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探析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十个方面内容，即：风险忧患论、系统构成论、核心问题论、本质问题论、问题导向论、标本兼治论、立破并举论、以上率下论、弘扬传统论、驰而不息论。“十论”具有严密的逻辑关联，系统回答了作风建设“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抓”的问题。

[关键词]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 “四风”问题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2—0005—07

[作者简介]刘金峰，男，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芜湖行政学院）副教育长、安徽工程大学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哲学。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也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自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作风问题做了初步阐释。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作风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就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我党关于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系统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忧患论：从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强调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是我们党的治党理政特色，这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也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艰苦奋斗的经历息息相关。毛泽东擅长运用底线思维，对党的作风问题以及带来的风险隐患有着深刻洞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见到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会滋长骄傲、以功臣自居等情绪，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就可能出现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2]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习近平坚持用底线思维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把握历史的主动。在十八大闭幕后，刚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就直面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坦言“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3]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作风，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4]

习近平的话并非危言耸听。苏共亡党的教训警示我们，作风建设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资格和执政地位。客观上看，苏共亡党是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党的干部特殊化和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苏联时期，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部长等在干部名册上的官员按级别享受高级住宅和别墅、汽车、医疗补助等项特权，官员的高薪制使党政干部与群众的收入差距达到30至44倍，一些官员对上级的指示和政策照本宣科，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自己却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从国内情况看，“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提醒我们，少数地方干部作风漂浮，推诿扯皮，不担当、不作为，既会恶化党群、干群关系，也会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甚至政治安全都产生严重影响。风险意识、忧患意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本质上也是责任意识、进取意识，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自觉和历史担当，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全面汲取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狠抓党的作风建设，实现了党风的根本好转，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营造了良好环境、凝聚起磅礴力量。

二、系统构成论：深刻认识党的作风建设的复杂性，对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党的作风概念的产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恩格斯最早使用“作风”一词，他在19世纪70、80年代就提出要反对赫希伯格、巴枯宁等党内少数人身上存在的“阿谀奉承作风”和“华而不实作风”，这时“作风”主要指的是党员个体存在的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批评抽象空谈、人浮于事、办事迟缓、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指出官僚主义习气已在苏维埃机关有所泛滥，它对于苏维埃国家和党政机关具有很大危害，是一种新的“脓疮”，此时列宁已把作风问题从个体扩展到群体。我党最早提出“党风”概念的是毛泽东，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把作风由党员个人的形象扩展为党组织的整体形象，把作风由一般的工作作风推及到思想作风、学风等方面。其后，党内文件通常把党风细分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五个方面。几十年来，我们党相继开展多次整党和党内集中教育，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经验。

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系统论成为有较大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学说，系统观念也演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在论及深化改革、“十四五规划”、法治建设等工作时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防御工程”，对它的分析当然也要坚持系统观念，从集合性、层次性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着重从构成要素的角度进行分析，涉及思想、权力、方法、习俗等因素。在思想因素上，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5]干部一旦思想上滑坡，就会在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等方面出现偏移，导致工作标准的下降、工作作风的松懈。在权力因素上，习近平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6]权力乃天下之公器，群众所诟病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公权力的滥用，它主要有四种类型，即公权不用、公权虚用、公权乱用、公权私用。公权不用或虚用主要体现为干部的不担当、不作为，严重的则构成失职渎职，公权乱用或私用同样不足取，它会侵害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党群、干部关系的隔阂、对立甚至发生严重冲突。在方法因素上，习近平指出，“要注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工作，提高群众思想觉悟，让他们心热起来、行动起来。”[7]面对基层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少干部存在“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情况，少数干部还存在着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情形，这些都会激化基层矛盾、恶化干群关系。为群众办实事光有诚心不够，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在习俗因素上，习近平指出，“在市县和基层单位存在的‘四风’问题，有的也与一些不良习俗相关。特别是那张巨大的人情关系网，既有形又无形，把很多干部都网在里面。”[8]此外，习近平对作风建设的利益因素、纪律因素、制度因素、责任因素等也进行了分析。

对党员干部个体、群体及全党整体而言，上述因素对党的作风建设影响的效果、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还会产生较为复杂的互动作用，有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挖掘隐含其中的行动规律和深层逻辑。如，在微观层面，可以从“思想—动机—行为”的角度对个体进行阐释;在中观层面，可以从“制度—纪律—环境”的角度对群体进行剖析;在宏观层面，可以从“责任—能力—方法”的角度对我们党的管党治党进行探讨。这样，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党的作风建设进行深刻认识，不仅助于我们把握作风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更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三、核心问题论：当前和今后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曾把党群关系做过五种比喻，即：学生与先生的关系、种子与土地的关系、鱼和水的关系、孺子和牛的关系、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强调群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之本和力量之源。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9]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仍一如既往重视巩固和加强党群关系，多个党内文件都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政治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关键密码和重要传家宝，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深化。同时，也能够发现一个科学规律：只有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优势，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我们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党的伟大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习近平很早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志向，陕北梁家河的七年知青生涯使他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2004年他所撰写的短评《心无百姓莫为“官”》提出党的干部要有更高尚道德情怀的观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做人民忠诚的勤务员”等观点，深刻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重要问题。面对部分干部的不担当、不作为和调研中的“走马观花”、巨额的“三公经费”“会所中的歪风”等群众深恶痛绝的突出问题，习近平确立以作风建设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突破口和主线，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10]面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新情况、新挑战，如部分干部群众观念不强，不会做群众工作、不愿做群众工作、不敢做群众工作，还有的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不足，抓不住群众诉求的核心等问题。习近平要求广大干部要不断强化宗旨意识，着力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各项难题，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对人民群众充满深情，模范践行群众路线。他先后50多次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经常风雨兼程、翻山越岭深入贫困户家中了解真实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需求;健全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之中;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着力解决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难题，统筹推进各项民生社保事业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面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持续压缩基层微腐败生存空间，注意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四、本质问题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着眼点

党性是党员立身修德的根本、干事创业的基本遵循，先进的、纯洁的党性总能给人以温暖、智慧和力量。毛泽东对党员的党性问题非常重视，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他为代表挥毫题写了“提高党性”的赠词，要求全党同志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除毛泽东外，当时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也非常注重研究党性、讲述党性、涵养党性，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周恩来写了《我的修养要则》，王稼祥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的著述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又为共产党人加强党性锻炼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邓小平同志对党性问题也非常重视，1950年他在安排十八军进藏任务时，与军长张国华谈话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1983年他指出整党工作不能走过场，要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性。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习近平深刻认识到党性与作风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作风体现党员的思想境界和党性修养。2013年8月，习近平在辽宁调研时明确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11]从哲学角度来看，作风与党性的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党性从来不是绝对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在党员干部的言谈举止中，体现在他们的作风上。提到张思德，我们就能想到一个为人憨厚朴实、工作任劳任怨、脸上沾上些许烟污的战士形象;提到谷文昌，我们就能想到一个在风沙中前行、在群众中穿梭、在树苗旁挥锹的干部形象，这种形象就是他们奋斗精神、高尚情怀、求实作风的反映，实际上也源自他们坚定的信仰、坚强的党性。党性是综合、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片面的，它是党员干部理论、道德、能力等总体的反映。

习近平把作风问题上升到党性高度来认识，抓住了作风问题的本质，对加强作风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作风建设要有更高的政治自觉，不断提高工作站位。2016年1月，习近平再次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12]。作风问题既表现为组织行为，又表现为党员的个体行为，从行为表现上能判断出党性觉悟的高下。二是作风建设要有更严要求，在改进磨砺中实现提升。党员要严格按照党章等党内法规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可随意降低标准。作风的改进同党性锻炼一样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党员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刻苦砥砺，在自律与他律结合中持续前行。三是作风建设要有更新的思路，着力涵养道德操守。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扬弃，明礼诚信，怀德自重，慎独慎初慎微，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