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内卷”文化对青年奋斗观的困扰与化解

摘要：互联网“内卷”文化的传播经历兴起、流行、演变、泛化几个阶段，并在其泛化过程中对青年奋斗观造成困扰。具体表现为：对资本逻辑的追逐影响青年确立长远奋斗目标；对量化表征的片面追求影响青年寻找可持续的奋斗方法；对恶性竞争规则的服从使青年难以在奋斗中获得价值感；对长期收益和集体收益的忽视使青年难以认识奋斗的客观规律。为摆脱“内卷”文化的困扰，提振新时代青年奋斗精神，需从现实条件、理念指引、实践落实与保障三重维度共同发力。首先，要破除造成恶性竞争和滋养“内卷”文化生成的现实条件；其次，要灵活运用新发展理念引导青年树立适应时代发展的奋斗观；最后，协调家庭、学校、社会三单元共同参与，帮助青年提振奋斗精神。

关键词：互联网“内卷”文化；青年；奋斗精神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1-0118-11

“内卷化”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有其特定内涵所指和一定程度上概念外延的释义功能。近两年“内卷”成为风靡一时的网络热词，其内涵也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泛化而趋于极端，包括对竞争的污名化和对奋斗的消解。“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1]，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而盛行一时的网络文化常会影响作为互联网主体用户的青年的价值判断。中国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发展，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正在崛起而青年的奋斗观却深受“内卷”文化的困扰，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如今“内卷”文化对奋斗精神的消解、对青年奋斗观的困扰就成为学术界必须及时回应的问题。

一、“内卷”概念在互联网上的兴起、泛化及其与奋斗的差别

“内卷”成为近几年中文互联网最常用的词语之一，应用场景之广泛甚至使其成为席卷社会舆论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学术界到主流媒体再到社交网络，从“内卷”到“万物皆可卷”再到“反内卷”和“躺平”，互联网“内卷”文化经历了兴起、流行、演变、泛化几个阶段。

（一）从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到席卷舆论的网络热词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在1963年出版的《农业的内卷化 ：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3]中首次推广了“内卷化”（involution）这一概念，他考察了印尼农业发展的两种模式，并用“内卷化”来描述其中一种——囿于岛屿的地理限制和殖民压迫而不能向外发展，只能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到水稻生产，但并不能由此实现成比例的产出，收获的缓慢增长只能勉强维持内部人口的生存。从此“内卷化”概念逐渐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原初概念在不同学科的互动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其被引入中国则主要依靠黄宗智和杜赞奇二位学者的研究。

近代中国尤其是18世纪以后的一段时间，虽然能够维持庞大的规模但仿佛陷入发展停滞期，可以依靠扩展疆域和拓展食物来源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但没能像西欧国家一样通过技术革命获得“质”的发展。有学者着眼于使用“内卷化”概念来分析这一现象。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状况时就指出农业发展的内卷现象并不仅发生在孤悬的岛屿之上，只要是封闭系统又不谋求扩展和改变，就会陷入内卷。他将内卷带来的缓慢增长描述为“无发展的增长”，其总量增长是以牺牲生产效率的代价而换取，与由创新驱动、能实现发展的增长有本质差别。杜赞奇则在政治学视域下进行分析，认为晚清民国的衰落就是因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机构靠简单复制旧有的国家、社会关系来维持稳定。这种“内卷化”致使基层财政管理者将税收中饱私囊，中央政府无法掌握基层进而权力被架空。

自“内卷化”概念被引入中国学界，相关研究数量逐年攀升，但总体来看对其核心概念的定义仍未达成共识。学者章舜粤梳理近年研究后认为除却黄、杜二人有经验材料的分析和逻辑推演，是对吉尔茨提出“内卷化”母题的阐释和发展，其余的都只是取“内卷化”望文生义的意指，泛化和滥用现象大量存在。[4]这种围绕“内卷化”概念的泛化使用很快从象牙塔转入了社会，社会语境和公众舆论对这一词语的模糊使用更加普遍。

互联网对于“内卷”这一学术概念的垂青始于2020年9月，一张清华学生一边骑车一边编程的图片风靡于网络并迅速引爆舆论。起初只是针对国内精英教育“绩点为王”现象的剖析和批判。随其进入大众视野，这一词语望文生义的含义——“向内滚动”的被动状态很快引发青年共鸣。后来，“内卷”不再特指精英教育的恶性竞争问题而是成为一项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社会议题，词语使用场景之广泛几乎可以和一切涉及竞争的话题结合，包括择业、加班、深造甚至是婚配。但其剑锋所指依然是当下中国青年为实现个人成才和个体优势应采取何种生存策略，对“内卷”这一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和生存状态。

（二）“内卷”概念在互联网上的泛化使用

要讨论“内卷”概念在互联网上的泛化使用，首先要分析其概念的原初内涵，它包括以下几个核心组成部分：第一，“内卷”指困顿系统的内在重复无法带来质变和发展，只能实现“无发展的增长”；第二，困顿系统意味着一个封闭系统，不能在向外部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改变获得发展；第三，系统的内在重复多指“量”的简单投入，但这种量变又没能引起质变。以此为据去衡量，不难发现生活中确实存在符合“内卷”概念所指的社会现实。例如，被技术迭代困在算法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有学者以五个月的田野调查总结出互联网平台通过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数字控制”成为可能[5]。从生命健康、劳动环境、稳定报酬等几个维度综合来看，骑手通过不断参与相互竞争获得的往往是加诸在个体身上更高的劳动标准、更低的待遇和更危险的劳动环境。

但互联网上存在更多的是对“内卷”概念的过度泛化使用，这种泛化使用正是本文分析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其促成了网络“内卷”文化的形成。从某种角度来讲，社会舆论对“内卷”的负反馈和此前曾流行过的一系列文化符号诸如追求“佛系”生活、“葛优瘫”“逃离北上广”等都含有一套相似的同质化模因。这些网络热词的流行直接反映了中国青年对于快节奏工作生活的抵触情绪，但后者只是在宣扬生活状态的其中一种选择。而当互联网上“内卷”概念被过度泛化使用，以至于演变成“万物皆可卷”时，其他的生活样态已经在讨论中被排除了。追求“佛系”生活还可以视作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逃离，而在互联网文化中“卷”已经越来越变得“无处可逃”。分析“内卷”概念在网络文化中的使用场景，可发现其多强调“无意义的恶性竞争”状态和暗含的“被动”状态，意味着个体只要在系统中就难以脱身，被动卷入无休止无意义的卷动过程。个体越是通过竞争参与其中就越成为系统的一部分，转而加强系统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但这一切成立的前提是系统是封闭的且陷入发展的停滞期，因而大规模同质化竞争资源的投入是无意义的。观察现在网络上用“内卷”概念加以渲染的事物，若仔细考究会发现常存在词不达意或言过其实的状况。

（三）互联网语境中的“内卷”及其与“奋斗”的差别

曾几何时，“逆袭”“逆天改命”等强调努力改变出身符号的故事还鼓舞着青年奋进，转眼几年时间青年就喊出要以“躺平”反抗“内卷”的新口号。不可否认的是，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奋斗”话语正在逐渐边缘化，而针对“内卷”和“反内卷”的讨论则成为不容忽视的热点话题。“内卷”在互联网上迅速流行是因为其直指青年在快速变化的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中面对人生发展的无力感，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灰犀牛”事件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重创和其对公众心理产生的影响，这才被迅速地接受和传播。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内卷”概念在互联网上不断传播、泛化，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也愈加随意。一方面，在互联网语境中的“内卷”，其内涵已经逐渐偏离了原初语义且普遍地暗含贬义；另一方面，想要提取其核心内涵却并非易事。网络热词的传播往往是社会现象，折射出的是社会共同心理，如果青年普遍认为“内卷”更能描述其心理感受，那么我们的任务在于给这种网络文化找到新的共性定义，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扬弃它不适用的部分，认清其背后的本质。

互联网语境中“内卷”的内涵和“奋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对比分析有助于剥离出其核心部分。有人认为“内卷”和“奋斗”的差别在于程度不同，当奋斗程度远远超出完成任务所需时，这种“不必要”的奋斗就会造成“内卷”；另有说法是“奋斗”是主动选择，而“内卷”则是个体在系统中被动地顺势而为。要分析差别首先要认识到二者内涵的同源性，即都可指代个体的努力，但“内卷”同时暗含了他者视角，一件事物是否“内卷”必须要将其放在系统和集体中去考察，并且集体内充满竞争而并非简单合集。单个人的奋斗是不会构成“内卷”的，“内卷”是个体在集体中奋斗、竞争和比较中形成的。但正如前文分析的，网络语境下的“内卷”已经在普遍地泛化使用中，借由概念的原初意义将很多不适用这一词语描述事物的负面效应放大了。考察其使用场景，可发现几个共性特征：第一，强调造成“内卷”的条件都是恶性竞争；第二，强调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且对投入和产出的衡量都专注于和他者的差量对比；第三，强调短期收益受损且刻意忽视和矮化长期收益。如果说“竞争”包含了“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内涵，那“内卷”又在其中加入了“停滞”“内耗”“两败俱伤”的语义。笔者将网络语境下“内卷”的核心内涵总结如下，其旨在描述一种现象，在竞争尤其是恶性竞争的过程中投入努力等资源的“量”不能带来预期的成比例收益，相反造成投入资源的“通货膨胀”。

从某种角度来讲，个体奋斗（竞争资源的投入）是“内卷”成立的条件，但个体奋斗是否必然造成“内卷”呢？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奋斗从来不是也不会是只属于个人的。尤其在现代社会，主体间的共在成为了新的现实，区别仅在于如何认识这种主体关系。“内卷”将他者视为主体生存的障碍，他者是主体需要“卷”（征服）的客体，而没有意识到他者同时构成主体生存的条件，是“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说明“奋斗是长期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6]241这一论述可以揭示出“奋斗”与“内卷”不同的几点特征：第一，“奋斗”并没有遮蔽竞争性而是消除了对抗性；第二，奋斗的结果不仅是个人成就还指向了共同利益；第三，奋斗不仅关注短期收益更关注长期收益。可以看出，“内卷”和“奋斗”二者差别远不是程度或主动被动这么简单，而是条件、目的、评价指标的全面差异。

二、互联网“内卷”文化对青年奋斗观的困扰

青年，是时代发展的晴雨表，是互联网的主体用户，是网络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互联网“内卷”文化的兴起就是围绕青年的求学、就业困境，在流行、泛化的过程中其使用场景也多是青年用以描述大量投入“努力”这一资源却难有预期回报的现象。如今，“内卷”文化又变成新的母题，繁衍出“反内卷”“躺平”等一系列新的文化符号，分析“内卷”文化对青年奋斗观的困扰已成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互联网“内卷”文化对青年奋斗精神的消解

有学者总结近年网络亚文化谱系发现，“近年流行的亚文化都以消极、悲观和厌世的‘烂’作为内核，体现了亚文化的相似性与叠加性。”[7]前文已经分析了“内卷”文化同样产生于网络，发酵于网络，最终在线上线下一起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网络亚文化的其中一种，其具有相似的文化内核。随着“内卷”作为流行词所能连接的场景越来越丰富，“内卷”文化也逐渐走向了极端和边缘化，这种极端化是“内卷”概念不合时宜的泛化使用所造成的。“万物皆可卷”意味着所有的竞争都是内卷，所有的努力都已处于边际收益为零的状态。“内卷”文化放大了竞争的负面作用，甚至同时也使竞争引发的个体付出（奋斗）蒙上了阴影，催生了“奋斗逼”这样的词语，意思是奋斗者是打破既有环境的恶性因素，其存在是致使其余人痛苦的根源。笔者暂且将之称为“内卷”文化的“放大效应”。但问题远不止于此，“内卷”文化同时还具有“掩盖效应”，在“内卷”文化不断繁衍的同时，社会中切实存在的“内卷”现实却又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和控制。例如前文提到外卖骑手的案例，“内卷”只能描述现象但不能解释原因，究其缘由并不是骑手之间形成了恶性竞争的“内卷”系统，而是平台通过技术实现的“数字控制”。它和几百年前欧洲纺织工人经历的一样，是被新兴技术手段遮蔽了的剥削实质。“内卷”文化的泛化和随意性既使得许多正向的事物被污名化，同时也遮蔽了更为严重的问题，诸如剥削和技术异化。一方面，真实存在的“内卷”现实借由时髦的名目而难以被发现、深究、批判与纠正；另一方面，其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又进一步加剧了线上“内卷”文化的燎原之势。

“内卷”文化通过对“内卷”概念的泛化，对奋斗的污名化，对恶性竞争的扩大化，对奋斗结果的刻意矮化，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因为万事皆卷且个体无力反抗只能被动卷入，再多的奋斗也不会带来想要的成果回报，相反内卷带来的恶性竞争只会让包括奋斗者在内的所有人收益受损。“内卷”文化对青年奋斗精神的消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使其接受“内卷”文化的这种负面熏陶，放弃奋斗并且对奋斗者抱有敌意，对环境失去希望。二是使其默认并且内化了“内卷”文化对“奋斗”的污名化，不屑或不敢于正大光明的奋斗，相反只能线上“躺平”“摆烂”，线下不懈奋斗，形成一种悖论。第二类消解实际也反映了“内卷”文化造成影响的有限性，其并没有形成被广泛同意且接受的主流文化，但确实是对崇尚奋斗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