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困”与“破”

作者: 陈毓铝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位置,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依据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作出的战略部署,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成果主要从理论层面、价值层面、实践层面论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并从推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推出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等方面探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本研究将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阐述中国式现代化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分析当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困境,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之道。

一、探源与旨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机理及其时代旨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源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其概念的形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经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竭探索,并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其新的旨向。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机理

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论述奠定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石。人的发展,不是片面的或单方面的发展,而是整体全面的发展,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协调发展。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人区别于动物自然本能性的需要,具有超越于物欲需要的品质,能够通过自觉性的精神活动和交往,展现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意志,即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进而言之,精神活动和精神追求展现出了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如果缺少了复杂而精妙的精神活动,人的存在也终将沦为“动物的机能”。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精神利益”“精神富裕”“精神生活”这些概念,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人的精神需要的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共同富裕的创新转化构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历史根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对精神生活有着独到见解,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懈追求。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倡导“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体现了人文关怀、社会秩序和个人修养的统一。到了近代中国,无论是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憧憬,还是孙中山主张的“天下为公”,都体现了近代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的畅想与追求。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得以形成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人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探索积累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党史是一部为中华民族谋求独立、追求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奋斗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不仅阐述了“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还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外国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1]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指出精神文化的建设方向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并立足于国家发展实际,坚持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开展文艺工作。[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提出:“我们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指引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促进人精神生活品质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赋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新的高度。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旨向

一是阐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全体人民的主体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4]阐明了全体人民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主体地位,并指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首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坚持人民立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精神和文化的获得感。其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同”指的是全体人民,强调的是在全体人民平等参与和普遍受益基础上的差异性富裕。最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依靠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创作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作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创造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从各领域、各方面统筹发力,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转化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磅礴伟力。

二是释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前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仍然面临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大、人民精神生活两极分化等问题,这就决定着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经历一个持久奋斗的过程。从时间上看,我们分三个阶段实现共同富裕,一是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迈出坚实步伐;二是到2035年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三是到21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从方式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5]。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没有捷径,需要全国上下一盘棋,人民互助、区域互助,量力而行、稳中求进,发扬苦干实干、水滴石穿的精神,依靠全体人民漫长奋斗才能实现。

三是指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文明的美好愿景。中华文明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具凝聚力和引领力,向世界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魅力。就国内而言,要扎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精神生活层面有更高追求、更佳境界。就国际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6]。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需求,能够有效解决西方国家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消除的物质和精神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互动与统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应有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现实语境,同时人民精神世界得到提高、精神生活走向共同富裕,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得以充分激发,自觉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既相互统一,又双向互动。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大改革力度,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促进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扎实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物质生活全方位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加强,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发展共识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加需要夯实理想信念之基,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一种精神整合力量凝聚共识,强化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高度认同,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使人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形成团结奋斗的强大凝聚力、发展自信心,自觉抵御国外的和平演变攻势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集聚起精神相依、勠力同心、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以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增加优秀文化资源供给,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需求,促使人民的精神生活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统领下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然能升华人民的道德品质和境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凝聚人民的奋斗意志,激发人民的开拓与创造热情,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三、矛盾与困囿: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困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受我国人口众多、对共同富裕认知偏差、物质生活上仍有短板、不良社会思潮影响等,实现精神文明共同富裕仍存在多样与不足、协调与失衡、包容与侵蚀的矛盾。

(一)多样与不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与精神产品供给不对称

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渴望获得更加丰富、多样和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自身在知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需求。同时,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带有快餐性、娱乐性、消遣性色彩的文化正在大批复制,以流量密码支配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发出信仰缺失、价值失衡、道德滑坡的危机信号。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聚焦“美好生活”的理想需要,供给侧聚焦“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实,体现更为明显的范畴拓展、层次提升、价值升华和指向深入,契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同时对精神生活的资源挖掘、成果呈现、价值融入提出了更高要求。[7]当前,我国精神产品生产、创新、效能释放都有待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有效回应。从精神产品供给侧而言表现为:一是优质精神产品的数量不足,尽管当前市场上有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但真正有思想深度、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优质产品仍然稀缺,导致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消费时面临选择困境,难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求;二是精神产品创新性不足,当前市场上的精神产品缺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低,导致精神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无法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三是公共文化服务和机制不完善,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公共文化建设底子薄、欠账多、投入不足,制度建设滞后,导致人民群众难以享受高质量的精神文化服务,弱化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参与感、体验感和满足感。

(二)协调与失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协同发展不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8]。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构成人的社会生活,二者缺一不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严重阻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未能实现并驾齐驱,也阻碍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相协调的情况依然严重。

(三)包容与侵蚀: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面临国际和国内双重挑战

新时代,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借鉴全球经验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各国独立探索现代化提供了典范。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为中华文明赋予了一种现代新形式,使中华文明展现出一种现代新样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华文明面临着更广阔的传播渠道和更多的受众,这对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文明基础。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从国际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国际社会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加速演进和世界多元文化交融的情况下进行的探索。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扩张的风险挑战。它们凭借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强势地位,在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冲击和消解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从国内而言,我们要正视市场经济活动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致拜金主义出现,促使一些人对金钱物质的贪欲膨胀,忽视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从而使人的精神生活在金钱本位的怪圈中运行,导致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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