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山警察的心理阴霾　The Capitol Police and The Scars of Jan.6

美国国会山警察（United States Capitol Police）是美国联邦警力，主要职责是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阻止并调查犯罪活动，以及维持国会附近区域建筑、公园及主干道的交通秩序。国会山警察在国会大厦广场范围内享有专属管辖权；在国会建筑群周围大约200个街区的范围内，与美国公园警察（United States Park Police）及哥伦比亚特区大都会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享有共同管辖权。另外，国会山警察还负责保证国会议员、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全美范围（包括领地、属地及哥伦比亚特区）内的安全。

事件回顾

2021年1月6日，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其中一部分人当天下午集体前往国会山，暴力突破安保系统，闯入美国国会大厦，参众两院联席认证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进程被迫中断。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有4人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中丧生，其中包括被国会警察射杀的暴徒阿什利·巴比特、两名心脏病发作的人和一名死于服药过量的人。此外，当天约有140名警察受伤，5名警察在骚乱后的几个月内死亡。国会山骚乱发生两年后，与之有关的950多人被捕。《纽约时报》的数据称，其中的18人被控共谋暴乱罪，他们都是美国极右翼组织“誓言守护者”和“骄傲男孩”的成员；284人被控殴打或反抗警察罪；295人被控妨碍国会正式程序。报道称，迄今为止提出的大部分指控都是轻微罪行，最高刑期为6个月监禁，许多被告只被判入狱几周，或者根本没有入狱。2022年9月，纽约市前警察托马斯·韦伯斯特因在国会大厦用旗杆袭击警察，被判处10年监禁，这是迄今为止国会山骚乱案中最重的刑罚。

2022年12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发布了一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独立调查报告，称骚乱发生并非特朗普的责任，而是国会山安保工作失职。

骚乱事件震惊全美及国际社会。很多亲历骚乱的警察说，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身体、精神和生活。

骚乱发生，特朗普支持者进攻国会大厦

2021年1月6日，大量人群聚集在国会大厦前，31岁的国会山警官卡罗琳·爱德华兹奉命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值守，面前站着黑压压一片的特朗普支持者。突然，人群骚动起来，情绪失控，犹如小雨突然间变成了冰雹。一声刺耳的喇叭声刺破人群的喧闹声，人群的呼喊声汇聚成口号：“美国！美国！”身高1.62米的爱德华兹竭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气势。她与其他四名警官双手叉腰，并肩站在护栏后面。站在她面前的一个男人猛地脱下夹克，将他的红色MAGA帽子（MAGA小红帽，是特朗普标志性的小红帽，“MAGA”代表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向后一转，和周围的人群一起开始将护栏向前推，而警察为了保持平衡，奋力向前顶住护栏。

一位站在附近的警官转过头，正看到一名骚乱者举起护栏砸向爱德华兹。她瞬间倒在地上，头撞在混凝土地面上——一场血腥的激烈冲突就此开始。这是自1814年英国人烧毁国会大厦以来对国会大厦最严重的袭击。人群号叫着、咆哮着，冲过路障，那名警官对着无线电高声呼叫，命令锁上国会大厦的所有大门。

爱德华兹支撑着站起身来，她一阵头晕目眩，靠在栏杆上寻求身体支撑。她的警帽掉在了地上，头发凌乱。骚乱者们冲过障碍物，附近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回击。大厦四周的警察在无线电中听到了一声痛苦的呼喊，一个他们在工作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呼喊声：“救命！”

国会大厦的另一侧，身高2米的前橄榄球运动员哈里·邓恩曾是爱德华兹的教官，他听出那是爱德华兹的声音。很多国会山警察都曾在邓恩手下接受训练，他和警察学员之间更像是亲密的朋友。他向大厦西侧跑去。

国会大厦内，靠近游客中心的地方，德文·高迪正穿上他的防暴装备，他也听到了爱德华兹疯狂而尖锐的求救声。他的小队冲过大厅，跑下楼梯，冲出大楼西侧的大门，眼前的一幕让他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在他面前奔跑、推搡。站在为就职典礼搭建的木制演讲台上，他感觉自己在为眼前一群残暴的观众做着表演。人们向他投掷易拉罐、彩弹球、嘶嘶作响的燃烧瓶。他看见一名暴徒挥舞着一把斧头，刀刃上缠着美国国旗。

有经验的防暴警察知道，在进入战斗前要摘掉写有他们名字的胸牌。但是高迪，一名入职不满三年、瘦高的27岁警察，没有想到摘掉胸牌。一名骚乱者冲着他尖叫：“嘿，高迪！看看高迪！”“你害怕了，高迪！”高迪的上司，42岁的阿奎利诺·戈内尔是一名伊拉克战争老兵，他就在高迪旁边，可是他正在阻挡激动的人群向里面冲，无法抽身。听到辱骂声，高迪感到浑身冰凉，恳求似的看着自己的上司。可是戈内尔能为他做什么呢？戈内尔看到一名骚乱者用力拉扯高迪手中的盾牌。拉扯中，高迪的头部被自己的盾牌重击了好几次。最终，骚乱者手中的一根旗杆砸中了他，让他陷入了昏迷。另一名警官将他拖进国会大厦，他暂时安全了。

混乱中，戈内尔的队员们已经被捣乱者冲散，不见踪影。他当时还不知道，在大楼西侧入口附近的警察中，只有他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手里还握有盾牌，其他警察的盾牌要么在骚乱中被夺走，要么被打落在地，有的警察压根就没有盾牌。一名骚乱者用警棍狠砸他的手。他在门口苦苦支撑，快要坚持不住了。戈内尔一脚踩在一堆被有毒喷雾弄湿的盾牌上，滑倒了。担心暴徒会抓住他的腿、他的盾牌和他的手臂，不等他站起来就把他“五马分尸”，像被卷入洪水的人一样，他慌乱地想要抓住身边任何的物品，混乱中不知抓住了谁的腿。

不知道是过了一个小时还是几天，爱德华兹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她终于镇定了下来，在国会大厦地势较低的西露台上和同事们一起与骚乱者战斗。有人将化学喷雾直接喷到了她和布赖恩·西尼克的脸上。她抬手去遮住眼睛，刺痛令她痛苦地弯下了腰，脚步踉踉跄跄。西尼克撤回大厦冲洗眼睛，之后又回到了战斗中。另一名警官护送爱德华兹离开现场接受治疗，她的肺部被有毒喷雾灼伤。

戈内尔和大厦西侧的其他警察奉命全部退入国会大厦。进入大厦后，戈内尔和同事们立刻守住大门。他的队员——安东，一名34岁的海军退伍军人，大喊道：“他们在大厦里！”骚乱者从西露台入口附近的内部楼梯向他们冲过来。安东跑上两层楼梯，用盾牌把暴徒推回楼梯，脑子里充满了疑问：“我会死在这里吗？如果我死在这里，最后看到的会是这些恶魔般的面孔吗？我能不能开枪？霍伊特怎么样了？”

伦诺克斯·霍伊特是安东在警队里的好友，32岁，美国陆军退伍军人，曾在阿富汗担任宪兵。混乱中他们失散，安东事后得知，霍伊特这天的经历更加可怕。他被骚乱者拉进了人群，防弹背心等装备被全部扯掉。有人用铁管打他的手；一名暴徒举着一块脚手架向他砸过来，幸好他躲闪及时。他和另一名警察被困在就职典礼舞台下方的围栏里，成为他们的掩体。已经受伤的霍伊特在那里被困了几个小时，一群暴徒一直试图闯进去，化学喷雾在头顶的木板之间如雨点般落下，他们冲不出去。

安东的另一名队友，多米尼克·特里科奇这天轮休，但是接到短信得知国会大厦发生骚乱后，他立刻赶到了现场。战斗中，他冲进人群试图帮助另一名被围堵的警察。“叛徒！叛徒！”骚乱者高喊口号，化学喷雾让他不停地流泪，悲伤和恐惧的泪水也夹杂其中。他被扔过来的一段护栏砸中，从石阶上摔了下去。石头上沾满了鲜血、催泪瓦斯和化学喷雾剂，滑溜溜的。一名留着胡子的大个子警察也重重地摔在台阶上，一名同事扑倒在他身上，用身体护住他的佩枪。踩踏中，他的手骨折了。

此时，哥伦比亚特区大都会警察赶来增援。哈里·邓恩警官赶到国会大厦西侧，在西边草坪旁守住防线。他站在人群上方的一个平台上，步枪瞄准了一群投掷烟幕弹并挥舞着邦联旗帜的骚乱者。像那天几乎所有的武装警察一样，出于克制但也是出于恐惧，他忍住了没有开枪：如果开枪，有多少持枪暴徒会还击？警察明显寡不敌众。

回到大厦内，邓恩站在圆形大厅下面的大厅，阻止骚乱者冲向已经倒在地上的受伤警察。戈内尔的左肩受了重伤，看到邓恩的出现终于松了口气。借助邓恩阻挡暴徒的进攻，戈内尔独臂协助另一名警官将失去知觉而且已经没有了脉搏的罗萨娜·博伊兰抬上楼，准备对她进行心肺复苏术（她后来被宣布死亡）。

傍晚时分，在大都会警察的帮助下，国会山警察对大厦内部进行了清理。警察们蹲坐在走廊上，咳嗽得厉害。他们在洗手间外排起长队，等着清洗眼中残留的化学喷雾剂。圆形大厅里，邓恩倚靠在墙上，在同事们面前放声大哭。他痛苦地喊道：“这是美国吗？”

国会大厦外，国民警卫队终于抵达。

无视情报 毫无准备

1月6日之前，安东负责在国会大厦外执行夜间巡逻任务。他一直认为他最大的对手是华盛顿冬季寒冷的夜晚、夏天令人窒息的酷热，还有每天能在国会大厦工作而产生的自满情绪。这份令他引以为豪的工作需要他时刻保持警惕，应对可能发生的安全威胁，即使他从未发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威胁迹象。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因为骄傲情绪而放松了警惕。其实，并不是每名国会山警察都如此认真地对待工作；有些警察在值夜班时睡觉。但安东认为，因为夜班警察人数少，自己在如此重要的地方工作，责任就越发重大。“干得好，”早上替班的同事常常对他这样说，“大厦还在。”

国会山警察从未设想有一天会与一群愤怒的暴徒发生暴力冲突，因此像安东这样的退伍军人只占全部警员的15%；许多警察在1月6日之前从未对任何人实施过逮捕，更不用说进行肉搏战了。在执法界，这份工作被认为是既稳定又轻松——平均年薪接近六位数，除此之外还享受联邦福利。国会山警察在面积约0.5平方英里的国会大厦建筑群内为立法者和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他们的日常工作通常是手拿金属探测器在入口、路口等检查站搜查是否有人携带危险品，在迷宫般的建筑周围为新入职的工作人员和游客指引方向，监视针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小型和平抗议活动。

直到2020年圣诞节前后，警员们开始频频在电子邮件中收到大量的威胁警告。很多警察以往收到过这样的威胁邮件，警告之后一切如常，没有发生过安全事件，所以大家并不把它们当回事。但是安东已经在警队工作了将近三年，他从未在自己的收件箱中见到过这样的威胁邮件：“你要当心啦！”“我们带着枪来啦！”“有人要受伤啦！”……安东意识到国会大厦可能将要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

安东和几名同事，尤其是那些像他一样是退伍军人的警官，对1月6日的人群聚集感到担忧，多次找到他们的直接主管戈内尔，要求他向领导层反映他们的担忧。即使聚集人群中只有一人开枪，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警方应该如何应对？虽然国会山警察的防暴队中只有部分队员接受过使用长枪的训练，但是安东认为，领导层可以制定出战略预案，充分利用这些警察，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其他警员提醒过他们的上级，要注意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帖子。戈内尔不止向一名高层领导汇报了他们的关切和建议，包括他自己的上司，但他得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写成书面报告。他照做了，但无济于事。1月5日，点名时，戈内尔的上司拉尼·布鲁克斯中尉对大家说，她已经应他们的要求向她的上司提出了这个问题，目前没有任何进展。骚乱事件发生后，布鲁克斯通过警方发言人称，她不记得自己说过那样的话。

骚乱发生前三天，一份警方的内部情报报告提到了可能将要发生的安全事件，几乎是预言般的准确：“与之前的选举后抗议活动不同，特朗普支持者6日聚集的目的很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只是抗议示威，目标可能是国会大厦。白人至上主义者、民兵成员和其他积极推动使用暴力的人可能会给执法部门和公众带来极大危险。”

然而，国会山警察局的领导层未能向普通级别的警员发布这份情报报告；未能据此情报配备足够警力；未发布指示允许警察使用他们手中最有效的人群控制武器，如眩晕手榴弹，来对抗骚乱者；未能训练足够多的警察使用这些武器；未能为警员配备足够的防暴装备；甚至并未制定应对方案。因为之前已经处理过特朗普支持者的两次选举后集会，未发生安全事件，而且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未发布高级别或紧急警报，国会山警察局的领导层陷入了虚假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