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中国式现代化写入党章，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展示了党领导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和坚决态度。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立足中国独有国情、根植中国传统文化，领导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过程中的社会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汇聚了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艰苦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同时也在积极谋划中国现代化道路。特别是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期间，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对现代化有许多深入思考与探索。

（一）阐述了经济发展在苏维埃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

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与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1］。可见，保障供给、支持前线，为战争提供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是苏维埃政府的首要职责。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是临时政府除保障军事外的辅助职责。尽管从当时所处环境和党的任务而言，经济文化不及军事急迫，但仍然重要和不可或缺，物质的充足、对外贸易的畅通、劳动者基本素质的提高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阐述了经济文化发展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是经济发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华苏维埃成立之日，正是国民党对红军进行残酷围剿之时。此时，红军处境艰难，财政吃紧，与外界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经济基础薄弱，物质短缺，特别是油、盐、布等基本生产物资的极度匮乏，严重影响了红军官兵的行军打仗。中央临时政府之所以迫切要发展经济，正是基于“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实力”［2］的需要。在各个区县建立粮食合作社，也是“努力调剂粮食余缺工作”，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以经济发展奠定军事胜利的基础，巩固红色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的初衷。实践证明，红军能够取得四次“反围剿”的成功，既有军事策略运用的科学有效，也是基于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前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二是辩证看待各要素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中央临时政府指出，现代化是各个方面都能有所发展的现代化，不仅涵盖经济，还包括查田、扩红、战争动员、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为此，中央临时政府以纲要方式明确“国民经济部与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各部的工作关系与职权划分”，各板块架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部门有工作计划与组织纲要，部门之间既有职责区分，又相互配合，彼此支撑。就经济而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逐步转变了过去轻视经济的思想，开始积极谋划国家发展，把经济建设放在仅次于军事的地位，在政府部门设置相应的“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从机构上保障经济发展。可见，苏区时期，红军对现代化的理解也许还不深入，但也并不着眼于单纯搞经济建设，而是涵盖了如教育、文化、社会在内的综合发展的现代化。故而，在政府部门设置中，既有国民经济部，也有教育部和土地部。在实践中，中央临时政府对每一个部门规定了具体任务。如查田、扩红、春耕、夏耕，甚至还专门制定了《夏耕运动大纲》，指导各地开展夏耕生产，确保粮食增收增产。

第五次“反围剿”吃紧的时候，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动员一切力量为苏维埃的出路而战”，除了尽快完成扩大红军的规模外，还要求“必须保证红军的物质供给，每一件经济建设工作应与战争紧密联系起来。”可见，苏区经济发展承担着红军开展军事斗争的基础保障作用，是苏区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关键。

（二）厘清了经济发展与军事战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经济发展与军事战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苏区重军事，轻经济的倾向始终存在。尤其是战争成为决定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更是如此。一些同志认为目前处于战争状态，没有搞经济的外部环境和基本要素，等战争胜利了，再发展经济也不迟。红军的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赢得军事胜利。当然也有人认为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军事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和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两种观点反映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对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存在判断与认识上的分歧。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自然就没有行动上的一致。

中央临时政府迫切需要对经济与军事的关系阐明立场，厘清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及时纠正了红军队伍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军事斗争关系的两种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先发展经济，忽视战争，还是只进行战争不重视经济都是极其片面的观点，既无益于赢得战争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环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不重视经济，不发展经济，最终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同时，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发展苏区经济，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有第一等重要意义”。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任务的讲话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发展经济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确保了经济社会发展从思想到行动的一致，对调动根据地人民克服困难，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肯定了人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民是现代化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现代化的实践者，也是受益者。毛泽东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始终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肯定了人在现代化中的独特地位。为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强调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千方百计调动人民建设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的积极性。

一是重视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状况。位置偏僻、发展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是根据地的普遍状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党的初心使命，也是开展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初，颁布的《宪法大纲》就开宗明义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决定了苏维埃所做的一切工作既要依靠人民，也要为了人民。为了实现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首当其冲是人民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毛泽东指出“拿积极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把人民生活状况同战争结果紧密联系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探索。实际上，正是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举措，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苏区人民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红军。“苏区广大工农群众正以高度热忱踊跃地加入红军，整团整师的赤卫军少先队员全体加入红军，在红五月仅仅东西苏区就扩大了一万八千余人，最近马上有两万新战士到前方来编入红军。”［3］扩红运动成效显著，到1932年春，根据地“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4］。

二是建立保障人民利益的制度法规。现代化需要制度保障，是依法治国的现代化。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成立时，就通过了依法治国的法令，最基本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该大纲明确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其他法规制度，如经济发展、财政税收、土地、婚姻、选举等方面的法令都是在宪法大纲的框架下产生及运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重点解决根据地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和经济发展问题。《中华苏维埃劳动法》着眼于保障劳动者权益。此后，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又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了维护劳动者利益的法令，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等，从法律层面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激发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关于婚姻家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有针对税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下层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婚姻法和税收等法令，其出发点都是维护普通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可见，在党的第一次局部执政时，依法治国理念就已经有所思考和探索。

三是开始探索基层民主。重视基层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与优势。在短暂的执政尝试中，苏区共开展了三次基层选举，推动了基层民主的发展。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颁布了选举法，详细规定了选民的资格、选举的程序、办法、规定等，让苏区老百姓真正行使选举权。在政府的广泛动员、精心组织下，苏区选举选民参与率最高达到90%以上。同时，男女平等在选举中也逐步体现，一些地区妇女开始积极参加地方选举。

二、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大致起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成立之时。1934年11月，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实行长征，由于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对现代化的探索因战事频繁而暂时停止。但是在中央苏区的三年时间里，毛泽东对现代化的内涵有许多独创性思考，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对现代化道路有许多实质性探索，虽然受战争及其他因素影响，不少举措未能落地，但其思想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初步描绘了现代化的内涵

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谋划现代化，近代以来的很多有志之士均进行过实践探索，如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康梁等人的戊戌变法等，探索范围涉及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试图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根本在于没有同中国的文化、国情相结合，而且缺少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同样面临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并没有回避，而是从苏区的实际出发，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做了展望。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对为什么要发展经济，怎样发展经济做了详细的描述。报告指出，经济发展遵循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第二个任务是发展工业生产，第三个任务是发展出入口贸易。”实际上是为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工业，再次是贸易。这样，整个现代化发展进程就体现出了鲜明的层次性、计划性，更具操作性。以出入口贸易为例，中华苏维埃中央的对外贸易主要指苏区同外部国统区的物质交流，具体要求是“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主要涉及苏区自己不能生产，但又很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尽管后来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一些构想未能实现，然时机和条件一旦成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会再次启动国家建设计划。

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描绘的现代化不仅是农业或工业等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且是工业、农业、商业、贸易、金融等综合发展的现代化。这也为后来继续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初步探索了现代化的道路

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不仅为现代化描绘了美好前景，制定了详细任务，而且对怎样走向现代化规划了具体路径。

一是建立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建立运行，有序开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畅通贸易，解决苏区物价过高，生产物资短缺的问题。因此，临时中央政府指出“发展合作社是刻不容缓的”。具体而言，合作社有消费、粮食、生产等多种形式。以消费合作社为例，农民或者小手工业者以集资入股的方式，到白区去，“有组织进行买卖”，这就区别于个人自由分散的买卖行为。政府对积极参与合作社，涉及贸易品和军需品输出输入等商贸进行减税。参加合作社的群众把苏区的东西运送出去换取根据地急需的生产物资，有助于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解决苏区生活物资短缺问题，同时也能搞活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也广泛建立了粮食合作社，接受粮食调剂局领导，主要以米盐为主，其目的一是抵制富农奸商，防止其操纵物价或故意藏粮。二是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三是调剂各地粮食，支援前线。临时中央号召，粮食合作社“每一个县至少建立一个……由工农群众自觉集股”。坚决打击富农奸商操纵商品价格的行为，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