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及其启示镜鉴

作者: 冯颜利

摘要: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宝库。列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形势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这是他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赢得机会而采取的一种灵活战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社会制度之间如何共处的积极探索。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占主导地位,引导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社会主义国家则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而言,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要深刻把握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内在精神,不断推动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助力世界和平发展。

关键词:列宁;和平共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1-0005-09

一、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

思想是对时代的反映,因此,任何一种思想其产生和形成都必须依据时代和现实存在着的条件为基础。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旋即建立了新政权——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苏维埃)。新政权虽然已经建立,但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新政权面临的局面异常复杂、危急。有鉴于此,列宁在借鉴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以及结合俄国现实发展需要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和平共处”的思想理念。

(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波诡云谲

首先,帝国主义之间“各有打算”。一战之后,各战胜国家主张严惩法西斯德国,重新进行国际秩序的调整,并推动了实质为帝国主义权力分配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参与国都想在这一体系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发言权和势力划分。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则希望尽量削弱对方权利,以便能获得更多的势力范围和发展资源。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则力图削弱德国势力,从中谋取好处,最终一统欧洲。如此,在看似一团和气的凡尔赛体系之下掩盖着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利益斗争,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斗争目标,彼此之间心存戒备。可以说,从一开始,这一体系就具有不稳定性。

随着美国和日本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在一些地区和重要领域,它们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一些旧的帝国主义国家。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不满足于现状,要求对全球势力范围进行重新划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市场,这必将招致旧帝国主义的打压。旧帝国主义国家的复仇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当二者之间矛盾聚集到临界点时,必然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导致整个世界难以处在和平稳定之中,必将爆发新的战争。德国闪击波兰后,波及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开始全面爆发。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急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列宁所领导并创建的新政权由于同整个资本主义是相对立的,因此,遭到了广大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打压和遏制,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政权。为打压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包括经济制裁、遏制孤立、武装进攻等措施,意图扼杀苏维埃政权。对此,列宁早有预料,并带领苏俄人民积极采取应对之策,成功捍卫了新生政权。在俄国处于水深火热之境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不容乐观。一战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投入巨大,战后也面临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重任。俄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之国土辽阔,天然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如亚麻、小麦等,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具有这些源源不断的物质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在当时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实现恢复经济的目标,就必须与苏俄进行贸易往来。

就经济问题而言,如果不是从国际视角寻求出路,而仅仅是从个别国家或某些国家的角度来看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如果欧洲没有俄国,它将很难从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俄国小麦、亚麻、白金和矿产资源丰富,是许多欧洲国家最大的原料供应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要想恢复经济而不与俄国发生经济联系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对国内民众和经济发展的压力,资本主义国家虽不甘心给俄国送去黄金白银,但它不得不改变对俄国的政策,被迫接受与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和贸易往来。

再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为国际社会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资本主义国家在着手恢复生产的同时加强了对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一度陷入低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给处于“寒冬”的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鼓舞了斗志。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非得是世界性的。只有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兴起,各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一直期待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到来。但此时,从战争中腾出手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本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发展严重受阻,损失惨重,迎来了发展历史上的“寒冬”期。

世界革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革命成果被摧毁。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冬季”,列宁对欧洲先进国家革命胜利寄予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不得不对俄国革命前途进行思考——将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作为现实问题加以研究。

(二)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首先,政治方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开始就面临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具有不稳定性。为了对外释放俄国希望世界和平的信号、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签署了《和平法令》,呼吁所有交战方的人民和政府立即就一项公平民主的合约进行谈判。但是,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不甘心失败,希望将苏维埃政权予以扼杀,所以从一开始就对新生政权施以武装干涉。第一个成为白卫队反革命旗帜的领导者,并挑起内战的是临时政府的前任领导人和俄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克伦斯基;紧接着1917年10月至1918年2月,俄国境内发动多次叛乱;1918年11月,在同盟国的策划下,高尔察克发动武装叛乱,推翻了鄂木斯克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虽然这一系列武装叛乱均以失败告终,但却消耗了苏维埃政府的大量精力。

与此同时,外国势力也对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1917年底,属于一战参与者的英国就将军舰驶往俄国军事重地摩尔曼斯克附近,伺机开展军事入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又将之前对德战线兵力调往俄国周围,对其进行军事封锁;1919年,以英国为首的十四个武装干涉力量又集结起来,妄图将新生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进行外部军事干预的同时,德国也大力扶植旧俄将军邓尼金等人建立南方反革命武装,并对其反革命斗争给予物资援助。因此,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新政权急需和平的环境进行自我建设。

其次,经济方面,沙皇政府本想通过参与一战的方式对国内突出矛盾予以解决,然而,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不但没有缓解国内矛盾,反而给俄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破坏。

连年战争使俄国无暇顾及生产发展。俄国国内系列工业生产所需原料同七年前相比有大幅下降,且难以供应经济恢复与发展,面包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由于濒临停滞的社会生产而无法满足民众需要。列宁曾将战后的苏维埃俄国现状描述为一个被殴打致残的人,拖着疲惫的身躯缓慢向前爬行。为了应对当时国内外武装叛乱,列宁不得不带领俄共(布)实施了临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虽然保障了战争的需要,但也带来了民众生活必需品匮乏、社会生产失衡、国内动荡不安的严重负面影响,并一度对苏维埃政权的公信力造成了损害。诚然,列宁深刻意识到,依靠自己进行经济和工农业发展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外部封锁和国内满目疮痍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俄国难以依靠自身闯出新路来。因此,必须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进而争取广阔的外部市场和技术援助,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技术来发展俄国。

二、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核心内容

列宁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在国内发布了《和平法令》,同时,同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合约》,这一系列难以令人理解的行为为新政权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机会,和平共处的思想初步成形。1919年12月2日,列宁指出:“苏维埃俄国希望争取和平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并与各国人民实现和平共处。”[1]至此,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正式提出,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交往实践中丰富内涵,逐渐成为一种处理不同制度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

(一)同别国建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

列宁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因此,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开展对外交往时应坚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国与国交往原则,这也是列宁和平外交思想的最终立足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应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在兼顾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互惠合作。

列宁十分认同合作共赢这一基本原则,并在实践中努力实现。一个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小国,无论多么脆弱,都可以得到保护,也应该得到保护,俄国在此时除了大力发展国内经济,祈求和平,没有其他任何的别的想法。十月革命后,为了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和承认,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封锁,列宁采取了有力措施推进睦邻友好的进程。这一举措不久就收到了实效,1920年,俄国陆续同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列宁指出:“对于亚洲与欧洲,我们坚持一视同仁,即与各国实现和平共处。”[2]此后,俄国在实践中也是积极践行这一原则,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于1924年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列宁和平外交政策的提出与积极践行,赢得了一些国家的支持,同时也使得俄国能够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开始有了自己的地位。

(二)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不断发展经济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注重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往来。列宁认为:按照目前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国家将会长期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他们加强贸易往来。[3]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党立足俄国具体现实,从恢复战后经济发展的社会实际出发,认为开展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有两个重大意义,其一,能够进一步促进本国整体经济发展,从而缓解国内矛盾,巩固好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其二,使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放松对俄国的敌视,改善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封闭僵化的关系,有助于恢复生产和发展本国经济。

要想尽快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缓和俄国国内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开展对外贸易往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举。这也就意味着,俄国必须突破经典作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道,由俄共自己来探寻新的国家发展道路。因此,列宁下定决心“向后退”,不仅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还同一些资本家合作来发展本国经济。这一举措使俄国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其执政地位也逐渐稳固了起来。俄国如果固步自封,仅靠自身力量来发展经济,那起步发展就更加艰难。同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与俄国加强经济往来的现实需要。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作为一战的参与国,在战争中无论是人员还是经济都严重受损,也面临着经济复苏的严峻任务。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俄国拥有的高质量农作物可作为社会生产的原材料和燃料,同时具有价格低廉的优势,这符合资本主义国家节省生产成本的现实需要。这也进一步说明,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符合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利大于弊。

在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中,列宁认为不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往来,苏俄不能迅速缓解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因此,俄国必须表现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合作的诚意。在某种程度上,俄国政府实施了使资本主义国家有大利润空间的经济外交政策。1921年3月,苏俄代表与英政府在伦敦签署了一项临时贸易协定,这标志着其对苏维埃政府合法性的承认。同年,苏维埃政府向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五国提交了一份照书,如果各国愿意承认苏维埃政府,签订全面合约并向俄国提供贷款,新政府愿意承担欠下的系列外债,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了进行和平共处的贸易往来做出的巨大妥协与让步。在1900年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国际会议期间,苏俄和德国私下分别举行会谈并签署了《拉巴洛条约》,这不仅加深了两国经贸合作,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俄国的经济封锁,而且进一步打开了苏维埃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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