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帮助：从社会公益到公共政策

流动儿童是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务工而产生的一类特殊人群。使用“流动儿童”这一特定名称来称呼，意味着他们多多少少遇到了一种特定的困难，包括异地就学的困难；还包括既有的伙伴关系与整个社会支持体系的中断，他们需要在新的落脚地重新寻找归属感；不仅如此，从农村到城市，还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的“爬坡”行为，稍有不慎，则容易造成被排斥和边缘化的情形。

随父母到城里则为流动儿童，留在家中则为留守儿童，二者没有一种容易的选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催生了社会公益的力量，他们面对流动儿童这一难题，希望通过自己的资金捐赠与能力投入，来做出特定的贡献。本文中所使用的蒲公英中学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至今为止，蒲公英中学已经拥有将近20年的公益运作历史。在过去，我们可能会单方面看到他们令人感动的社会贡献。而在当下，一种新的视角浮现出来：该机构的公益探索之路，展现出了社会公益力量升级换代的成长轨迹；在其成长过程中，也能够看到市场、政府、社会公益力量之间关系的新格局，并提供一份改善公共政策、促使社会发展的良性建议。

一、基础慈善的萌生

帮助流动儿童的起点就是基础慈善，包括为他们提供资金和物资的捐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包括陪伴他们，为他们带来平等和温暖的感受；还包括让他们更平等地享受城市里的公共服务，等等。

蒲公英中学就是以基础慈善为切入点，这从他们最初的进入方式中能够看到。2005年，年过五旬的郑洪女士在美国学成归来，在她调研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北京50余万流动儿童，350多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竟没有一所中学，所以这些孩子们小学毕业后，或与父母分离回原籍继续求学，或终止学业。在此背景下，郑洪女士创办了北京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专门针对流动儿童的非营利性初级中学。

校址选在了位于大兴的一座废弃的开关厂内，创始团队在最初去厂房地址看时，院子里开满了蒲公英花，阳光下饱满绚烂地绽放着，学校因而得名。

蒲公英中学的建立完全依靠的是民间力量，依靠社会爱心人士和机构捐赠。除了资金外，从硬件来看，捐赠的物品包括：适龄图书、体育器材、乐器等等，“桌椅板凳、床铺、甚至是纸和信封，都是募捐的”，学校逐渐从破旧的厂房，一步一步成为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孩子们学习生活的学校；从软件来看，一些优质的公益活动和项目也被引入学校，例如捐赠优质展览的门票、荷风艺术基金会的活动以及针对教师成长的各类课程等；同时，学校的非营利属性以及为流动儿童服务的特点，也吸引了其他行业优秀精英到学校做志愿者。

二、从基础慈善进入教育公益

基础慈善是系统化公益的良好起点，而远非终点。由基础慈善开始，引领我们进入到促使人发展的综合化体系中，也可以将后者称为是教育公益。不妨首先看一下蒲公英中学的相应做法。

1.参与式学习的基本盘

蒲公英中学倡导的是能够调动起学生积极性的参与式课堂，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的参与度高、积极性强，学习由被动灌输转化为主动学习。老师们将课堂形式设计多样化，以小组活动、戏剧等方式，同时让学生全程了解课堂目标，全面关注学生的参与度。

在此之上则是一个名为“以学生为中心”的项目式课程。这是由全校师生共同开展的、贯穿整个学期的行动研究。具体做法是，在每个学期初始阶段，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头脑风暴，提出问题清单，老师和学生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题，自由组合，可形成各种小组模式（例如垃圾分类主题小组，在老师的建议下，由小学和初中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形成“大”学生带领“小”学生的模式），进行研究设计，开展调研活动，最后或以报告、或以图画等形式产出最终成果，在学期末对最终成果进行答辩和评选。整个过程以学生去“做”为核心，提倡“做中学”，老师为支持者的角色。课程安排是每个周五一次，一次不缺。

参与式学习具有两种作用：第一是让学生在课堂上拥有更强的自主性，学习动机更高；第二是让学生通过参与而获得主体感，这对于人格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甚至成为促使人发展的最有效社会服务手法之一。在后一意义上，它又可以从课堂延伸到课外，例如每个班级划定的责任绿植区，让学生参与管理；老校区学校的装饰，学生全程参与，制订方案、捡废弃建筑材料，加工装饰。

2.“一个都不能少”的人本主义精神

在参与之外，第三个侧面是关乎于学校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师生关系。从常规意义上讲，这里要体现出爱，而从更深层意义上看，是在表达在老师心目中孩子是否有价值的。学校老师自己所提出的口号是“一个都不能少”，具体做法上至少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指在学习上，一个学生都不能被落下。如果看一下该学校里学生的成绩，就会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建校17年来，蒲公英中学招收的是全北京学习基础最薄弱的学生，入学时平均及格率不足10%。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在追求一个学生都不能被落下的教育精神。这就需要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们的难点，帮助他们解决学习问题和心理问题。所以，到了毕业时，除个别年份，学生几乎100%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学习。

第二个方面是针对犯了错误、出现了问题的孩子，也不能将他们抛下。要求是不能让这些孩子感到自己的人格出了问题，或是尊严感遭受伤害。教育的目标是让当事人感受到自己的做事方法出了问题。在此前提下，每一个人都会去积极应对自己的问题。

这种做法更加常规性体现了平等和尊重。但身在其中的人或许对此体验感并不强烈，而对于毕业后的学生来说，则完全不同。一位毕业生回到学校看望老师时，无意间对他的学弟学妹们说：“你们珍惜现在的日子吧，现在你们就是在天堂。”

3.更多的活动方面

优秀的做法不限于上面呈现的方面，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做法，学校除了课程之外，还有例如芭蕾舞社团、旱地冰球社团，乐队等。学校着眼于对流动儿童乡土情感的培养，如班级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做的是在地图上标注出自己的家乡，跟同乡的同班同学拍照放在地图相应的位置上；让同学们带家乡的泥土，放在一起对比，做成艺术品，在校史馆展览。

4.对于好老师的培养

以上所有做法，都需要有优秀的老师在发挥作用——老师的心目中装着孩子，并有能力把事情做好。好老师的实现条件也来自于整个学校的运转过程：在起点处来自于校长/学校创始人亲身带动和理念的感染，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则又需要依赖一整套让老师成为学校主人、能感受到温暖的制度体系。

第一，不求无过、但求有功。学校给予老师在自己领域发挥创造力的空间：语文老师可以选择一节课采用戏剧的方式授课，可以去操场上课；美术老师可以在课余时间带孩子们去看画展；班主任可根据自己班级孩子的特点设计教室布置等等，同时学校给予老师一定的试错空间，例如负责教师培训的年轻老师，遇到某一次培训反馈并不理想的情况，她的反应并不是工作没有做好的担心，而是本次课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第二，学校的评价体系不设立绝对竞争的机制。“我们的第一可以有很多个”，现任秦校长如是说。不设立绝对的竞争，使老师们能够在自己的脉络上，自己的领域里追求“更好”。

第三，使每位老师都有表达的机会，并且鼓励每位老师表达。设立每周的会议制度是简单的，但是让老师们愿意说话，愿意说自己的想法是不容易的。在会议层面，学校着眼于建立一个安全松弛的氛围，但这仍然还会存在难度，尤其是对新老师而言。于是大家开始追求一种人事分离的讨论问题方式，探索不断改善交流机制的做法。

5.整体性分析

蒲公英中学做法中令人触动的地方在于，他们仅仅是凭着一种要做好人、要对人有爱的直觉探索出来的，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流动儿童教育体系，实现了由基础慈善向教育公益的升级换代。

这其中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理念，没有将教育学专家建制性地纳入进来。它展示了一群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只要心中拥有关于人该是什么样子的最原初设计，那便可以经由自己的探索而把事情逐渐做好。不用担心他们做得不够专业，你会看到在“不求无过，但求有功”的思路指导下，他们甚至会将学校建成我们社会中一份珍贵的价值稀缺物，而不是一套有缺陷的教育运作体系。

它告诉我们，教育或许可以看成一门专业，或许也可以成人类心中对人的那一份善念的自然展开。只要能够坚守，只要关于人的善的认识真诚而充分，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于实践活动将它演绎成一所实实在在的学校，让流动儿童在这里受益。

三、继续前行的理论勾勒

以上从基础慈善到教育公益，公益探索之路已经达至更高的层次。接下来该往哪里发展尚且没有现实的实践，本文在这里只做理论上的勾勒。

回到现实生活中，观察一下，你的身边是否有这样一类群体：他们特别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所像蒲公英这样的学校之中，减少内卷，获得作为人本身的更好的发展，哪怕多出一些费用也在所不惜。如果这种期待能够实现，那就意味着蒲公英中学可以向更广大的社会空间开放，通过付费入学的方式来进行运转。一方面，社会公众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权，另一方面，蒲公英中学也可以获得服务收入，从而将纯粹的公益，转化为一定程度靠市场化运作的社会企业。它将既具有市场的成分，又具有社会公益的成分，两类主体、两套机制融合到一起，从而可以结合公益和市场两方面的优势。

目前蒲公英中学在运转中已经有了收费服务的基础，他们的收费标准是：学杂费5800元/学期，其中符合条件的学生，政府每年补贴875元/学期，学生家长实际缴纳4925元/学期；住宿、床品和洗澡费用是500元/学期，学校代收代支；实报实销费用：餐费20元/天（家庭经济困难减免）、校服275元/套。学校提供助学金，涵盖全部费用的幅度为30%～100%。可见，其中的公益性、市场性的基因都已经存在。

我们可以继续推测，像蒲公英中学这样的学校，由于它的公益慈善属性，由于它的教育方向，因而，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倾斜，来让类似的学校获得更好的待遇，例如，它们的合法性身份的获取，场地、师资等困难的解决。

至此，提供公共服务的三个部门，即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合力，而这道合力朝向一种更优的公共服务结果。我们会看到，为流动儿童服务，乃至于为一般儿童提供教育服务，是可以有比当下更有效、更快速、更优质的解决方案的。

四、在艰难中前行

现实情况与理想情况是有很大差距的。实际运作中，他们不得不面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挑战。

1.挑战之一：生存空间问题

首先是市场机制。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对民办教育收紧的相关政策之后，许多流动儿童被分流到周边的公办学校之中，很多民办学校关闭。

对此的一种解读是，民办学校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内卷，因而，取缔它们就可以使状况缓解。这一判断在特定条件下是成立的，例如在有的地方，民办学校会以培训为主，它导致家长逐渐以更高的费用支持孩子的学习，教育内卷由此开始白热化。

但在另外一个条件下结果正好相反。曾经有这样一个问题：教育的市场化，到底会加重教育的内卷，还是减少内卷、鼓励繁花似锦？答案其实是不一样的。像蒲公英中学这样一种民办教育机构，它起到的作用是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教育，为不同教育偏好的人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因此，相当于让更多样化的教育机构可以随着市场机制萌生出来，不同偏好的人都有可供自己选择的教育产品。于是，教育市场化不仅不加重内卷，反而会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实质性教育的展开，鼓励人们多样化选择。

如果政府在教育领域存在偏好，比如试图让那些真正能够引领教育发展方向的学校得到更好的机会，它们可以通过标准的制定、公共政策的倾向来实现目标。这样就会进入到选择性激励的轨道，并且会看到政府、市场和公益力量三者形成合力的最佳模式。

2.挑战之二：内卷进应试教育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