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涉疆恶法：背景、目的及其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摘要]2021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该法基于有预谋的谎言谣言——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是为恶法。涉疆恶法是美国遏制打压中国以维护其世界霸权利益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直接目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以阻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打乱新疆发展节奏以制造不稳定因素，最终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利益。其实施结果，既对新疆有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若利用适当，又能衍生促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针对消极影响，需要从国家、新疆、企业三个层面分别着力，将涉疆恶法消极影响转变为促进新疆大发展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涉疆恶法；“一带一路”；产业链；对口援疆

[中图分类号]D822；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2—0080—10

[作者简介]彭银春，男，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引言

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2月23日正式签署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所谓“妥协版”1《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该法以防止新疆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为由，限制原产于我国新疆的产品和存在涉疆业务因素的产品对美出口。该法基于有预谋的谎言谣言——新疆存在“强迫劳动”[1]，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是为恶法。人们不禁要问，明明是谎言，且经不住推敲，为什么美国还要以此谎言谣言为依据“大义凛然”地出台所谓涉疆恶法呢？出台的背景、目的是什么？对新疆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潜在影响？我们如何应对？尤其是在新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推进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如何消除涉疆恶法的不利影响，成为当前热点问题。由此，试着从经济全球化视角、中美关系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等方面分析和回答上述问题。

一、美国涉疆恶法出台的背景及其策略

美国涉疆恶法源于美国对新疆的所谓“人权指责”，是美国对华战略不断演化的结果。事实上，早在二战结束后，因新疆的特殊地缘，美国就介入新疆“斡旋中苏关系、扩大影响与制衡苏联”。[2]新中国成立至1970年代，美国对我国进行的是以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为主的遏制政策，但其主要战略目标是苏联，与苏联进行冷战，争霸世界；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霸主，为维护其霸主地位，把俄罗斯树立为新“敌人”，不断推进北约东扩。同时，以接触——合作、竞争为主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以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改造为美国所期望国家为目标，时不时以“民主”“人权”为借口给我国制造麻烦。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出台了300多项反华议案，将90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种单边制裁清单，在全球范围拼凑打压中国的各类小圈子，遏制中国发展。1

（一）美国涉疆恶法出台的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的对华战略由接触——合作、竞争逐渐演变为遏制——竞争、合作、对抗。在全面遏制战略指导下，美国借助掌握的国际话语权，利用历史遗留、民族宗教、地缘政治等问题，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制造“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谎言，打压中国国际形象。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即美国涉疆恶法是美国全面遏华战略的产物。具体来说，主要有两方面背景：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新疆存在可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的价值和短板。

1.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综合实力、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快速攀升，2010年GDP突破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16年起，几乎每年一个10万亿台阶，到2020年达到101.6万亿，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52年的196倍，年均增长8%。进出口贸易在疫情的影响下，依然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连续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6%，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到5%的3.3倍，且中国经济总量直逼美国经济总量（如图1所示）。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金砖银行、“一带一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的提出和运作，倡导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世界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逐渐改变，对华战略由合作大于竞争转变为竞争大于合作甚至对抗，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头号竞争对手”“最有力的竞争对手”[3]，在经贸技术、军事外交、供应链、网络安全、价值观、台湾、新疆等多领域对中国施压、制造麻烦，全方位打压遏制中国。较具代表性的是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通过的“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该法案内容十分庞杂，主要谋划在外交战略、人权及价值观、经贸和科技、军事武器等方面如何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4]它把特朗普政府后期的一些行政命令法律化和之前的多个涉华法案进行了统合与修改，意味着中美关系由合作走向彻底的竞争甚至完全对抗。

2.新疆存在可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的价值或短板。新疆地处欧亚腹心位置，是地缘政治理论——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关注的重点区域之一，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我国而言，“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5]是国家新时期应对新常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等而提出并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区域。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疆局势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正因为如此，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不遗余力地拿新疆做文章，打压我国关键部位。

另外，新疆存在特殊区情，经济欠发达边疆地区，多宗教多民族共存但单宗教单民族独大使各宗教各民族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交流不足，基层治理存在短板、有效治理还不牢、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公共资源不足、少数民族受现代教育不足导致思想观念落后等，使村民及信教群众易受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和“三股势力”的影响。同时，也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以制造宗教和民族矛盾，给民族团结制造障碍。

（二）美国应对中国“威胁”的策略

近几年，美国应对中国“威胁”，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打压；由单打独斗发展到“团结”盟友或伙伴国共同打压。重视用新规则把中国拒之门外、用盟友和伙伴合作缩小中国的活动空间。[7]出台《应对中国挑战法案》，在外交、科研、国防、经济、价值观等多条战线上与中国展开竞争。

1.遏制经贸技术发展。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退出中国市场，或将生产设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对生产要素的来源进行多元化，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出台一系列法案来阻碍或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其中之一。通过直接或间接限制高新技术出口、提高关税和“实体清单”等方式对某一产业或地区或企业进行定点打击。如对高新技术产业、华为中兴、新疆的产业等进行限制，专门就《中国制造2025》中包含的高科技领域加征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关税、对华贸易战、发起“中国行动计划”、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对抗RCEP等，构建一个不包括中国的印太网络，构建所谓“可信赖的供应链”。通过《芯片和科研法案》，利用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国防部“涉军企业清单”、联邦信息委员会试图“禁止中国IT企业在美国发展”等促使科技脱钩，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之外。

2.军事外交围堵。在军事外交方面，美国通过强化盟友和伙伴国关系以及多边合作机制来对抗中国。如强化亚洲盟国与北约关系、主导构建“四方合作”机制、强化南海及台海的存在感、加强“五眼联盟”合作、公开表示保护台湾安全等，给中国军事和外交持续施加压力。通过出台“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强化应对“中国威胁”的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承诺，并重申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以应对中国在西半球、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北极和大洋洲构成挑战。提出加强与盟国在军控方面的协调与合作，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预算，使其与对华竞争战略“适当匹配”。

3.思想文化领域争夺主动权。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拼命地推销“民主价值观”、宣扬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专制与民主之争。尤其是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与中国竞争的主要领域，欲打造“热爱自由的国家”联盟，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召开所谓“世界民主峰会”就是一次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攻势。这是因为中国倡议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的真实实践与其宣扬的所谓“民主价值观”的虚伪“馅饼”形成了鲜明对比，让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

4.强化国际话语权的掌控。一方面，通过国际话语权的控制，妖魔化中国，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另类、威胁者、破坏者、被责难的“他者”1。美国政客指责中国“不遵守规则”“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试图要另立规则，要与美国争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争夺世界领导权，让美国跟随者或影响者对中国正常国际交往行为产生疑虑。另一方面，通过阻断或减少的方式，限制“中国声音”传播。将孔子学院描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情报收集和有政治意义的平台”“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8]而限制、关停等。限制中国媒体在美记者人数，对中国20名驻美记者无限期拒绝发放工作签证，并且在2020年变相驱逐60名中国驻美记者。[9]限制中国驻美外交官活动，要求中国驻美高级外交官访问美国高校和会见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中国驻美使领馆在馆外举办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均需报美国国务院审批。[10]审查中国对美高等教育的投资和赠予行为，以所谓“间谍罪”限制华裔及来自中国的各类访问人员。[11]

5.利用中国历史或现实问题，进行邪恶或夸张引导，制造矛盾。通过设立基金支持的方式，雇佣研究机构或学者甚至与恐怖组织有关系的人，按照其意图发表观点或结论。如发布涉疆虚假报告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由美国国务院、北约及一些军火商共同资助；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和哈德逊研究所、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中心等多次发布涉疆虚假报告，其报告的参与者被曝接受美国政府大额资助，有的与恐怖组织有联系。[12]利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条件，误导舆论、欺骗世界大众，为其插手中国内政、分离中国、制造矛盾等不可告人的目的做理论和舆论准备。用虚假的编造“事实”“证据”“谎言”污名化中国或作为打压遏制中国的借口。比较典型的就是出台涉疆恶法，以民族、宗教及边远地区固有的发展问题为现实材料，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无视“三股势力”暴恐的反人性和反人类性，无视兵团在新疆作出的伟大贡献和全国人民对口支援新疆及新疆安全稳定发展局面，把培训技能提升就业能力的技培中心污称为“集中营”，把少数民族群众进厂就业、收获自己劳动成果污称为“强迫劳动”，并据此设立并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二、美国涉疆恶法出台的目的

通过对上文涉疆恶法出台背景及其行为不难发现，涉疆恶法是美国遏制打压中国以维护其世界霸权利益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直接目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以阻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打乱新疆发展节奏以制造不稳定因素，最终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利益。

（一）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以阻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使沿线国家享受到了更多的获得感，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增强了政治互信，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影响越来越大。“一带一路”不仅联通亚太和欧洲经济圈，还穿越非洲、环连亚欧，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成为当今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2年3月，中国已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13]2013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11万亿美元[14]，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2021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15]；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累计超过2.7万家，实际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创造了一种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16]世界银行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收入增长1.2%—3.4%，全球实际收入增长0.7%—2.9%，使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4.1%，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增加4.97%，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4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17]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并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应对逆全球化、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败。因此，出台涉疆恶法，就是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试图破坏或阻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使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失去实践和物质支撑，阻断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使我国大力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向西开放及陆海统筹战略失去平台，遏制和围堵中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