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学生警察学员计划

2012年震惊世界的德里少年轮奸案发生后，印度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严重安全危机备受世界关注，尤其是其青少年强奸、入室盗窃等犯罪行为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为应对这一国际信任危机和社会问题，同时激发青年一代的人口红利，印度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治理防范，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年轻人口素质。其中学生警察学员计划（Student Police Cadet，简称“SPC计划”）便是推行较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少年警校措施。SPC计划通过授课、社会实践等形式，教授学生纪律法规、社会规则及公民规范，在提升青少年体质和技能的同时，增强其防暴制暴的社会责任感，搭建了警察部门与社区青少年沟通的重要桥梁。该项目从刚开始的个别邦试点先行，到2018年正式在印度全国大规模实践和推广，直至现在仍在持续，算得上是印度推动社会治理和发展举措中实施较为长久的一项“大手笔”。

一、印度青少年犯罪现状

青少年犯罪在印度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2021年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NCRB）最新报告显示，在登记在案的刑法犯罪事件中，青少年犯罪事件高达32654起，占犯罪案件总数的10%，比2020年增加逾9.6%。在这些青少年所涉罪名中，数量最多的是故意伤害罪，共计12003起，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近一半。其中，身体伤害、杀人未遂、强奸、侵犯妇女、谋杀、绑架儿童在青少年所犯罪行中依次排前六位，占全部故意伤害类别的68.6%。其次是财产侵犯罪，其中排在前三位的罪行依次为偷盗、入室盗窃和抢劫，占财产侵犯罪行类别的95.8%，仅偷盗罪就占到此类罪行的64.3%。除此以外，印度青少年恐吓、违反交规、侵犯知识产权、售卖假冒伪劣产品、冒充他人作弊、借助恶作剧实施犯罪、纵火、传播谣言、与选举有关犯罪等犯罪行为也层出不穷。而实际上，这些登记在案的犯罪事件仅为官方统计数据，实际情况更为严重。近年来印度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主体低龄化、手段暴力化、行为极端化、方式智能化、形式团伙化等特点，严重影响了印度的社会治安。

（一）犯罪主体低龄化

印度近几年发生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特征。比如2022年7月在伊杜基发生的“绑架强奸老年妇女事件”中，涉事犯罪人员年仅14岁；2023年2月发生在希夫普里中央邦地区的“强奸并谋杀6岁女孩案”中，涉案男孩也才刚年满14岁。相较于16岁以上人群的违法犯罪行为，低龄青少年犯罪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更为剧烈，案件恶劣程度和作案年龄之小更让人不寒而栗。印度基础教育和学龄前教育资源分配长期不足，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公立学校师资匮乏。而低年龄的青少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由于教育缺位、引导不当，加之他们辨别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限，往往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和环境的影响，走上歧路，发生犯罪行为。

（二）犯罪手段暴力化

在印度众多青少年犯罪的案例中，多表现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纵火抢劫、聚众斗殴等，其犯罪手段的残忍和无情骇人听闻。2022年11月，斋浦尔一名16岁的男孩为报复其亲叔叔，对其掌掴并最终将其杀害。2023年1月，阿姆巴德市接连两天内发生恶性青少年暴力事件：一起为两名少年因与受害人发生争执，用石头猛砸其脸部并导致其死亡；另一起则是三名少年因心烦意乱而使用锋利器物将无辜受害人的眼睛刺伤。更令人担忧的是，屡屡发生的青少年强奸女性案。2023年2月，希夫普里中央邦一名14岁青少年，在强奸女童之后，担心受害人向父母和邻居透露自己罪行，挖走了被害女孩的肝脏并将其勒死，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三）犯罪行为极端化

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受到外界刺激时，极容易失控从而极端化行事。在印度，青少年极端化犯罪多表现为借助互联网来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其中，最极端也最令人痛心的行为当属自杀。在印度，青少年自杀型犯罪频繁发生。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数据统计，从2017年到2019年，全印度有超过2.4万名青少年自杀，且自杀人数每年呈正增长。青少年由于生理心理的急剧变化，当受到哪怕是很小的刺激或者挫折时，他们便情绪激动，一旦缺乏引导，很容易出现难以控制行为，导致极端行事，大大增加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概率。在印度，约50%的青少年自杀仅仅是因为一次考试没通过。此外，恋爱受挫、被体罚、酗酒、意外怀孕、贫穷和追星也是导致印度青少年自杀的重要原因。

（四）犯罪方式智能化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印度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智能化趋势。由于大多数青少年容易对网络产生迷恋，他们中的一部分便通过网络通信等方式，购买窃听设备、用于诈骗的短信群发器等工具进行诈骗，有的甚至通过学习网络黑客技术，进行高科技犯罪。2022年11月，在瓦多达拉发生的一起青少年网络诈骗勒索女性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阿卡什·索尼使用多个网络账户和26个电子邮件账号，冒充女性给受害人发送裸照并引诱对方照做，一旦获取受害人裸照后，便威胁受害人并向其索要钱财。2019年4月，在普纳发生了一起14岁少年利用互联网非法倒卖摩托车案。犯罪嫌疑人通过模仿社交软件上的作案手段，创建虚假的社交网络平台及电子邮件ID，并将偷窃来的高级摩托车照片分享到平台上进行售卖，要求买家按电子商务网站上的金额进行支付，随后将买家骗至偏僻地方“试骑”，然后卷款逃走甚至伤害卖家。诸如此类青少年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的犯罪层出不穷，不仅在青少年同龄群体中起到极为恶劣的示范效应，而且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恐慌。

（五）犯罪形式团伙化

在印度，地区相近、年龄相仿的问题青少年无所事事，往往自发聚集在一起，当有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其他人出于追求刺激、冒险甚至想取得同伴认可等原因，往往选择盲目跟随并团伙作案。2022年7月所报道的普拉亚格拉杰学生团体投掷炸弹事件，一群学生为争夺地盘投掷炸弹，以显示其在所在地区“至高无上” 的地位和权力。这些学生通过在线视频和社交媒体学习炸弹制作，短短三个月之内至少发生了六起在不同学校周边区域投掷炸弹的案件。一些青少年更是胆大妄为，渴望加入黑社会组织。2023年2月，德里6名15岁～17岁的少年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刺伤一名男子，他们明知这属于违法行为，却想通过该事件来获取黑帮组织的关注，达到加入黑帮的目的。这类自发的青少年犯罪团伙规模大小不一，少则三五人，多则高达数十人，对印度社会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印度的学生警察学员计划的实践

为解决青少年犯罪猖獗这一“大问题”，SPC计划最早于2010年在印度的喀拉拉邦启动。该项目选取年轻的社区警察和助理警察担任教师，通过举办各种冬令营、演练训练、自卫训练等室内外课程和相关活动，培养学生树立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达到预防青少年犯罪、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中负责任和有能力公民的目的。

受喀拉拉邦计划的启发，2014年，班加罗尔政府拨款180万卢比，选取了25所设有游乐场等相关设施的公立学校进行校园内SPC培训，制定专门的室内、室外培训教学大纲，警察、教师和教育部门官员以及1100余名学生（每所学校选拔44名）参与其中。同年，拉贾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也实施了SPC计划。

2015年，古尔冈也启动了SPC计划，在每所学校配备一名社区警察（CPO）和一名助理社区警察（ACPO）作为协调员。项目内容进一步丰富，包括户外体能训练、室内授课、实地考察、社会实践、露营等五个部分，共计276名学生参与。2016年，古尔冈又推出了SPC计划专门教科书，围绕印度内政部规定的8个主要议题和43个子议题进行教授。教科书内容涉及政府计划信息、领导力和个性发展、印度社会价值体系、有效的沟通技巧、健康和卫生、交通规则、少年司法等内容。学生每周接受三次培训，每次时长2～3小时。教师通过测验、演练培训等互动方式，向学生讲解更多的纪律、社会价值观和社区生活技能，达到预防犯罪、培养印度新公民的目的。该培训得到了该邦家长和老师的一致好评，来自50所学校（包括30所公立学校和20所私立学校）约2200名学生加入培训，另有68所学校计划引入培训内容。

在SPC计划实施近六年后，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于2016年对该项目进行了评估。具体包括考察项目的活动性质和范围、影响力度、可持续性、行政及财务机制、培训以及激励等六大方面，并对一万多名民众进行了采访。评估结论显示，该项目已成为预防13岁～15岁青少年犯罪、塑造有责任有能力公民的成功举措，建议将该项目扩展到更多学校。在评估的基础上，国家计划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了额外资源动员计划，鼓励更多地方自治机构每年从预算基金中为管辖范围内的SPC计划拨款10万卢比。这一计划由国家联邦层面出台，大大推动了SPC计划在印度的发展。

2017年，北阿坎德邦开始官方实施为期两年的SPC计划试点。试点选择了台拉登三所学校的132名学生进行培训，要求每年开展60小时的户外活动、40小时的室内课程以及为期一周的集中训练营，重在培养青少年抵制药物滥用、越轨行为和暴力等消极倾向。同年，古吉拉特邦、卡纳塔克邦、哈里亚纳邦、扣拉贾斯坦邦也相继实施了预防青少年犯罪的SPC计划。

2018年7月21日，SPC计划在印度全国正式启动，由前联邦内政部长施里拉杰纳特·辛格公开宣布实施，印度各州约6000名学员参加了启动计划。截至目前，共有11000多所学校开展该项目，718638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其中，马哈拉施特拉邦的650所学校和果阿的24所公立学校由政府全部投资实施。果阿教育部门每年向所辖地区学校拨款50000卢比，其中包括16000卢比的教具费用、24000卢比的户外活动费用、5000卢比的培训费用和5000卢比的应急费用。2019年，布巴内斯瓦尔在40所学校启动了SPC计划，其中的33所学校由州政府直接管理。参与培训的学生们不仅学习交通规则、犯罪侦查等课程，而且要实践操练如何应对街头犯罪、网络欺诈、交通犯罪及自我保护技能，同时还定期到警察局和相关场所进行现场演习和锻炼。项目授课教师也需要定期接受相应培训，并与警察局组建相应的伙伴小组。

截至2022年1月1日，印度参与SPC计划的学校共计12050所，有53万名学生受到了相关培训。其中北方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培训规模依次排全国前六位。2023年，北方邦75个地区、2513所学校、共计12.9万名学生全部参与了SPC计划。

三、学生警察学员计划的成效与困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实践，SPC计划逐渐形成了室内、室外相结合，教师、政府人员与志愿警察协同授课的模式，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上渐趋成熟。就活动范围而言，该计划在全国的大规模开展影响了超过50万名印度青少年；在教学人员构成上，包括学校教师、政府人员和志愿警察。其中，教师扮演着校级社区警察的角色，他们在接受警察的培训后，将所学教给学生；政府人员主要组织学生参观各个政府部门，让学生了解各部门社会治理功能；警方则定期与学生进行互动，不仅对青少年犯罪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也有效建立了警察与在校学生的紧密联系。 在培训参与及内容上，学生在报名参加该计划后，可获得对应的制服、帽子、皮带和鞋子。沉浸式参与警察局及重要场所培训，对于青少年而言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教师在确保学习趣味性的基础上，侧重于学生的品格建设，传授有关社区警务、道德和价值观的课程，同时邀请相关专家讲解青少年权利知识，树立遵守法律的意识。警方则给学生进行灾害管理、犯罪控制、公民保护等方面的培训，学生有机会和森林保护、运输和税务等执法机构合作，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在维护法律秩序、促进道路安全以及预防犯罪上也起到了一定成效。

（一）降低犯罪概率，改善犯罪状况

《印度时报》报道表明，与未参加SPC计划的青少年相比，参加该项计划的青少年更加遵守法律纪律、提升公民意识，并能更自觉地抵制各类社会不公、社会罪恶等现象。据国家犯罪记录局统计，2020年青少年违反刑法的犯罪事件为29768起，相较于前一年的32269起犯罪，犯罪率下降了7%，大大改善了整个印度的犯罪情况。

（二）拉近警民关系，储备警力资源

警民冲突一直是印度亟须解决的问题。民众长期以来受到警察的暴力执法，心中愤懑积压已久，在2021年北方邦警察殴打抗议者事件发生后，更是群情激愤，加剧了警民间的冲突。SPC计划在社区与警察间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民众能更深入地了解警察工作，警察也能够实时了解民众的真实需求，有利于减少冲突，加深双方理解。同时，参与过SPC计划的青少年通过与警员进行多次交流，深入了解了警察工作。这有效减轻了印度警员的培养成本，为印度储备了相关警力资源。

（三）营造和谐氛围，创造社会价值

SPC计划通过各项课程与实践，帮助青少年探索和发展其兴趣，释放青春期活力，并塑造耐心、宽容、同理心、尊重老年人等美德。青少年接受相关教育后，开展反哺行为，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在2019年各地区警察学员组织的洪灾救援物资募捐活动中，学生警察学员们第一时间发起物资募捐，并在三天内成功募集到15车救灾物资。在后续救援中，陆续有26所学校共计2288名学员积极参与疏散救援工作。在新冠疫情期间，面对供不应求的输血需求，喀拉拉邦学生警察学员发起献血计划，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超过150名学生志愿者积极献血，保障了基本医疗需求，大大缓解了公众对疫情的担忧。此外，还有安那库林学生警察学员推出“诚实商店”、阅读周活动、给阿拉普扎年迈妇女翻新20年危房等公益活动。这一系列的举动给印度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赢得了整个民众的认可。

尽管SPC计划在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困境。据《印度时报》报道，从2014年开始，就有115所学校因为资金问题影响了该计划的日常授课及体育训练。尤其是2014年启动该项目的很多学校，在巨大资金缺口下，为维持该计划的正常运转，学校的老师们不得不先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以维持计划的进行。除了以果阿为代表的少数政府仍坚持定期拨款支持SPC计划的发展外，大部分地区面临着资金供应困难的挑战。如何在保证基本财政拨款前提下，发动企业力量、慈善组织及广大公民进行资金筹措，完善相应政策来保障计划的资金供应，是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一道新的课题。■

【作者简介】何晖（1979-），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得州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单位“湘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综合特色智库专家，湖南省意识形态领域专家、青年工作者，湖南省民政厅民政研究专家，湘潭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当代财经》、JDCTA、MJBSS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

万莹（2001-），女，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责任编辑：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