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NA的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本文探究影响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文献梳理与文本分析，共整理出24个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文化价值观与地理区位资源条件为关键影响因素；CEO性格、董事或管理层团队结构、文化价值观、管理层风险偏好为关键中介因素。所有影响因素最终都会通过影响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来影响涉农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法；风险承担；涉农企业；关键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3）04-0038-09

一、引言

企业的风险承担具体表现为企业主动选择项目进行投融资安排，选择预期净现值（NPV）为正的投资项目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1-2]。风险承担水平的高低将会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然而，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在实际过程中往往陷入窘境。主要在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农业是受多重风险冲击的弱质性产业，进行农业相关生产的涉农企业自然也会面临这种多重风险；第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一方面大量资本伴随着机遇和竞争涌入市场，另一方面部分涉农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救济性”福利退出，涉农企业经营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风险水平提高。这些特殊性使得涉农企业在进行风险承担行为决策时比其他企业更为谨慎。在此背景下，对于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因此，本文结合涉农企业特点，对过往文献进行梳理，提炼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随后，结合专家意见与部分涉农企业的访谈结果，辨识各个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并据此建构影响因素间的邻接矩阵。最后，选取社会网络分析法做定量分析，筛选出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二、涉农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确定

（一）一般企业有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赡，这些研究对于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目前，关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即社会层面、企业层面与决策者层面等方面。

在社会层面，企业的文化、法律、宏观政策等外部环境是常见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文化环境方面，文化传统相对谨慎的地区，企业所具有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3]，但是企业的规模扩大会对这一影响产生削弱^[4]。此外，儒家文化也可以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并且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环境、外来文化及产权属性都会影响儒家文化对公司风险承担的作用^[5]。在企业法律环境方面，法律可以通过调节对投资者或债权人等的保护来影响企业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从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而言，所处法律环境对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公司，因其内部人占用大量公司资源，可能会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做出相对保守的次优投资决策，而较好的投资者保护则可以降低企业管理者追求个人利益的可能性、抑制其风险厌恶的倾向，进而使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水平变高^[6]。而侧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法律体系，相对而言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此外侧重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体系，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明显的抑制^[7]。在宏观政策方面，财政政策可通过利益机制影响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并降低研发活动风险。但同时，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税收增长导致的企业支付能力下降将会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8]。宽松货币政策会使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而在紧缩货币政策背景下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下降，并且小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敏感性强于大企业^[9]。产业政策会影响管理层的自信程度从而导致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发生变动。能够通过提出赶超产业政策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是过度的赶超产业政策会让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从而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10]。

在企业层面，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角度来看，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非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相较而言，非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有着更为显著和一致的负相关关系^[11]。也有学者从企业对管理者的激励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企业管理者与企业股东不同，企业管理者会在进行风险承担行为决策时考虑到自身的职业生涯和声誉，从而选择放弃很多风险高且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以图更安全的获得自身利益，这种行为会使企业和股东获得一定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可以通过提供股票期权、薪酬刺激等激励方式来提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12]。研究表明，当CEO持有股权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从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13]。但是，这一结论的实现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作为前提^[14]，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15]。除了股权激励外，货币薪酬激励同样可以提升高管承担风险的水平，在国有企业以及公司成长性较低的公司，货币薪酬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16]。

在决策者层面的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个人和群体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在个人方面，作为企业首要决策权的CEO，其个人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巨大，许多学者均提出CEO的特征可以对企业的风险承担产生影响。在国外，女性CEO的企业拥有比男性CEO所在的企业更低的风险承担水平，认为女性CEO会使得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变低^[17]；但在中国，女性CEO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高于男性CEO企业；并且企业是否国有可以影响到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女性CEO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18]。CEO的年龄也是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年长的CEO更喜欢风险较低的投资政策，CEO和企业的风险偏好往往是一致的，所以企业的风险承担承担水平和CEO的年龄呈负相关^[19]。此外，CEO的性格同样也是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管理者过度自信或自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1，10]。然后在群体方面，由于多数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属于群体决策行为，此外，群体决策的最终结果产生于多元意见的妥协，所以决策群体即企业董事会的规模越大，可以提出多元意见的决策成员就相对越多，风险项目被拒绝的可能性越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便会受到影响^[20]。

基于此，本文对上述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提炼，并参考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将有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合并、转换处理，凝炼出20个影响因素。

（二）涉农企业特有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分析

1.季节性和周期性

涉农企业的生产活动大多以生物为对象，一般具有较长的周期性，大多需要数月到1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于一些有特殊气候需求的植物，其生产活动具有季节性，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才能进行收割。农业的生产难以形成工业化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在此情况下涉农企业生产活动的周期性与季节性必然会成为涉农企业进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参考依据。因此涉农企业生产活动的周期性与季节性将会对涉农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

2.自然灾害

一直以来，农业都被认为是“靠天收”的生产部门，其原因在于，自然灾害对于农业产业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产业。尤其是洪灾、旱灾、虫灾、动植物疫情等对于农业生产有这致命影响的灾害发生时，涉农企业的风险偏好必然会大幅度降低。面对自然灾害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等特点，涉农企业在进行风险承担决策时将不得不考虑到自然灾害的存在。因此，自然灾害对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

3.地理区位资源条件

农业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强的地域依赖性，自古以来农业生产就有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说法，农业产业不仅受到地区生产环境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物流技术发展的制约，特别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农业产量增大，品种增多，加之大多农产品都有着难以保存的特点，对物流运输提出了挑战。此外，部分地区拥有自己的农业公共品牌，这些公共品牌的品牌效应会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便利。因此，当地生产环境、物流技术发展、公共品牌等特征对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着潜在的影响。

4.行业信息化技术与平台

长期以来，农业产业主要都依赖传统的农民将产品运至农贸市场售卖的方式，一种农产品的辐射范围只有周边地区，不同的地区界限明确，难以进行农产品的交流。一个地区的农产品难以推广出去，一个地区的农产品往往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市场饱和，销售量稳定，涉农企业也不会考虑进行过多的风险承担行为。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发展，以淘宝、抖音等为首的网络平台在农产品的推广与交流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产品的服务区域不再受到限制。在此过程中，互联网电商平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互联网电商平台为基础的信息沟通、信息共享对农业产业垂直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产业链上下游各企业对互联网电商平台的了解与适配改进程度，影响到涉农企业的产业推广，从而对涉农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三）涉农企业特有风险承担影响因素获取

本文通过梳理文献与本文分析，得出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决策者层面与自然层面4个层面24个指标的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各层面影响因素的网络关系如图1所示，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涉农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种，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各个之间存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选择涉农企业的风险承担影响因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将每一个影响因素视作一个行动者，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作为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建立起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的复杂社会网络。

（二）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一种以数学方法与图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定量分析法，现已被广泛的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与传统的方法侧重与分析属性数据不同，这社会网络分析法更注重分析关系数据。这类数据将行动者们连接在一起通过可视化图以及量化指标确定网络的关键因素及相互关系。

为了得出关键影响因素，我们选择使用点度中心度来进行分析，某行动者的点度中心度的测量主要依据是与该行动者发生直接关系的行动者的数量，其值越大，表明其越位于网络的核心位置。

此外，考虑到点度中心度不能详细秒速影响因素作为中介的效应强度与作用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大文章结论的说服力，我们选择使用结构洞分析来进一步确定关键影响因素与中介因素。结构洞是在1992年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社会学和战略学教授罗纳德·S·伯特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的社会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结构洞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非冗余关系。拥有结构洞的行动者处于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行动者之间，将这两个行动者联系起来的第三者拥有控制优势。在社会网络分析中，通常用结构洞限制度来衡量行动者的结构洞，某个行动者的结构洞限制度越低，说明其结构洞越强，对于网络的控制力越大。此外，鉴于结构洞的中间人在网络中往往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用表示行动者“权力”大小的中介中心度作为衡量结构洞的另一指标。中介中心度是测量一个行动者在其他行动者之间的程度指数。显然，中介中心度的数值越大，就表示该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越强，对社会网络中控制的影响因素越多，对资源的掌控能力越强^[40]。

借助以上三类社会网络分析指标，可以分析出在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社会网络中对其他影响因素产生最大作用的影响因素，和与其他影响因素建立最多连接的中介因素，即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

（三）数据收集及处理

1.本文邀请专家与涉农企业对前文所得的24个影响因素关联关系进行0-1打分，若某因素对另一因素存在影响关系，则计1分；反之为0。如若某组关联因素超过半数专家问卷或企业问卷赋值为1，则本文最终邻接矩阵中赋值为1；反之为0。本文共发放专家问卷10份，企业问卷50份，最终回收专家问卷10份，企业问卷33份。

2.计算共现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