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的法治化新向度

2022年4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部署安排，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中央及各部委在《实施意见》中提出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全面部署和明确要求，而推进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也蕴含其中。对社科期刊而言，这将是“十四五”时期发展的一项新命题，进而亟须厘清新命题的内在逻辑、发展难点与改进重点，具象化新命题的行动指南，助力社科期刊深度融合的法治化、科学化、高效化发展。

一、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内在环境的需要

在开放科学和数字经济的全球出版大势所趋背景下，国内社科期刊也面临着深刻变革。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从2018年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到2020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等政策文件，可见中央及各部委都对此达成高度统一的认识：社科期刊做到传播本真学术，建立有影响力的智库，同时加强行业责任、整合社科期刊力量，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高社科期刊质量。

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更是社科期刊内在发展的必然，也是回应国内现实环境的最好答案。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是国家深谙社科期刊发展科学趋势，并对近年来中央及各部委政策文件精华所做的提取;也是《实施意见》和《“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的重点内容，更是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关键抓手。因而，“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中的“融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和内容，其根本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出版强国的伟大目标。

（二）外在环境的驱动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指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环视国际社科期刊发展环境，正视中国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处境，需要加强其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匹配度，提高中国社科期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发出中国声音。[2]目前，全球最大的期刊文献数据库Scopus已收录466种中文科技期刊，在非英语期刊中载文量居第一位，6种学术期刊进入学科排名前1/5，成为中文期刊传播国际化的典范。[3]

但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西方国家出版媒体的舆论优势与不良言论等，对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如何加强自身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的局面造成冲击。因而打造符合新发展阶段下时代发展议题的社科期刊类文化产品就愈加迫切。继而，《“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4]而社科期刊的本质即前沿、创新社会性科学原创思想的集合，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高品质社科期刊就是积极应对我国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需求。

二、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的三大阻力

（一）办刊意识之阻

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这一新命题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是由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优化得来。也就是说，这一新命题并非传统出版与数字经济、开放科学之间舍弃从前的传统出版，而是在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以此为地基，放眼未来，最终服务于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的建设以及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实现。

面对数字出版、开放科学等新业态，新时代下的社科期刊要实现深度融合发展，必然不能再固守成规，一方面社科期刊亟须提档换升级，另一方面也是核心方面要加强社科期刊编辑、编务等办刊人员的办刊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只有高度重视提高社科期刊办刊人员的办刊意识，才能避免出现社科期刊意识形态错误、内容质量错误、运营管理错误等问题。尤其是面对《实施意见》所蕴含的新命题，缺乏责任意识、质量意识、集体意识为指引，很可能会造成制度建设、人才建设、期刊建设的隐患和危机，如此一来就必然阻碍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

（二）办刊运营之阻

近年，中央宣传部加强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统筹、规划、布局，社科期刊也严格贯彻落实“三审三校”制度，践行全媒体时代“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根本要求。但社科期刊办刊运营期间一方面要面对虚假网站乱设、中间人收费、版权协议不规范、加工拼凑稿件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出版单位间功能重复、内容同质、力量分散问题等。社科期刊办刊运营应对诸多阻碍中最关键一环就是如何提升优化内容建设，这是社科期刊立刊之本，也是《实施意见》中提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板块，更是社科期刊能行稳致远的“发动机”。

同时，坚持内容为王、打造内容精品的前提就是规范社科期刊运营管理、法治化制度化建设保障办刊运营，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保驾护航。这不仅是近年来中央相关文件对社科期刊办刊的要求与期许，更是今后社科期刊在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中处理愈加加剧的办刊运营相关问题的制胜法宝。

因而，若是不从根本上清除社科期刊办刊运营中存在的潜在漏洞和隐形危机，就难以确保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所出品内容的高品质，也就难以保证社科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办刊运行在正轨上。

（三）办刊队伍之阻

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抓好贯彻落实。而贯彻落实就要看社科期刊编辑部的人才队伍。要巩固社科期刊以内容为王的立刊之本，就要认识到其依赖于社科期刊编辑部人才队伍的贯彻落实。只有高品质人才能有效生产出高质量内容，才能持续打造出版精品。以人才队伍为基础，融合技术、平台、管理等诸要素，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要求，服务社科期刊发展定位，才是出版业融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目前，社科期刊人才队伍无法忽视的是存在人才激励制度、人才培养方案良莠不齐，出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科技运用业务效率有待提升，全媒体运营等综合办刊能力的提升有待加强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正视处理社科期刊人才队伍的相关问题，才有效拉动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的“大马车”。

三、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的三个向度

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的重要论述，近年来中央各部委和机构陆续出台的《关于组织实施2022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通知》《关于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通知》等媒体融合的文件。对此，为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在把握深度融合发展阶段社科期刊的重大意义、内在逻辑以及主要矛盾之后，从目标高度、意识广度和实践力度三个向度，对新命题的战略部署加以优化建议：

（一）意识深度：守牢责权相统一原则，巩固提升办刊意识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网络传播分众化、差异化趋势明显，数字时代不同受众群体增加更多元新型阅读需求，同时数字时代舆论生态、文化业态、传播形态的深刻变化。[5]物质决定意识，在如此现实的大环境下决定了从2014年至今中央各个部委、社科期刊不断优化升级，例如2022年初国家新闻出版署启动实施的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出版智库高质量计划等顶层设计。

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社科期刊出版融合的趋势之一，数字化和智能化也必然是社科期刊出版融合的方向之一，因而顺应时代趋势、遵循发展方向是社科期刊办刊意识的内在要求，相应地拓展社科期刊办刊意识的深度，进而反作用于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进程，将更有利于实现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战略。

结合社科期刊内容为王的宗旨，其内容的时效性、实用性、创新性、易复制性等特点，以及社科期刊作为传统主流媒体，其内容引导对读者群体乃至社会大众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指导性和规范性。因此，社科期刊办刊意识深度的拓展就须坚持权责相统一原则，巩固其要服务意识、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和集体意识。

这一方面要组织加强社科期刊编辑队伍对自身岗位的重要性、边界性、规范性的权利意识，通过专技人员公需课、编辑业务培训、“三会一课”、编辑部门座谈以及相关案例警示教育等方式促使社科期刊编辑人员提高对办刊用稿撤稿等权利规范意识;另一方面要在“三审三校”、编辑部门规章等规定流程、规定要求内，严格贯彻落实社科期刊编辑队伍的义务，同时在社科期刊自身的官网、公众号等数字平台上依法依规遵守相关平台规定、双边协议，并最大限度地将社科期刊办刊意识上升到以人民公仆的服务意识，践行《实施意见》所提出的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示新时代伟大成就、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彰显时代精神风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高水平学术研究[6]等等办刊义务，以助实现社科期刊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目标高度：贯彻平衡协调原则，实现个体与整体目标统一

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5088种，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2688种。[7]国内，社科期刊数量只占期刊总数的30%左右，更遑论占全球期刊总数的多少了。社科期刊占比较低，但其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我国一再被强调。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8]。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的方式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对“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性。[9]

在此基础上，不仅国家对社科期刊锚定了整体发展目标，社科期刊自身也对标制定个体发展目标。前者即《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社科期刊深度融合发展整体目标：“到‘十四五’时期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打造一批竞争力强、优势突出的出版融合发展示范企业……进一步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10]，最终为建成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后者则是指2688种社科期刊背后的运营主体即社科期刊编辑部或者期刊社，在配合各地党委宣传部和各主管主办单位工作的同时，有着自身个体的发展目标。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社科期刊编辑部或期刊社近年来不断转型融合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个体发展目标：一方面实现传统出版与期刊数字化等传播新路径的融合升级，走好走实社科期刊“走出去”战略，集约化、合作化地整合已有资源和相关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社科期刊自身平台建设，采取论文采集、出版传播、开放评价、资源挖掘等于方式打造知识服务平台，同时优化完善社科期刊自身优秀栏目，积极打造精品化、品牌化社科期刊，出版刊发学科前沿、社会热点、地方问题、理论探讨，带动出版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最终实现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的社科期刊最大化出版效益。[11]

既要实现社科期刊出版效益最大化，又要建成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实现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从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平衡协调原则[12]来看，这既要平衡协调社科期刊编辑部或期刊社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也要平衡协调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还要平衡协调不同地方党委和主办主管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13]之所以从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原则以此启发多元利益（下文利益等同于“目标”）关系的处理，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不管是国家出版战略整体目标还是社科期刊编辑部或期刊社个体目标的发展实现都无法避免开放化、全球化、竞争化的世界发展趋势。

因此，基于平衡协调原则，上到国家下到社科期刊编辑部或期刊社都要意识到：要从国家（或者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平衡其相互利益关系，以引导、促进或强制社科期刊个体目标和行为合法科学地运行在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运行秩序的轨道上，从而达到出版效益总量与质量的改善、社科期刊产业链及其结构的优化和运行秩序的和谐，最终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平衡、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