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与探索历程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包括“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两步走”的战略构想、“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与“两个阶段、两个15年”的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其根本是人的现代化，凸显人民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价值诉求，以人民需求作为根本价值尺度，以能否持续推进作为历史尺度，追求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主体性；百年历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049—0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论述的提出内涵丰富、深刻，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现代化百年探索和实践创新的总结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最根本的社会条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从理论上梳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历程，凝炼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和世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根本政治前提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客观现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向更高文明层次发生的转变。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开展现代化建设，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中国亦如此。但中国却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境遇中，在一种外力作用下被动地走上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漫长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建立新中国。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具根本性的历史境遇。”[2]也就是说，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欺凌、侵略，因而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失去完整的、独立的主权，这是近代中国最真实的历史境遇，这也使得中国失去了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得不摆脱这种历史境遇。而在各方势力大多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中国人民终究要面对一个问题：找到新思想、新力量、新道路。若不破旧，则不立新。中国人民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引导，需要一种新的力量领导，需要一条新的道路继续前行，在破与立中实现蜕变。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中国人对命运的抗争推向了更高的“质变”。

《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3]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尝试建立独立的政权和国家。党在刚刚成立的第二年就清晰认识到，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封建势力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要进行推翻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在党的二大宣言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劳农专政政治”，“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4]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尝试着建立局部地区执政的政权。1931年11月，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代表工农阶级的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个政府的治理下，红色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片向好。这是我们党对工农民主政权的一次积极尝试，也是一个历史性开端。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得临时中央政府被迫转移，实行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了政权，陕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也使得延安成为全民抗日坚强的大后方。在全民族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从理论上探索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和国家，中国应该向何处去。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5]“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声，它意味着我们要一改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境遇，进而建立一个拥有独立、完整主权的政治自由、经济繁荣、文化文明进步的国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一个新国家向往和期待，更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的迫切需要。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将党当前的任务概括为四大口号，即“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6]这一口号体现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即我们党明确提出了要成立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民主性质的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7]党的七大确立了新政权的制度框架，这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彻底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历史境遇，建立独立的新政权和新国家，中国才能获得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从根本上说，中国无法在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基础上走上独立的现代化道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中国走上独立的现代化道路的最大障碍。而历史事实证明，克服这一障碍必须诉诸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必须诉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发生重大的时代转换，也意味着中国有了独立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因此，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全新意义上的政权和国家，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最根本的社会条件。

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历程

对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基础极为薄弱的新中国来说，我们无法走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无路可走，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属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又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把握‘现代化’，首先需要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看待‘现代化’，特别是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条件的辩证关系看待‘现代化’”[8]。“普遍性”意味着不能人为地将中国道路看成游离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外的“另类”，而是要坚持“文明互鉴”观；“特殊性”意味着中国要摆脱“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下开拓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呈现的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即近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背景下如何实现现代化，也即现代化如何在中国的实践中被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从理论上梳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历程，凝炼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经验，以个性上升到共性，从实践上升理论，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具有双重的重大意义。

（一）发新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两步走”的战略构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尽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发展工业这一亟需解决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因为发展工业是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坚实基础。党的领导人曾设想我们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尤其是工业发展水平极度落后。因此，1953年党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明确指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9]发展工业，将我国从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这一时期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同时也体现出我们党建立工业化强国的思想。

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基本情况，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目标，即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重点在于工业化建设，这是由我国的工业发展实际情况决定的。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要尽快“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初步提出了“三个现代化”的要求。[10]但同时，党的这种工业化强国思想也在向现代化强国思想转变。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原来“三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加上“国防现代化”。周恩来在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1]从“三个现代化”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转变，体现了党对国情和现代化发展的认识的深化，更体现了我国发展实力的不断增强。但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党制定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奔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不断向前推进。总的来看，“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的确立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强国的探索，重心依然在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实质是物质的现代化，试图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二）闯新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突破‘非西即中’‘非资即社’的阶级斗争思维的契机在于邓小平基于生产力即物质层面对社会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13]基于这种再认识，我国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原来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4]的提法改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用“小康社会”这个中国传统典籍中特有的词语来代指“中国式的现代化”。他强调中国由于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相对西方来说还是落后的，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与西方是有差别的。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5]

邓小平所说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实质是更加侧重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对“小康社会”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也做出具体的表述。他指出所谓小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作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6]“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具有独特的特性，既规定了我国现代化的性质，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又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方针和实现途径，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十三大上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在战略安排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2000年，再用十年左右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叶，再用50年左右的时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17]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造性探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这一探索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根本方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