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哲学解读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彰显出了强大精神力量。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成为共产党人不懈接续奋斗的动力之源。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根源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严密的逻辑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实践新的内涵，实践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中介活动，也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共产党人以在实践中改变现实世界为己任，接续奋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共产党人的至高无上追求，也就转变成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表现出超越性，是科学完备的信仰，它的形成经过了理性思考与理论探索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以真理的力量使人信服，从而为共产党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在充分掌握客观规律基础上所作出的科学预判，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人应该坚持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行动的有机统一，锤炼意志品质、躬身服务人民，自觉献身于这一远大理想。

[关键词]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1308（2022）02-0005-07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带领中华民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在这一百年来的历程中，我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现代文明富裕国家的蜕变，在漫长历史征途中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克服无数的艰险困阻在于她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源自崇高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本质上是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信念，即建立能够实现人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极具现实性，却同时又具有超越性，现实性是因为它关涉到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切身实际，超越性则体现在最终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既包含着充盈的内容，又极富历史张力，进而带来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无限的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共产党人崇高远大、始终如一的理想信念根源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只有掌握理想信念的理论逻辑才能真正树立共产党人的“人生哲学”，从而为躬身实践、无私奉献奠定坚实的信仰根基。

一、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生成的实践基础

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生成具有实践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能够合理解释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生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改变现实世界使之革命化的哲学，这是一种不同于旧哲学的新的世界观，它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考察世界的存在，将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中介活动，也成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共产党人以实践的方式存在，他们以改变现实世界为己任，在不断革命中推动社会建设发展乃至推动社会形态变革。

（一）共产党人的实践立足于改造客观世界

“实践”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创的词汇，但哲学史上“实践”的概念缺乏唯物主义的内涵，亚里士多德用“实践”指称专门反思人类行为的概念，将其看作人实现自我目的的政治和伦理行为，“实践（行为）是使灵魂获得道德的平衡状态的具体的活动”[2]。实践的概念在康德那里产生了分化，一方面是指具体的操作技艺，另一方面是指道德行为与规范，相比较而言道德实践是康德哲学的重点内容，他认为“纯粹理性单凭自身就是实践的，并给予（人）一条我们称之为道德法则的普遍法则”[3]。“康德实践哲学的问题在于，由于把关注的对象局限在超验的王国，脱离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行为，割裂感性与理性的联系，忽视感性与个别，导致古老的实践哲学实际上蜕变为又一种先验的理论哲学，真正的实践问题也随之被取消了。”[4]康德的唯物论思想在费尔巴哈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但作为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唯物思想并未能真正贯彻到社会领域，他对人与社会的理解都只停留于感性直观，自然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实践的本质内涵，“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5]137。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揭示人及人类社会实践的物质性，社会实践首先是一种满足人生理需求的活动，改造自然的劳动就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们若要生存首先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一切社会活动包括政治、道德等都必须以社会物质生产为基础，离开现实物质资料生产就无法存在，也就不会有美好社会。共产党人秉持的是客观物质性的实践观，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改造，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又将促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二）共产党人的实践具有明确的主体意向

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美好生活是共产党人实践的根本目的。在改造世界的物质性实践中，人类绝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一种主体性存在，他会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构建出新的人工世界，以满足自身需求。“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5]151

人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命的需要，这一点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动物只会消极地适应自然，按照自然界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维持自身生存，而人却能够按照自身的需要改造自然。这个过程中客体被赋予了主体性特征，主体意识在感性活动中起到了能动的、主导性作用。主体意识不仅明确人的现实物质性需求是什么，它还能够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诸如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安全、自尊、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也能够提出作为“群体”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即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划与构想等。实践的主体性意味着人的实践绝对不是受本能驱动的动物性活动，也不是在自然界面前毫无作为的受迫行为，而是一种体现主观意志的自由活动，实践过程中势必体现主体的价值追求和道德情操。共产党人以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为实践目的，并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这自然是一种超越个人私利、有限物质利益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崇高的实践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信念，共产党人能够从这一社会理想中获得不竭的精神动力。

（三）通过持续接替的实践来实现社会理想

毫无疑问，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的张力，而共产党人通过实践改造社会现实来弥补二者之间的差异，建立理想与现实之间通达的桥梁。人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在不断改变自然环境为自身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的过程中，实现了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认为，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人世代活动累积的产物，后世社会在前代人奠定的基础之上进行生产生活。从历史过程角度而言，人的实践是一个接续性的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的人都有不同的目的，与动物单一的本能需求不同，人的需求具有动态演变的特征，一定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新的更高的需要，这个过程既是人本质力量确证的过程，也推动了人的实践的不断深入。无论是物质性需求还是精神性需求都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升，而更高的需求也就意味着更高的追求，实现更高的追求必须是现实与理想、当下与未来的有机统一。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那样，“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155。

共产党人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坚持到底，将改变现实世界与建设终极社会统一起来，在改变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构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接续实践改造世界的行动转变为理想信念，成了共产党人的至上性追求，也成为克服现实利益羁绊进而凝聚个体意志为群体共识的精神动力。共产党人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身体力行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最终必然能实现共产主义。

二、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构建的价值内涵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一种信仰，这既体现为理想信念价值目标的超越性，又体现为共产党人对自身所设定目标的坚定信心和不懈追求。这个价值目标追求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目标难以用具体标准量化，始终与现实保持一定张力，是共产党人心中的“上帝”。与宗教信仰不同，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具有科学的内涵，它的形成经过了理性思考与理论探索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是科学完备的信仰，它以真理的力量使人信服并为共产党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一）超越宗教信仰

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凭借自身的能动性支配和改造自然，“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6]。作为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主人，人本身是“最高目的”毋庸置疑。然而，在人类思想史上却并非如此，人本身的“最高目的”长期被“神”霸占。神学目的论将上帝看作至高无上的唯一主体，而人则成了“因神存在、为神存在、依神存在”的被动客体，人丧失了其主体性而沦落为一种被动的客体，人必须通过追随上帝才能确证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近代哲学的发展建立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基础之上，比如康德认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在我们心中，……在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和理智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去寻求自然界”[7]。康德的批判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自然界成了人们认识的对象，人能够凭借自身的理性认知能力认知和改造世界，而不再完全受制于神。然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以及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等问题一定要有科学的解答，否则就会为宗教信仰留下栖身之所，人的主体性就难以真正复归，这就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进行了对比，还有的学者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新宗教”。将马克思主义比喻为宗教固然是看到了其对主体意志的重要形塑，但明显忽视了其本身的真理内涵。共产党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自己生活实践的根本遵循，通过它驱除对未知的恐惧和无助，使人将自己的信仰完全建立于科学认知基础之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信仰，它所体现的是主体以真理为基础的价值追求，具有科学性和可实现性。

（二）对人本主义进行批判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过程中，确立了主体人的地位，但是，却只看到个体的人、孤立的人，而没有看到现实的人、社会的人。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无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认为人是造神之主体，而上帝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异化的产物，是依附于人这一主体而存在的客体，从而复归了人的主体性存在。费尔巴哈固然看到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但他所看到的只是生物的人、个体的人，并把其绝对化、抽象化了，从而陷入了新的“形而上学”。费尔巴哈“只是将人的主体性归结于抽象的意识能动性，而未能在人的实践能动性中确证人的主体性，故其‘人的主体性’不过是‘神的主体性’的翻转”[8]。人的主体性被简化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人自身及其需要的满足就成了价值目标，进而言之，人的行为就会围绕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而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就是突出个体的自由、民主和自我价值实现，实现的方式就简化为获得更多的资本增殖，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就彻底成了资本关系的附属品，人自身也沦落为资本的奴隶。人本主义者以形而上学的视角分析人的存在与价值实现的问题，反而丢弃了人的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信念，将信仰蜕化为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当人的物质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时，人们的行为都以逐利为最高原则，而当物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满足时，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因为缺乏科学信仰而再度回到宗教领域，所以人的主体性并未真正确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在实践中将世界转化为对象性存在而确证了自身的主体性，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主客体的统一而突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人的本质不在于改造世界的物质性，而在于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性。人在克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却形成社会奴役，即一部分人压榨、束缚另一部分人进而攫取其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但是解决人的社会束缚问题至关重要。共产党人社会理想的价值取向是人的解放和自由，是克服自然奴役和社会束缚的统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