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政府: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经济逻辑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Whitacre，Brian E.，Mills，Bradford F.（2007）在理解城乡数字鸿沟这篇文章中指出，通过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解释了城乡互联网使用中的“数字鸿沟”，通过非线性分解显示，城乡家庭属性差异占数字鸿沟的66%，而基于地域的差异占其余的34%。世界上仍有近一半的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有人担心，这种数字鸿沟可能会阻碍人权和联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特别是与教育、公平、卫生和人类福祉有关的目标。虽然数字技术正在稳步覆盖更多的农民，但随着数字革命迅猛而来，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报、点击屏幕出售农产品的同时，就会有数百万人因这道鸿沟而被边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因此，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把数字乡村作为全面实施农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并提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中国迎来新一轮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十四五”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中国数字经济凭借新一代数字技术，以数据作为产业转型和优化的驱动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结合，极大地促进资源在不同区域与产业的配置效率，赋能农村产业发展和促进乡村振兴。2021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随着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运用，数字经济已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数字乡村为建设方向，数字经济与农业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了精准农业、智慧农业为代表的数字农业新形态。随着数字技术在农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持续推进，不断涌现的观光旅游休闲农业和农村电商为代表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推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类农业生产和服务的APP应用软件层出不穷，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村生活资讯信息的传播，中国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带来的技术和资本也在向农村经济延伸，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互联网高新技术也在农村数字经济中广泛应用，如各类机器人和人机等被广泛应用在农产品的精准采摘、精准嫁接与精准施药的过程中。中国数字经济与地方农业资源结合，将新的创意注入农业中，通过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产生体验农业和精品民宿等新的业态模式，农村产业数字化进程展现强劲的发展势头。

一、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经济逻辑分析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对如何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该理论认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中，尤为重要的是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已经是政策制定者所广泛接受和采纳的建议。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Avi Goldfarb and Catherine Tucker（2019）指出数字经济技术系统中的信息以比特为单位，极大地降低了数据存储、计算和传输的成本，推动了经济信息搜索、复制、传递、核查费用的极大下降。 而远程数字教育改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模式，推动教育资源更低成本进入到农业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为农村产品信息的搜索、复制、传递、核查环节提供了技术支撑，结合数字平台经济，推动资本和技术进入到农村产业中，通过产业流程再造为农村产业技术进步奠定基础。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什么样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政策是农村产业发展最优的，以及如何制定这种最优的激励政策却始终没有统一的意见。尽管如此，关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以下简称R&D）过程中一些经验事实在经济学界却已经成为共识，而这些经验事实给我们寻求如何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发展的答案提供了经济分析的思路和帮助，一些主要的经验事实如下：

（一）R&D的边际单位产出随着投入呈现递减趋势

Jones（1995）、Kortum（1993，1997）以及Segerstrom（1998）的研究表明，R&D规模扩大以及知识和技能积累推动一般技术水平上升，但是单位R&D所创造出的创新数是递减的，创新数与R&D的比率呈递减趋势，新的技术创新要在现有水平上实现突破的难度也随之加大。为了实现新的技术突破，随着R&D规模投入增加，企业必须加大R&D投入（Kortum，1993，1997），新的技术创新需要更多投入才能够取得。

在2022年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中，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达到50.2万亿，在世界上总量排名第二，在 GDP中的比重达到41.5%。但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工业和服务业中，中国科技部2020年重点专项28个，其中农业科技3项，其余全部投向了互联网、工业制造和智能技术，我国的R&D投入也在不断增加，2013—2016年每年增加11.1%，2017年超过1.76万亿，2018年达到1.96万亿，投入强度2.18%。中国R&D投入逐年增加，但是基本上投入在城市经济和工业服务业上，激烈的竞争导致其边际单位产出随着投入呈现递减趋势。下一步，政府如何加强数字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融合，将数字产业中的虚拟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数字技术注入农村产业实践中，让数字技术的R&D的产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推动农村产业数字化，提升其农村人力资本效率和整体发展水平，成为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

（二）R&D过程中投入人力资本单位边际产出递减

随着R&D过程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单位人力资本所创造出的创新是递减的，创新与R&D中投入的人力资本比率呈现出递减趋势（Jones，1995； Kortum，1993，1997； Segerstrom，1998）。由于技术前沿的不断扩展，单位人力资本的创新难度是不断增加的，其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赶不上技术进步要求的强度，导致单位人力资本创新产出减少，只有整体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基础科学出现新的突破，才有新的科技创新涌现。但是，随着社会新的人力资本和R&D投入的增加，R&D过程所创造出的新技术的价值也逐渐增加 （Jones，1995； Kortum，1993，1997； Segerstrom，1998）。

因此，在新技术的扩散初期，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效率会呈现递增趋势，这造就了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数字技术突破下的迅猛发展态势，数字经济的份额快速达到整个GDP的一半，而数字经济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拉动效应十分明显，在《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中，农村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农村电商继续保持乡村数字经济“领头羊”地位，2022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将达3.5万亿元，生鲜农产品冷链流通率达到40％以上；2021年全国数字农文旅产业规模近 2000亿元，预计到2025年有望达到3500亿元，融合景区数据、经营数据、营销指数、销售分析、游客画像等产业数据于一体的农文旅大数据，将成为促进农文旅产业融合的主要趋势。2022年前我国农业传感器的生产规模约6000万只，年产值约1100亿元，2025年将达到2800亿元，这显示中国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宏观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技术应用水平不断提高。

（三）R&D投入可能低于或高于最优水平

在国家之间和市场主体之间高强度的竞争下，R&D的过度投资会更加可能发生。虽然有很多研究表明，在现实中 R&D 投入低于最优水平（Romer，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Aghion and Howitt，1998； Jones，1995 Jones and Williams，1998，2000），然而，Stokey （1995）、Benassy （1998）、Groot & Nahuis（1998）和 Alvavez-Pelaez & Groth （2005） ，Reis & Sequeira（2007）、Strulik（2007）和 Sequeira （2011，2012）等人新的研究发现，当考虑规模效应以及更一般的偏好和生产函数形式时，R&D的过度投资更可能发生。而且，由于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产生竞争性均衡扭曲影响了 R&D的投入，从而导致市场经济效率损失（Jones，1995； Segre strom，1998； Kortum，1997）。

从中国的R&D投向来看，相比于工业智能化和数字服务业的投入，农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产权和市场结构影响了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在农业数字化技术上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

二、数字经济振兴农村产业面临的挑战

尽管众多学者已经注意到R&D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一些经济扭曲，也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这些经济扭曲对R&D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然而没有将这些经济扭曲带入到数字经济条件下，分析这些经济扭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这些研究大多数均缺乏微观理论基础。我们总结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存在五种市场经济扭曲，从而导致农村产业发展所需最优R&D和人力资本投入与市场最优均衡投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使得数字经济振兴农村经济面临极大挑战：

（一）剩余支配效应（surplus appropriability）

由于农村产业数字经济化，参与的各方对数字经济和营销技术掌握的不同，相比零散的农民而言，具有技术和资本垄断势力的大的数字技术企业和电商平台会具有一定的技术和经济规模的垄断和支配能力，收取一定的垄断加价，从而使供应量和社会需要量相背离，因而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市场无谓损失。参与方不能获得通过R&D和农业人力资本投入产生的全部消费者剩余，因此参与方会选择比社会最优时更少的 R&D和人力资本投入，这会导致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技术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二）创造性破坏效应（creation destruction）

由Aghion & Howitt（1990，1992）提出和发展，数字经济新技术现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已经逐步取代旧的技术，从而拥有数字新技术的企业会部分或完全夺走掌握旧技术的企业的生产利润，这种利润的侵夺会使新数字化企业加大对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引起R&D和人力资本的过度投资（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Jones and Williams，2000； Alvavez-Pelaez and Groth，2005）。数字经济技术从工业和服务业渗透到农业经济中，导致农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取代原有发展模式和组织体系从而带来深刻创新和挑战。

（三）溢出效应（spillovers）

溢出效应指竞争者基于现有的技术和知识进行改进和创新，从而推动前沿知识的发展。中国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企业创造出的新技术同样面临着被其他企业模仿的情形，农村技术市场产权的不完备性无法阻止其他企业的这种模仿和改进的行为，企业无法把创新溢出价值内在化，无法从外界模仿和改进中获得一定的补偿，因而农村数字经济中企业进行创新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从而减少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四）复制效应（duplication effect）

为了避免前期原创性技术创新的巨大风险，竞争者会部分或全部复制现有技术进行创新，专注于应用和模式的改进，由于研发的初始成本降低，现有企业会加大对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引起R&D和人力资本的过度投资，导致初始技术创新企业的创新收益急剧下降。

（五）侵蚀效应（erosion effect）

Galor & Moav（2002）引入，Kumar（2003）、Galor（2005）和 Reis & Sequeira（2007）拓展了侵蚀效应。随着前沿技术的进步，竞争者想要再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就必须加大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由于工业和服务业带来的更大的利润，更多人力资本大量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R&D部门，引起其 R&D的过度投资，而农业产业上R&D的投入相对减少，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