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五四运动成说探疑

关于孙中山与五四运动互动的研探，学界经已对孙中山和运动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①然而，对以往成果的写作思路及论述逻辑的内在脉理再考察，不难发现，仍有一些问题有待商榷。比如：一是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尽管时间上交叠，而性质存异），在概念论述上存在漏洞;②二是，主观夸大五四运动对孙中山个人的影响，立论显得牵强。应该指出，孙中山对革命力量的思考及文化取向是其后来革命道路发生转向的根本原因（内因），不能将“外因”（运动启迪）提升到“根本缘由”层面;三是，个别论作之成说有嫌“知果溯因”，将五四运动和孙中山晚年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决策）人为地联系在一起，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时间差”，无视了两大史实之间其他重大因素建构起来的联系及影响等等。

本文试图秉承实证主义的原则，从现有史料出发，再次爬梳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的个人态度与应对举措，进而揭示五四运动与孙中山互动关系的“本来”面目，用以厘清某些以偏概全之推论，以浅显之辨析就教于学界耆宿。

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勾勒

五四运动由“外交”事件引发，突如其来，以青年学生为尖兵，工商阶层以“罢工”潮为后援，旗帜鲜明彰显了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内涵。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人，在这次爱国运动中，他没有以主动的姿态投身潮流前沿：运动伊始，孙氏抱持极大的兴趣关注;随着运动的深入，他尝试介入;后期，略有参与运动的互动。

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迟缓”反应，事出有因：运动本身具有偶发特性，孙氏长期从事军事政治斗争，特别是“护法战争”失败伊始，并未先知先觉该场运动的到来;五四运动以学生打头阵，工商阶层以“罢工”作后援，推动了运动发展，这与孙氏之前的历次革命运动表观了不同的特点。对孙中山而言，可谓是从未遇见：学生、工人运动的崛起，孙中山并没有料及，更谈不上事先有预见的方案或引领性的指导;其时，深受护法运动失败刺激的孙中山正苦苦思考“中国出路何在”的问题——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蛰居沪上寓所，领着朱执信等一批具有新思维的年青志士，以著述为要务，描摹和探索中国的出路所在，思考“革命党人”如何才能担当起救国拯民的重任。其时，著述《心理建设》（后改名《孙文学说》）《会议规则》（后改名《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三书合成《建国方略》出版），筹划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成为孙氏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即使五四运动席卷到上海的家门口，孙中山并没有主动直接参与其中。

但是，自五四运动爆发始，孙中山就关注运动的发展。5月6日，孙中山接到邵力子汇报北京学生运动情况的电话，当时就嘱托“《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的学生起来响应”③。关注和鼓励青年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是孙中山最早对五四运动的直接态度。随着运动的不断进展，特别是“工人”政治力量凸显出来之后，北洋政府无奈做出“让步”，孙中山尝试介入且略有参与的政治抉择。孙氏介入和参与主要表现于两个层面：一、鼓励学生参加运动，策动多种渠道与方法保持与学生之间的联络;二、营救被捕学生和陈独秀。

孙中山尝试多种方式以保持与参与运动的学生之间的联络：1.通过回复信函的方式，支持和激励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同时对学生运动提出指导意见。8日，在回复陈汉明上书时明确表示，“代答奖励，云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④。为了鼓励青年学生，孙氏于12日再次派人“代答”：“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激励学生诸君“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⑤2.委派国民党同仁专门负责与学生的联络工作，建立起本人与学生沟通的桥梁。当时被孙中山委派具体负责与学生联络的是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黄大伟。他在协助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的同时，又负责与学生运动保持沟通联络，既将孙中山的心声传达给学生，又将学生们的呼求呈报孙中山，保持信息沟通。3.频繁接见来访的学生代表，细心倾听学生诉求，同时提出应对现实的见解。有记载表明，孙中山每每接待上门求教的青年学子，态度主动，不厌其烦，耐心倾听，没有架子。通过交流，找寻认知、理解的钥匙，进而寄予关注与期待：“在他最忙碌的日子里，他也从不拒绝那成群跑来找他谈话的男女青年们”。⑥运动爆发之后，孙中山多次接见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鼓励并给予深切的希望。5月29日，孙中山接见许德珩、黄日葵等北京学生代表，听取他们对北京学生运动及北洋军阀政府罪行的汇报，对他们“抚慰有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斗争”。⑦6月2日，孙中山接见何葆仁、朱承询等学联代表，详细了解上海示威游行情况，对沪上学生团结一致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表达了热烈的褒扬。6月初，孙中山在接见学联负责人朱仲华时，鼓励学生再接再厉，向学生提示“要扩大阵线，尽可能使上海商界参加到爱国行动中来，要敢于向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进军”⑧。

在营救被捕学生方面，主要体观于“致电北洋中央政府”、“敦促广东地方军阀释放被捕学生”两份电报。5月9日，孙中山和岑春煊等人联合致电北洋总统徐世昌，称颂“青年学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规，要亦情有可原”⑨，并警示他要“洞明因果，识别善恶，宜为平静之处置”。7月中旬，致电广东军政府，要求立即省释被捕之工学界代表，指出：“盖民气以愈激而愈烈，若专恃威力，横事摧残，不惟为粤人之所公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⑩

为了营救陈独秀，孙中山直接让许世英带话给北洋中央政府，督促其尽快释放陈氏。1919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许世英，强调陈独秀被捕之事，严正指出：“你们做了‘好事’（——逮捕陈独秀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斥责许氏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11}许世英其时唯唯是诺。及至九月中旬，坐了九十八天牢狱的陈独秀被释放，这与孙中山强硬表态应有一定关系。

对商人罢市，孙中山洞观全局，所表观的“策略性”不失为理智的体现。他不主张坚持长久“罢市”，担心商人从斗争阵营退出。孙中山对来访的学生说：“你们发动罢市，很好。但是，能发也要能收”，“罢市已将近一星期了，你们知道商人不做生意要有损失吗？如果商人们支持不了，自动开市，那时学生会的威信就大大的减少了，不如由学生会主动劝商人开市，这样，商人以后就更能听你们的话了”。{12}这表明孙中山对“大局”走势有自己的思考和主见。

过往成见引发商榷的要点

考察历史事件的生发与结局，应该注重与事件可能发生的多种关系。其中，因果是较为重要的考量。如何判断五四运动和孙中山之后的政治举措有无直接关系——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如果要说没有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不是意味着孙中山就没有之后的政治举措？不言而喻，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不少学人经常引用孙中山自己说的一段话，以论证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然而尚自愫于力有不逮者，即印刷机关之缺乏是也。”{13}

胡适也经常引用孙中山这一说法，强调“他的评判，我们认为很公允。他的结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这是不可磨灭的名言”。晚年胡适一仍其旧坚持说：“他的看法到现在我认为是很公允的”，“至少孙中山先生说，因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在前，所以引起五四运动。至少他承认归功于思想革新”。{14}胡适的话语，其弦外之音，不免蕴含着借孙中山的赞誉为新文化运动贴金。

应该指出，孙中山1920年1月29日的这份《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一是对五四运动的回应：看到学生群体奋起与新思想激发，抒发了从五四运动得到教益的心声;二是对海外同志通报自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从而强调将宣传本党思想、促进国民觉醒作为国民党今后的努力方向。其重心应是在强调后者——“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事实正是如此，在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响应学生运动的前两天，即1919年6月3日，承孙中山指派，戴季陶等人已联名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星期评论》出版公告。公告说：

“中国人渐渐地觉悟起来了，中国人渐渐知道从国家的组织，政治的内容，社会的里面，思想的根底上去打算了。但是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文明的究竟，是甚么样，究竟怎么样，好像大家还不曾有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我们出版《星期评论》就是把我们所自信的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写了出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

为此，胡适于当月29日在《每周评论》做出比较快速的反应，阐明了《星期评论》的特质与杀伤力：“上海现在新出了一种周报，名叫《星期评论》。因为他的体裁格式和我们的《每周评论》很相像，所以我们认他是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的第一期出世时，我们看了虽然喜欢，但觉得这不过是‘每周评论第二’罢了。到了星期评论第二期出版，我们方才觉得我们这个兄弟是要另眼看待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每周评论虽然是有主张的报，但是我们的主张是个人的主张，是几个教书先生忙里偷闲凑起来的主张，从来不曾有一贯的团体主张。星期评论可就不同了……这个特色分开来说是：（一）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二）这个主张是几年研究的结果;（三）所主张的都是‘脚踏实地’的具体政策，并不是抽象的空谈。”{15}寥寥数语，可谓一语中的！

《建设》杂志于1919年8月创刊，由朱执信、廖仲恺等主编，亚东图书馆出版。孙中山亲自撰写《发刊词》，开宗明义：“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至大的富源，经过现代最文明的革命洗礼却仍然不能成为世界强国，人民仍处水深火热之中，其原因是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不知如何建设。他创办这部刊物就是希望通过鼓吹建设思潮，展明建设原理，使人人知道建设为今日之需要，号召人们万众一心，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的国家。”即与致海外同志函一脉相通：“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

以上罗列，在于说明，作者并不欣赏一些学者所谓从“深层次”挖掘五四运动和“孙中山晚年政治举措”的思维。拙以为，过份强调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或者夸大五四运动与孙中山的直接联系，势必将两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史实予以人为抹杀。如众所知，1917年护法战争失败以后，孙中山对国情有了新的认知，提出了“一丘之貉”说和“陈土”论。“一丘之貉”说是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对南北军阀的深刻感悟和鲜明总结，{16}南北方的新旧军阀以自我利益为追逐对象，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孙中山甚为愤慨。“陈土论”并非是某一时某一事的总结，它根源于孙中山对革命运动屡遭失败的反思：“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17}自武昌首义以来，革命党人的浴血奋斗并没能实现建立真正“共和国”的目的，从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讨袁、护国战争，到护法战争，革命党人为了捍卫共和，抛头洒血，但是，志士仁人始终没能走到政坛核心，国家权柄沦为北洋军阀的玩物，痛定思痛的孙中山百般思考“共和”何以不得立的根源，最后才有了“陈土”论的思考，由是才有了与儒学传统“知易行难”相悖的孙氏“知难行易”学说，并开始探索对国民性的改造，以“三民主义”来武装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