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媒介化情境中教育的代际沟通困境

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由此引发的留守儿童群体成为社会密切关注的对象。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国家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度持续增加，陆续出台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0—2020年）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从家庭到社会全面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本研究聚焦当下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话题，选择重庆市白坭村的留守儿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白坭村位于重庆市西部与四川省交界处，总体经济和交通状况较为落后，是典型的劳务输出村，儿童留守现象较为普遍。在白坭村的文化场域中，各类生活实践和文化传统都处于保守状态。在脱贫攻坚任务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当下我国正处于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如何实现新时代乡村建设任务稳步前进成为关键，而以白坭村为代表的留守村落则是这一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点。

埃克里森著名的人格发展理论提到，儿童人格发展，是建立在家庭成员相处和谐、关系融洽的基础上，如果出现诸如“亲子分离”“留守”等状况，儿童人格的正常发展将受到影响。[1]

而如今，在电子媒介所编织的网络下，无论是成人抑或是儿童都无处逃遁，媒介内容的交互性与虚拟性使得留守儿童往往容易沉溺其中，从而对其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在隔代监护的情境下，这一负面影响有被放大的可能。在这样一种媒介化的情境中，需要在研究留守儿童媒介习得的同时探讨由此所引发的家庭教育中留守儿童与隔代监护人沟通的隔阂，从留守家庭内部互动的视角展现当下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境。

一、媒介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学术梳理

留守儿童在我国特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文化遭遇着日渐衰微的窘境。由此造成的乡村本土文化被边缘化，乡村家庭文化失序，乡村学校教育文化衰弱，乡村邻里关系逐渐陌生化等变迁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对乡村文化认同度低，容易产生自卑感等，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2][3]

而城乡教育政策随着社会发展而频繁调整，对留守儿童原本就处于弱势的教育生态产生负面影响[4]，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留守儿童作为被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如何解决他们的留守现象以及面临的困境成为研究的重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对于留守儿童教育难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5]

现如今，纷繁的媒介环境与媒介信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媒介使用的场域中，留守儿童如何看待和使用电子媒介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佩恩基金会的研究就表明电视对于儿童有着负向的作用。[6]20世纪80年代，西方著名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就指出，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正在导致“童年的消逝”，使儿童变得早熟、成人化等。[7]父母的长时间缺位，使得留守儿童在自主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指导，因此，针对留守儿童媒介使用的研究有一部分将矛头对准了电子媒介对留守儿童的负面影响，认为他们无法正确对待和有效使用媒体。[8]

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发现，电视和网络在留守儿童生活中并未起到提供信息、增长见识的工具性作用，而仅仅扮演了提供精神慰藉的角色。[9]

但是，儿童在媒介面前真的如此脆弱吗？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威尔伯·施拉姆通过对儿童观看电视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儿童不是电视作用的被动承受者;相反，他们是‘活跃的行动者’（Active Agents），他们从电视上选择最符合他们兴趣和需要的内容。因此，是儿童在使用电视，而不是电视在使用儿童”。[10]

研究指出，农村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不是孤立的，电视媒介对农村儿童的作用是和许多农村社会背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1]有学者通过对留守儿童的访谈发现，留守儿童的电视观看并非是一种“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而是一种能动的文化行为，体现了他们对“愉悦”的积极追求，对理想家庭的知识建构，以及对自我现实的关照，是其生存境遇的折射和体现。[12]

综上所述，关于留守儿童现状及其问题对策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研究视角从微观的家庭结构到宏观的社会系统都有涉及。但是在针对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的研究中，存在如下问题：第一，主要研究仍以传统媒体时代的电视为主，较为单一，鲜少有关注近年来新媒体与留守儿童群体的关系;第二，在研究留守儿童媒介使用的过程中忽略了留守家庭内部成员间的互动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留守儿童的媒介习得行为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与隔代监护人的沟通互动的具体实践、影响机制以及实际效果等探析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困境，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教育振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行的参考。

二、挡不住的呼唤：留守儿童媒介化场景中的媒介使用

布迪厄认为，“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形式。”[13]

在留守儿童使用媒介的场域中，由于缺乏其他行动者的管束，他们可以被看作是占支配地位的行动主体，他们的媒介使用呈现高频接触、动机多元的特征。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得经验材料并以此展开论述，本文访谈对象的抽样主要采用目标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两种方法来获取样本，先后访谈了白坭村的10位留守儿童，5位在外务工的父母，6位留守儿童的代理监护人以及1位乡村小学班主任。主要围绕媒介使用情况、留守儿童与父母和代理监护人的相处与沟通情况以及媒介使用对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影响三大方面展开半结构化访谈。

（一）高频的媒介使用

1.手机与电视：最常使用的媒介

施蒂格·夏瓦认为，媒介的功能可见性也就是其物质和技术特征，可以促进、限制和形塑传播与行动。[14]智能手机与网络电视的便捷与智能，内容的丰富和逼真等特征非常容易吸引儿童并使其沉溺其中。当被问及最常使用的媒介时，受访儿童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智能手机和数字电视。通过对家长的访谈发现，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确保可以通过微信和孩子视频聊天;二是方便他们参加线上课程和其他学习活动。而家庭配备网络电视则主要是由于乡村家电的更新换代，受访的孩子均表示自己家的电视可以使用网络功能，观看更为丰富的电视内容。

在使用频率上，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段，有6位受访儿童表示他们在放学后回到家至少会玩2小时的手机，2位受访儿童表示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小于1小时，2位受访儿童表示自己在这一时间段内手机会被代理监护人没收。在周末和其他节假日，留守儿童使用手机或观看电视的时长明显增多，9位受访儿童都表示至少会有半天玩手机或者是看电视，1位受访儿童表示在节假日都会去县城里姑姑家补习。受访的家长也提到，孩子在不上学的时候非常爱玩手机和看电视。

2.手游和追剧：最常接触的内容

在使用的内容上，主要以观看儿童动画节目、网络电视剧和玩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手游为主，其中，手游和网剧是受访儿童最常接触的媒介内容。长时间玩手机游戏对于部分孩子来说是常态。

（二）多元的媒介使用动机

媒介依赖的背后，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动机值得关注，施拉姆在研究儿童的电视观看时曾提出，关注儿童的电视观看行为不能仅停留于这一行为表面的叙述，应该结合儿童的生活经验进行观察研究。在本研究中，结合留守儿童特殊的家庭结构和既有的生活经验，我们发现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动机并非单一的迷恋电子媒介，而是呈现多元的特点。

1.学习与娱乐

由于上半年恰逢全国各地因疫情影响开展线上授课学习，手机成为了儿童重要的学习工具。白坭村乡村小学教师李老师介绍，这学期（2020年春季学期）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在钉钉上学习网课，而且设置了每日任务打卡，如果孩子们家里没有手机或者是电脑这些设备的话那就很难保证学习。留守儿童小甜的爸爸封先生就因为小甜的手机内存太满无法下载学习软件和资料而给小甜换了一部新手机。封先生说，孩子的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一块他从来没有省过钱。但是在平时，学习的动机就稍显不足，娱乐是孩子们使用手机和电视的最大动机。

2.替代与慰藉

由于父母的长时间缺席带来的家庭关系的残缺、父母关爱的缺位，手机、电视等电子媒介替代性地成为了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在对父母和代理监护人的访谈中发现，父母在身边陪伴时，孩子们并不经常使用手机和电视，更容易听从管教。在观察中研究者还发现，不同情况的家庭留守儿童媒介使用的情况也不同。在孩子与代理监护人交流正常、关系融洽的家庭，孩子的媒介使用往往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学习的时间段他们会听从代理监护人的教导做到自律，而在代理监护人与孩子关系紧张的家庭，孩子沉迷电子媒介的情况更为严重，家长管束难度更大。

三、无形的屏障：家庭教育场域中交流的困境

由于父母的缺位，代理监护人和留守儿童构成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主体，他们之间基于家庭教育的各类交往、互动关系是促成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实践的主要元素。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运动的空间，在特定的场域内存在着多种积极活动着的力量在不断博弈。[15]

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场域中，由于行动主体的惯习差异、伦理支配关系等引发的双方价值冲突，致使留守儿童与他们的代理监护人往往难以达到良好沟通交流状态。

（一）隔代监护关系中的惯习冲突

在留守儿童家庭，祖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隔代监护成为常态。在家庭教育场域中，由于年纪大、文化程度低以及既往的生活习惯等原因，监护留守儿童的老人多数秉持着传统的孩子能“吃饱穿暖”的想法，这与乡村教育振兴战略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差巨大，无疑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有着明显的限制。同时，由于平日里在家中洗衣做饭之余还要兼顾田地里的大量农活，老人们已无多余的精力和体力去悉心照料孩子。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他们眼中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总是与他们显得格格不入，思想老旧，既无法辅导他们的课业也无法接受新鲜事物。留守儿童在学校和媒介等场域的实践形成的惯习经常与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观念相冲突，但由于祖辈占据着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伦理资本等优势，因此，他们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场域中处于支配者地位，孩子们多数情况下只能被迫接受来自祖辈的生活、教育等观念。

（二）被电子屏障阻隔的代际沟通

在媒介使用场域中，留守儿童对于电子媒介的依赖正在形塑他们的习惯，媒介使用频率高、接触内容单一化娱乐化，长时间的媒介使用使得他们更容易陷入由电子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之中，从而影响现实生活的行为实践，最明显的表现便是留守儿童与外祖父母沟通交流的沟壑进一步加深。在现实生活中，年龄与媒介话语权错位，如果处理不当，容易造成代际矛盾与冲突，“数字鸿沟”演变为“代际鸿沟”。[16]

访谈中发现，留守儿童过度的电子媒介使用成为引发他们与代理监护人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代理监护人教导方式存在偏差，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态度失当、言辞激烈，例如吼叫、骂脏话等;另一方面，孩子认为自己的外、祖父母因循守旧不可理喻，完全难以沟通。研究者在观察时发现，部分孩子对待外祖父母的态度都很冷漠，时常表现出很烦躁的神情。

家庭教育场域是家庭教育的主体发生互动关系的空间，由这一场域内特定的资本和惯习共同推动着他们之间的互动，由此，家庭教育场域得以运作和发展。然而，家庭结构的残缺、隔代监护的窘境和留守儿童缺乏有效监管的媒介使用现状可能使得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场域走向消极的一方，这对原本就处于弱势的留守儿童群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