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多角度分析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3.5%，而且老龄化速度开始加快，与2010年相比提高了4.63个百分点，提高幅度是2000～2010年提高幅度的2.4倍。随着1960年代出生高峰队列人口进入老年，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从国际视野看，我国目前的老龄化程度并不算高，相当于北欧和西欧50年前的水平，以及发达地区和日本30年前的水平，但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版）》的中方案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追上和超过发达地区，25年之后将超过欧洲，2050年达到30%。我国老龄化水平从13%到30%历时30年，而发达地区历时74年，西欧历时83年。

世界上绝大多数老龄化国家都是在经济发达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发达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在1993年达到13.5%，其中，西欧、日本达到这个水平的时间分别是1972年和1992年。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70年代初期，西欧主要国家的人均GDP都达到或超过了2万美元，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人均GDP已接近3万美元。2020年中国在相同的老龄化水平上的人均GDP为10358美元，大约为1970年代初西欧主要国家人均GDP的1/2，199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的1/3。对于我国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这种特殊性，我国学者普遍称之为“未富先老”。但我国老龄化的特殊性并不止于此，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即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西方老龄化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已经处于后现代化阶段，尤其是已经建立了福利国家，而我国则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一些与老龄化和老年人直接相关的重要制度安排还处在探索或初建阶段。对于这个特殊性，笔者曾称之为“未备先老”。

“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使得老龄化给我国社会和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其中，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因为我国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等结构性背景与西方老龄化国家完全不同，并且，各个年龄队列人口的生命历程与西方国家同龄人口的生命历程有很大差异，因此，西方国家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是否会在中国发生？抑或老龄化对中国经济是否会有特殊的不利影响？再者，西方国家应对老龄化危机的策略是否适用于我国，抑或我国是否具有应对老龄化的独特优势？诸如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无论怎样，老龄化对经济影响有内在的一般逻辑关系，只不过因老龄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在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上存在着差别。虽然目前我国老龄化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3%，但老龄化对经济的现实影响只是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其他方面的影响尚未显现（养老金目前出现的压力并非资金短缺，而是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因此，分析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只能根据一般逻辑和一些老龄化程度更高国家的经验来推断，换言之，老龄化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现在还不能作出结论。

1．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老龄化与经济的诸多关系中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蛋糕”能否做大，劳动者是否有能力支持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数量相对于老年人口数量越多，平均每个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就越轻，反之，则越重。但是，在“其他条件”中有一个关键的调节变量，及劳动生产率。在这个调节变量作用下，上述关系就转变为：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供养相同数量老年人所需的劳动力数量越少，或者说，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相同数量的劳动力可以为老年人口提供更丰厚经济支持。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等诸多要素的推动下，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0年我国就业人口的人均GDP为6155美元（购买力平价，2017年不变价格），2021年增加到33377美元，增长了5.4倍。这个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老年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速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7819美元）和世界平均水平（41367美元）。当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之时，人类也迎来了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这轮技术革命将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最大依仗，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在老龄化背景下成功跨入经济发达阶段。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不利影响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劳动力老化（年轻劳动力数量和占比下降，中老年劳动力数量和占比提高），因为在绝大多数职业和工作岗位上，劳动效率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虽然不同职业和岗位劳动效率的年龄拐点不同，但总体而言，年长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一般都低于其他年龄的劳动者。同时，因年长劳动力的学习效率低于年轻人，他们对新技术革命的适应性也低于年轻人。与西方老龄化国家的年长劳动相比，我国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即绝大多数低龄老年人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是普通劳动力。西方一些老龄化国家有证据表明，在技术进步、终身学习制度、企业制度创新和工作友好环境的条件下，老年人劳动参与率高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甚至有可能高于那些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低的国家，例如2011～2018年期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虽然其老龄化水平和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大大高于这些国家。老年人劳动参与率较高的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其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也处于西方老龄化国家靠前的位置。

2.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

一般而言，老龄化会因劳动力社会负担加重而降低储蓄率，进而给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老龄化还可能带来另一种储蓄效应，即人们为了应对老年时期的经济需求而在工作时期进行更多的储蓄，这个正储蓄效应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对于我国而言，能否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劳动收入水平、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的资本市场。同时，还应该看到，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调整总储蓄率（占GNI比重）在过去的10年里在44%～49%之间，远远高于世界水平（27%）、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36%）和“后人口红利国家”水平（22%），也高于印度（30%）。这个特征可能会使我国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其他老龄化国家。另一方面，在人口“新常态”背景下，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长期保持超高储蓄率会抑制消费需求，例如，201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占GDP比重）仅为55%，而发达国家都在70%以上，美国和英国超过 80%，印度也到达70%。高储蓄、低消费是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一方面为我国应对老龄化对储蓄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弹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抑制消费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如何平衡储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应该作为我国应对老龄化经济战略需要考虑的关键性问题。

3.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数量和占比下降的阶段，因生育率水平的长期低迷，未来一个时期，劳动力规模将加速缩减。长期来看，尽管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但劳动力供求关系将会出现供给相对短缺的局面，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供给短缺的程度会不断提高。西方国家在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时，主要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国际移民，二是通过对外投资利用国外的劳动力，三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四是提高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对于我国而言，第一可能性不大，其他三个方面则大有可为。首先，我国目前已经是资本输出国，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利用国外劳动力提供了重要机会。其次，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机会。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反映一个国家新生人口未来潜在劳动生产率的人力资本指数（HCI），即新生儿在目前的健康风险和教育水平条件下到18岁时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本，2020年我国的人力资本指数为0.65，这意味着新出生人口在目前的健康风险和教育水平条件下，到18岁时具备的潜在劳动生产率是最佳条件下能够获得的潜在劳动生产率的65%，或者说，因健康和教育方面的问题使新生代潜在劳动生产率损失了35%。我国的人力资本指数显著低于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国家，如日本（0.8）、德国（0.75）、意大利（0.73）、西班牙（0.73），也低于老龄化速度与我国同样快的韩国（0.8）。这说明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明显的差距。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更应该投资于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撑。第三，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但过去十年里呈现下降趋势。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一个原因是因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年轻人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个原因是50～59岁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因达到退休年龄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参与率是劳动力负担比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对于老龄化国家，提高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是应对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重要途径。例如日本60～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超过看8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超过33%，劳动力负担比则显著低于那些老龄化程度比其低的国家。我国60～64岁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50%左右和20%左右，虽然在世界上属于较高水平，但这些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农村，属于自然就业，而城市中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因此，延迟退休，提高城市的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是我国缓解劳动力供给紧张和降低劳动力负担比的重要措施。

4.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老龄化通过两个途径影响收入分配。第一个途径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增加。寿命延长是老龄化的三个主要驱动力之一，在我国老龄化进程中，这个驱动力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劳动力再生产涵盖人的成长阶段、工作阶段和老年阶段在内的整个生命周期，寿命的延长直接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劳动者在工作期间的收入必须能够支持其老年生命阶段所需，这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第二个途径是收入的代际分配。虽然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和“积累”混合制，但仍是以“现收现付”为主，即由工作人口供养退休人口，退休人口规模越大和寿命越长，工作人口的负担就越重，因此，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我国收入代际分配格局会相应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处于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为50.7%，低于发达国家（6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3.8%），同时低于印度（57.7%）。因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效应和代际收入分配效应，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是一个刚性需求，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更是如此。

以上所述并非老龄化经济后果的全部，老龄化还会给消费、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等带来直接的、重要的影响。概言之，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老龄化不断加剧将一直伴随我国现代化的未来之路，这是未来半个世纪的基本国情。处理好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唯有大力投资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李建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责编 张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