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制定干部“四化”方针的过程及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干部队伍不够纯洁、年龄普遍老化、文化水平不高、知识结构较落后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这一过程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制定干部“四化”方针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政治路线确定以后，组织路线的决定性作用便日益凸显出来。邓小平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1]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干部队伍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

（一）政治上不同程度的问题必须解决

从“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看，“三种人”成为潜在的政治威胁。“文革”时期，跟着林彪、“四人帮” 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被称为“三种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混进了干部队伍，还有一些人犯有严重错误，致使干部队伍不够纯洁。邓小平、陈云指出，一方面，这些人头上长角、身上有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总要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子就给卡住了”[2]；另一方面，“他们之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一旦兴起风、作起浪，党和国家自然无法安定。

从思想上来看，“左”的思想受历史因素影响较大，成为贯彻政治路线的一大障碍。有的领导干部仍坚持“左”的一套，不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的甚至表现出怀疑的态度。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党内存在一些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致的杂音。他明确指出，有的党员干部“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有的党员干部发表对三中全会的 “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等等。[5]

同时，面对国内外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加之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社会上有人怀疑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出现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党内“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6]鉴于此，中共中央必须不失时机地从战略上考虑干部队伍的政治纯化问题，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7]从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定力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能否经受住各种利益的诱惑，做到遵纪守法，是一大考验。从随后的实践看，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未能经受住考验，在很大程度上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二）年龄整体老化的问题非常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提出过干部任期制的思想，但因各种原因后来未付诸实施。干部任期终身制的实际存在，致使干部年龄老化现象十分严重。这种趋势，随着大批老干部的复出、重新工作，还有所加重。但是，这种趋势若得不到遏制，党的事业发展不仅会后继无人，现代化建设也难以为继。陈云用青黄不接形容当时干部队伍整体老化的严重状况。他甚至坦言：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死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面对这种状况，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清醒，继续拖下去，一种是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

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在这方面有着高度的共识。那就是“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8]“我们来主动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就没有时间了。”[9]

（三）文化水平和专业结构亟须提升和改善

文化水平和整体知识结构，很大程度决定了干部队伍的视野和工作能力。就1980年省、地、县三级党委领导班子文化水平来说，具有初中及其以下学历的占比分别为48.72%、75.04%、79.56%，而具有高等学校学历的分别占15.52%、4.01%、3.27%。[10]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

与此同时，进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对干部队伍提出了多方面的专业性需求。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干部不仅要重视经济建设，还要关注世界科技发展的现状；不仅要懂得政法知识，还要知晓经济管理、对外贸易知识，等等。然而，具备这些专业知识的干部极为缺乏。

综而观之，干部队伍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年龄方面的，也有文化水平、知识结构方面的。 要使干部队伍胜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制定干部队伍建设的长远指导方针。

二、制定干部“四化”方针的过程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语汇中并不是陌生词汇。四个词汇被融合在一起，作为干部“四化”的方针，可追溯至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以下简称“七五整顿”），中间几经整合，在 1982年党的十二大被写入党章。

（一）在七五整顿、“揭批查”中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1975年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他以“三项指示为纲”推动经济、科技、教育、文艺、军队等一系列的工作整顿。但整顿遇到的阻力很大，过程非常艰辛。原因在于：贯彻整顿的方针必然涉及组织路线的问题。当时，派性干扰尤为严重，常使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面临严峻的形势，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从组织上保障各项整顿工作的有序推进。为此，采取了三项主要组织举措。首先，调离帮派头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确保各级领导班子、核心要害部门由党性好的干部掌握。其次，请回老干部。大批老干部在“文革”期间被批斗、靠边站，但他们党性强、作风硬，能够开拓工作局面。再次，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中年干部，经验丰富、年富力强，有独立工作能力，是开展整顿的骨干力量，但一时适合的人数不多。鉴于此，邓小平指出，“中年干部在全党全国都是缺的，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干部同时，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培养青年干部的战略问题。

工作的现实需要、长远的战略考量，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整顿中选拔培养干部的两大着眼点。面对派性纷扰的环境、“四人帮”的咄咄逼人之势，主要从革命化角度考虑干部的取舍成为了当然的选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各级领导班子“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13]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随后，揭发、批判其罪行及帮派势力的运动在全党分阶段展开。 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实属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清查过程中，一大批帮派分子从干部队伍中被清理了出来。

与此同时，选拔什么样的干部的问题又突出地置于全党面前。中央领导人的思考极具现实针对性。叶剑英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派性”“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邓小平在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专门就揭批“四人帮” 和调整领导班子问题作出深刻阐述。他连续用了四个“要”指出选人用人的政治要件，即“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15]这“四要”很显然是革命化的目标条件。

七五整顿、“揭批查”运动分别处在“文革”后期及“文革”结束之初。七五整顿，只有克服“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抵制、破坏，才能得以推进。“揭批查”运动，只有清肃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帮派势力，才能为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不难看出，从政治的纯化上着眼、考虑选人用人是必然的选择；专业化、年轻化考虑，虽时有隐现，但皆从属于革命化。邓小平指出，“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一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16]话语的指向性非常明显。

（二）在贯彻新时期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形成干部“四化”方针

改革开放后，选拔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干部“四化”是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提出的接班人的目标条件。把其上升至干部队伍建设方针的高度，体现了党在选人用人规律性探索上的高度历史自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综合而全面的事业，这就客观要求干部队伍具有综合而全面的素质。面对干部队伍政治不纯、年龄老化、文化水平总体偏低、专业结构不甚合理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从战略方针的高度审慎思考接班人的条件。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论述了干部的年龄状况、政治品质、学习精神等。他认为，一方面，老干部、老同志年事普遍偏高，摆在全党面前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培养、造就接班人。另一方面，干部必须具有过硬的政治品格，具体包括：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发扬民主，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团结同志，等等。不仅如此，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善于学习，解放思想，有革命的事业心，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心壮志，尽快使自己成为“内行”。

1979年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邓小平从南往北先后视察上海、山东、天津。这次长时间视察集中谈论的话题是组织路线如何保证政治路线贯彻执行。他指出，“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并把其放在“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的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18]的高度。其中，接班人的目标条件，在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充分阐述，概括起来就是比较年轻，坚持现行路线，正派且党性强，懂专业。

这时干部“四化”的意思虽然已表达出来，但还未上升到“化”的高度。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始部分明确表达了出来。讲话不仅要求注意“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和业务能力”，而且要求“尽可能地增加中年、青年干部”“把大批经过实践考验，得到群众拥护的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实现“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19]讲话在原有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是全党集体意志的体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锻炼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目的在于为集体交接班做准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不约而同地在会上对干部交接班条件作出重要论述，指出要“培养精干正派的青年人接自己的班”[20]，“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些人不仅“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而且要“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随后，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座谈会上说，理想领导班子的“基本条件是，班子里的成员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指出，中央“这样讲，方针就明确了”。[23]把以上四人的话作进一步分析便可看出，中共中央的考虑是从干部队伍建设的方针、目标层面讲的，但毕竟还未明晰地全部表达出来。

此时，把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个词汇有机融合在一起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方针，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干部队伍建设经常化、制度化，已渐渐明晰。陈云洞察时势，深思熟虑，把干部队伍建设的目标凝练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予以引用和肯定。

虽然陈云的表达已较为清晰，但在整理讲话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感到中间少了一个凝练的政治目标条件，于是在原有“四化”的基础上加上了“革命化”。这样，“四化”就变成了“五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随后，“制度化”被去掉，又变成了“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提法上的变化，事先征求了陈云的意见。这里的“制度化”是指干部新老交替、提拔年轻干部、干部离退休等的制度化。[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