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摘 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变革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则是其中一个关键性要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机器从最初的劳动工具发展演变而来，并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由马克思所论述的“工业机器”发展为计算机、物联网等“信息机器”。到了智能时代，智能化、数字化和完全自动化成为机器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些机器的不同形态在它们所处的经济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与人类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变，而人与机器关系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如今，人工智能机器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改变、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对“人之为人”标准的挑战都使得人类社会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当中，并使得关于未来历史创造者问题的争论日渐突出。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新异化现象，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合伦理设计，构建人机共同体，以此在智能社会中实现人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人机关系；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3）01-0024-08

2021年6月1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知识工程实验室迎来了中国首名原创虚拟学生“华智冰”，其外貌和声音都依托于中国“悟道2.0”超大规模智能模型生成，不仅会作诗、绘画，而且具有一定推理和情感交互能力，并随着思维训练的进行，为“华智冰”一这类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最终像人类一样具有感性和理性提供了可能。清华大学还为“华智冰”注册了学生证和邮箱，使其具有了“学生”的权利。“华智冰”的诞生是我国智能应用开发的成果，意味着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值得追问的是，“华智冰”能够进入学校进行学习是否意味着智能机器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而适用于人类的权利与规范等是否同样适用于智能机器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人类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超越了对人类外形和一定能力的模仿，继而追求对人类意识、情感陪伴等“人之为人”的内在模仿，模糊了“人类”与“类人”的界限。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取代人成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高度的拟人特质使人工智能机器融入了人类的社会关系当中，挑战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界定标准，涉及人的本质是否发生变化，以及机器是否可以作为人而存在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探究人机关系，厘清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禁区，在人机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彰显人的主体性地位。

一、从劳动工具到工业机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异化

1.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劳动工具

生产工具作为人的外化功能体，在人类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当中具有关键作用，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在现实生产中，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将劳动作用于劳动对象之上，以此来获取生存资料。这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过程，包括了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在劳动资料当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劳动工具。马克思提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31人对物质资源的需要的满足只靠有限的自然供给是难以维系的，只有通过实践来开发和利用自然达到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人类通过生产工具这一人造之物摆脱了蒙昧状态，区别于动物界，向摆脱自然的限制和压迫迈出了第一步。

生产工具的发展程度影响着人类的主观思维转化为客观实践的现实条件和程度。在资本尚未介入人与劳动工具的关系之前，生产工具表现为手工工具的形式，经历了从石器工具、金属工具等形态的一般转换，从而完成了对人类劳动的简单部分代替。人通过劳动工具这一中介来延长人自身的主体性的发挥，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创造性地改变自然以不断满足人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说，这时的劳动工具与人是简单的应用与被应用的关系，人作为主体，绝对支配工具，劳动者的技术能力的专业性和创造性在价值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劳动工具在生产过程中只担任价值转移的角色，形式上将人的劳动能力外化。

2.资本逻辑支配下人对工业机器的依赖及其异化

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工具出现了本质上深刻的形态变革和功能角色的翻转，表现为机器形式。机器与人相结合，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其本身的经济范畴意义。“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144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生产资料核心要素和生产技术物化形式的机器，不仅代表着技术发展的水平，更是促进生产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革命力量。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逻辑主导并贯穿整个生产过程，机器沦为资产阶级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随之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本应该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却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导致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埋于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使用归资本家所有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产品，但“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4］92。也就是说，机器使人依赖于物的发展，无法摆脱物化对人的控制。这就导致人与其自己本身的劳动相异化，人自由自觉的劳动在为他人生产的过程中变为被迫性的无意识劳动，人的存在方式也由人对自然的能动性改造转变成人对资本和技术的依附。

分工的精细化使劳动者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工厂中，“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5］单个的有意识的工人被分布在作为总体分配物质资料生产的机器体系的不同环节上，屈从于机械规律和工厂严格的制度，作为机器体系的“器官”进行劳动。在马克思对人的界定当中，他首先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4］96。劳动本应是人的本质特性的展现，是自由的创造性劳动。但这种“流水线工作”使得工人的劳动性质趋于同质化发展，继而工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也不再是对人类主体劳动能力的本质反映，更多的只是反映出机器体系的生产效率，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庸。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起决定性作用，正是资本家牢牢把控着机器这一客观物质性力量，资本逻辑下的机械机制才能够成为社会权威。“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6］机器作为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新型社会控制工具，使得人类在工业机器时代处于技术理性统治的社会之中。工人的自我意识和实践在这种异化劳动中逐渐单向度化，造成劳动者与自己自由的类本质的“异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机器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然对人类的约束，增加了人们消费形式的多样性，这些都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3］144工业机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手工业以地缘为基础的原始纽带，社会结合出现新的形式，人们在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普遍交往。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本性强迫工人将机器节省出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合理”的剩余劳动时间，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创造出来的更多的物质资料并没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受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而依靠必要生活资料生存的工人也处在随时被替换的环境当中，生活和就业无法得到保障。“机器资本化”促使工业机器从原本只具有工具属性和转移固定价值功能的技术产物颠倒为一种操控劳动者的力量，从而导致人的主体性地位被削弱。

二、信息机器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塑造

1.计算机：互联网对人的生存空间和时间的重塑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工业时代的人机关系之间的严重冲突状态随着媒介新技术的产生和革新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人机关系的新形式，机器对人影响由现实空间延伸至了虚拟空间。“如果动力化机器构成了技术机器的第二个时代，控制论的及信息的机器则形成了第三时代。”［7］第三次浪潮当中，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外化载体的机器的研发方向发生了新的转变：机器的开发和应用从人们的生产领域逐渐渗透和覆盖到生活领域，以计算机和媒介工具等为主的“信息机器”则成为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工具。在信息时代，信息网络空间的飞速扩展处于一种新的现代知识权力结构即网络结构当中，给我们在信息获取和披露、公开评论、消费者维权等方面都带来了新的权力赋予，提升了人类个体的自由程度。网络交往“去空间化”的特质打破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社会交往的空间阻隔，颠覆了人类主体的交往形式，为主体提供了平等发声和无门槛参与的“公共广场”。相比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开始呈现出独立的状态，现实的人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自由随意地开展主观的精神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但同时又沉沦于信息机器所构建的网络社会当中。

网络空间是扩展人类社会交往形式的新路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人具有社会属性即人是类存在物，在社会实践中必然会形成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等，并且，人的社会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发生变化，从而造成个体的差异。计算机的应用使人的实践活动拓展至虚拟空间，人在现实与虚拟的社会关系的构建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身份。计算机为人类的存在开辟了新的非自然维度的信息空间，延伸了人类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但网络虚拟空间的拟现实性会导致人的时间感的相对化和内在化，削弱了人们对于现实的真实感受，从而在虚拟空间中沉沦，丧失人的现实存在感。在信息社会，人在网络空间建立了虚拟的信息化身份，获得匿名的非直接表象，而匿名隐藏现实主体真实社会身份的虚拟角色以符号化方式建构了一个“社会空间”，按照网络设定赋予虚拟空间中的自我以独特的情感与行为意义，区别于现实中的社会关系。虚拟身份和现实身份所导致的多元自我并没有为自我认同带来太多积极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我分裂，丧失自主性。信息消费者在网络空间中被直指意向性的信息所诱惑和操控，使得人与信息机器进一步异化，反因信息而焦虑，导致自我控制能力的丧失。实质上，计算机在人机关系中并不只是简单的工具，它超越了对人们身体肢体的延伸，而将意识延伸至另一个“社会”当中。人通过计算机所构成的界面体验到虚拟空间交流和日常交往互相交织的状态，这种交互性使机器成为与人共生的合作者。

2.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人的身份认同、交往方式和权力结构的重构

不同于传统工业机器，以信息机器为媒介的互联网体系构建了一系列新经济业态，通过大数据技术逐渐实现了普遍性的社会化交流与共享，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生产社会化日益显现，推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形式发生变革，移动终端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空间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时空格局呈现出线上与线下高度融合的状态。信息时代这一背景下特定出现的大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普遍出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由此人们在虚拟空间中所创造的身份逐渐“实名化”，这有利于人们实现多元自我的统一。马克思强调，人是类存在物，而虚拟空间中人的生存状态也与人类在现实世界的“类存在”相对应，呈现出“群体虚拟生存”的生存形态。互联网时代造就的社会交往形态既包含着基于现实交往的社会关系，又孕育着新的社交生态，出现了基于网络的社会交往形式。人们通过“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组成一个个网络圈层，以社群化的状态存在于虚拟空间中，实现了从信息互动到渗透后的利益共享，出现了以实现商业价值转化为目的的社群经济。这种基于网络人际交往建立起来的网络社群以“人—移动终端—人”的间接互动方式为特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人—人”的直接交往模式，而是通过跨时空的多人在线沟通满足了人们信息共享、情感交流和利益互惠的社会需要，打破了线下信息传递的形式障碍。人类基于互联网所构建的社会关系把“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人”这一关于人的界定标准延伸到“处于一定现实和虚拟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但网络社群作为“类群体”，以观念认同作为入群标准，极容易形成“知识茧房”，将自己孤立起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每个人都有自身特有的“地址”，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将实现互联互通。但随着大数据算法在人们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深入应用，每个人的生活逐渐公开化与透明化，但信息隐私权得不到有效保障，人的精神话语面临被信息机器操控的风险。“网络仍然是一种基于各种资源的不平等权利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8］在数字鸿沟和信息壁垒依旧存在的背景下，诸多算法决策正在发展为“算法权力”，技术理性正在变革着人的观念世界。基于互联网开放性的实质，对人的行为的数据追踪和分析可以看出个人的思想倾向、爱好和兴趣，从而为精准定位个人提供了基础。“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的力量得到发展。”［9］6信息时代的资本对虚拟网络这一非实体机器的把控更加严格，通过数据追踪和数据图绘等手段向个人用户精准推送相关信息，其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用户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算法化”能够预判人们的政治倾向，干扰其客观地进行价值评判，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本的更大获利。也就是说，在某些决策方面，人们自认为是自身作出的自主选择，而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已经被算法预测，成了被数据所穿透的工具人。实质上，基于信息机器构建起来的庞大网络体系促使人的异化从工业时代的劳动异化转而变为程度更深的数字异化，人机关系出现了新的异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