规避惩罚，这种情况不仅削弱了执法力度，也使得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法庭科学能力制约

在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侦查打击中，需要法庭科学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例如，许多非法交易依赖合法来源证明材料或许可证，文件检验技术可以判别这些文件的合法性及其是否与实际交易相符。野生动物犯罪涉及大规模的经济活动，通过司法会计分析，可以追踪资金流动，发现犯罪网络隐藏的交易链条和洗钱活动。当动物检材样本较为完整时，可通过形态学技术进行物种或个体鉴定，为认定犯罪行为提供明确的证据。当形态学分析无法开展时，通过（脱氧核糖核酸） DNA分析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鉴定样本物种、个体身份甚至地理来源。这在跨境非法贸易案件中尤为重要，有助于追溯野生物种的来源地。澳大利亚的相关机构，例如澳大利亚博物馆，具备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分析的专业能力，并已通过ISO/IEC 17025认证，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检验鉴定技术支持。然而，这种能力在澳大利亚仅分布于少数机构，如部分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相关犯罪打击的支撑作用有限。文件检验和数字法庭科学检验的资源主要集中于运营性法庭科学实验室、州警察部门或私营机构。然而，这些实验室的主要资源通常应用于人身和财产犯罪上，很少应用于野生动物犯罪案件。这种分配的失衡与当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犯罪日益严峻的形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随着国际野生动物交易需求的上升，爬行动物、鸟类和其他珍稀动物的非法捕捉与交易问题愈发突出，但由于实验室案件积压、预算不足等问题，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处理优先级较低，导致大量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