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加快沿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对促进兴边富民、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二者耦合协调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两者耦合协调等级进入中级协调阶段，但乡村振兴滞后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金融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对推进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模型；沿边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7；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1—0104—10

[作者简介]肖春梅，女，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靳琳，女，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体现。我国城乡发展已由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进入了城乡融合新阶段。[1]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为形成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2020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和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均强调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治国必先治边”，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攻坚区域，承担着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使命。为加快沿边地区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不断完善沿边城镇体系，加快抵边村镇建设，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21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中，强调要继续抓好沿边地区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和边疆繁荣稳定。受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影响，[2-3]我国沿边地区仍为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短板地区，[4]城乡分工不明确，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流失严重等现象明显。[5]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两者共富共荣共进步。[6]因此，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加快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对促进城乡融合，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外学者关于城乡发展的研究较早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受空想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构想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7]提出了城乡发展关系理论，认为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演变的终极目标，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898年霍华德[8]提出“田园城市”理论，主张建立兼顾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缓解英国大城市病问题，随后1943年沙里宁[9]提出“有机疏散理论”。一些西方学者也对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关理论，比如刘易斯[10]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麦吉[11]的“城乡融合理论”、道格拉斯[12]的“区域网络模型理论”等。国内学者对城乡发展已有广泛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探讨城乡发展的内在机理，学者认为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演变的一个阶段，具有人口融合、土地融合、经济融合、认知价值融合的特点，[13]依托、反哺和互惠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内在驱动力，[14]城乡依托要素流动，促使两者联系不断加强。[15]城市吸引乡村人口、土地、资本要素得到不断发展，通过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要素流向农村，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形成以乡养城、以城带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16-18]二是测度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学者们通过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来反映城乡协调发展水平，[19-20]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两者的因果关系；[21]三是探析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学者运用地理探测器、Tobit模型等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22-23]从而提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区域重大战略省份以及单省尺度，沿边地区作为我国特殊类型地区之一，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短板区域，其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以沿边8省为研究单元，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最后提出加快我国沿边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这将丰富已有研究成果，为促进沿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参考。

二、研究区域概况

我国沿边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广西和云南九个省份。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较多，因此研究区域为沿边八省。

沿边地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质量不断提升，城乡差距逐步减小，但工业化率较低，城镇吸引人口能力较弱。2020年，沿边地区GDP为13.8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98.23%，年均增速为7.08%，快于全国增速（6.82%）；沿边地区GDP占全国GDP的13.61%，比2010年下降4.71个百分点；沿边地区人均GDP为5.09万元，是2010年的2倍，年均增速为7.21%，低于全国人均GDP水平（7.18万元）；沿边地区城镇化率为59.61%，比2010年增加了12.15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城镇化率水平（63.89%）。城乡融合发展强调以工促农、以城带乡。2020年，沿边地区工业化率为26.62%，比2010年下降1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工业化水平（30.87%）；沿边地区城乡收入比为2.52，比2010年下降了20.95%，接近全国城乡收入比（2.56），具体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构建指标体系

促进城乡融合是现阶段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是解决城乡问题、提升城乡发展质量、促进城乡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24-25]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建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由于部分指标无法获取或停止更新，故根据科学性、代表性和数据易获取性原则，结合相关学者[26-29]研究成果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2所示。

2.熵值法

为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采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计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得分。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3.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表示两个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和谐一致的程度，[30]因此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C]表示耦合度，[T]为协调指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同等重要，因此待定系数[α=β=0.5]，[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D]值越大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越高，根据[D]值大小将其划分为10个等级，[31]具体如表3所示。为进一步衡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对发展类型，计算了相对发展指数[R]，根据[R]值大小划分以下三种类型[32]：新型城镇化滞后型（[0<R≤0.9]）、同步发展型（[0.9<R≤1.1]）、乡村振兴滞后型（[R>1.1]）。

4.面板Tobit模型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0—1之间，被解释变量为受限因变量，因此采用面板Tobit模型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该模型设定为：

（二）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根据数据基本情况，确定研究时段为2010—2020年，指标体系中涉及的经济数据，均以2010年为基期剔除了价格因素，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四、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增速逐步放缓

从时序角度看，2020年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为0.662，是2010年的1.16倍；标准差为0.06，比2010年下降16.95%。2011—2013年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较快，基本维持在10%以上，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十分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均强调以新型城镇化指导城乡建设，提出要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并且明确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2014年国家首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重点围绕新型城镇化、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乡村振兴三方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但由于沿边地区城镇分布少、人口密度低、经济发展水平失衡，[33]新型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增速从2014年的9%下降至2019年的5%左右，2020年受疫情影响，新型城镇化增速降低至2.9%。

从空间角度看，2020年沿边各省中内蒙古、新疆和黑龙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前三位，分别为0.754、0.747和0.682，比2010年增长121.3%、73.64%和141.47%。吉林、广西、云南、甘肃新型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平均水平，具体如图1所示。增长幅度方面，甘肃省增幅最大，2020年比2010年增长了2.53倍，甘肃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绿色城镇化和城镇基础设施的发展，两者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度1分别为31.51%和26.46%。

（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增速有所放缓

从时序角度看，2020年，沿边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为0.6，比2010年增长90.12%；标准差为0.08，比2010年下降12.65%。2013年沿边地区乡村振兴发展速度最快，同比增长16.13%，其原因为2012年我国开启了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沿边乡村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得到了有效治理，推动沿边乡村得到快速发展。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20年沿边地区产业兴旺发展指数增幅最大，是2010年的1.11倍；生活富裕次之，增幅达1.05倍；治理有效排位第三，增幅为1倍；乡风文明排位第四，增幅为73.45%；生态宜居排位第五，增幅为69.91%。

从空间角度看，2020年新疆、内蒙古、辽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排在前三位，发展指数分别为0.694、0.672和0.646，比2010年增长55.27%、113.6%和63.81%。甘肃、吉林、广西、云南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长期低于平均水平，具体如图2所示。增长幅度方面，云南省增幅最大，2020年是2010年的1.6倍，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是影响云南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主要维度，贡献度分别为24.23%和22.84%。

（三）协调等级不断提升，乡村发展相对滞后

从时序角度看，2020年沿边地区耦合协调度为0.792，比2010年增长43.61%，协调等级从勉强协调迈入中级协调阶段。根据相对发展指数，沿边地区经历了同步发展阶段（2010—2013）和乡村振兴滞后阶段（2014—2020），主要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发展相对滞后；但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沿边地区乡村得到快速发展，相对发展指数不断下降。

从空间角度看，2020年新疆、内蒙古、辽宁、黑龙江耦合协调度超过0.8，进入良好协调阶段；其余省份耦合协调度超过0.7，进入中级协调发展阶段。相对发展指数方面，内蒙古、广西、云南长期表现为乡村振兴滞后型，结合三省耦合协调等级判断，内蒙古城乡融合发展得益于城镇的快速发展，而广西和云南城乡融合发展则是受制于城镇的快速发展，忽略了乡村建设；辽宁、新疆长期表现为同步发展型；吉林经历了同步发展—乡村振兴滞后—同步发展的变化趋势；黑龙江经历了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乡村振兴滞后的变化趋势；甘肃经历了新型城镇化滞后—乡村振兴滞后—同步发展的变化趋势，呈现以乡养城、以城带乡的局面，具体如表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