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摘   要：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得到快速发展。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国当前阶段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积极作用;进一步将人均消费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消费等八个消费子项，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衣物、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消费等五项消费的影响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提高均显著有利于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对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财产性净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显著提升了中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而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人均消费;金融科技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2）02-0025-08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一直持续增长，在消费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14年以后，我国乡村消费的平均增速高于城镇近1.2个百分点。2020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乡村消费水平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全年消费品零售额52862亿元，部分地区增速由负到正，助力全国消费稳步复苏。消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方式，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还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

从当前阶段看，我国农村消费依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一方面，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持续提升，农村消费者可以更加便利地购买到和城市消费者同样的商品，这必然提高人们的购买意愿，会给农村消费市场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消费观念的进步升级，对于美好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进步，农村消费需求将会持续提升，消费品的购置和换新需求，例如汽车、家电等，将带来一轮新机遇，这些都有望成为农村消费新的增长点。

普惠金融亦可称之为包容性金融，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而数字普惠金融是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计算机技术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在支持普惠金融事业发展层面展现了极大的优势。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如微信或者支付宝紧紧地黏住了数以万计的移动终端;另一方面，通过对来自社交媒体和网购平台等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做信用评估，为克服普惠金融的天然困难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黄益平，2018）^[1]。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图1为2011—2020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的折线图，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郭峰，2020）^[2]。以上海为例，2011年至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80.19增长到了431.9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农村地区的居民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

消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方式，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是否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呢？从理论上讲，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途径，产生了各种消费模式，手机淘宝、京东等APP也越来越重视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农村居民通过手机足不出户就可进行消费，对于大型家用电器还提供送货上门、免费安装等一系列惠民措施，这些举措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积极性。大部分商铺都已开通二维码支付功能，极大地提升了支付的便利性。其次，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信用借贷也降低了流动性约束，有的消费平台商品还提供先用后付等支付模式，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但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有文献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居民消费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和框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根据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建立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研究与文献综述

20世纪30年代以来，消费函数理论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宏观经济学派创始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在绝对收入理论提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消费主要是由利率决定，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和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部分的比率，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尽管形式简单，但是绝对收入模型首次将收入引入对消费的模型，在大萧条时期有相当的解释能力。

但是绝对收入理论对于大萧条后的预测产生了严重偏差，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顺应变革的需要在《收入、储蓄的消费行为理论》中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指出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错误。杜森贝利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的绝对收入，而是取决于和他人相比或者和本人历史最高消费水平相比最高的收入水平。根据相对收入假说：（1）消费具有“棘轮效应”，家庭和个人收入上升容易提升消费，而对收入下降难以适应。（2）人们的消费会相互攀比，即“示范效应”，人们的消费相互影响，会和其他人的消费做比较。相对收入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相对收入理论指出充分就业后收入水平的增长必然带来消费同比增长，这一点在某些情形不适用，例如收入特别高或者存在较大意外收入的情况;第二，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行为具有不可逆性，但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水平长期下降对导致消费缓慢逆转。后面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会对相对收入假说的不足之处作出弥补。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指出，在人一生中的各个阶段，个人消费占其一生收入的现值的比例是确定的。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主要取决于一生之中所有的的收入来源。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是足够理性的人按照自己一生的收入来决定一生的消费并按照一定程度保证每个时间维度的消费水平。人们在中年的时候还清年轻时的欠款并为以后老年时期的消费做足储蓄。一般而言，中年人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而青年和老年时期没有收入或收入水平较低。所以，中年人边际消费倾向很低，而青年人和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很高。但从一生来看，个人的长期平均消费倾向比较稳定。杨继生和邹建文^[3]（2020）基于消费-储蓄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得出居民年轻时预防性储蓄动机逐渐提升，45岁以后开始减弱，农村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高于城镇居民。

持久收入理论是由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他指出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理论认为，在保持财富完整性的同时，个人的消费在其工作和财富的收入流量的现值中占有一个固定的比例。个人收入和消费包含了一个持久部分和一个暂时部分。持久收入和持久消费分别由一个预计的、有计划的收入成分和消费成分组成;暂时收入和暂时消费则分别由收入方面的意外收益或意外损失以及消费方面的不可预知的变化构成。但是现实中暂时收入能否影响收入值得商榷，苏良军等^[4]（2005）指出了弗里德曼分解收入方法的不足，实证研究得出了暂时收入对消费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消费习惯对于消费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生命周期假说从储蓄目的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用财富作为消费函数的重要原因;而永久收入假说比较重视个人怎样对自己未来的收入做出预测。不管二者强调的重点有何不同，但是都体现了单个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的基本思想。因此在以下几点是相同的：（1）消费决策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根据，并不是只同当期收入相关。（2）暂时性收入变动所引起的消费变动很小，即其边际消费倾向几乎为零，但是永久性收入变动所带来的消费倾向很大。（3）政府不能通过临时的税收政策影响消费，只有永久性的税收变动才会有明显效果。

目前有关消费的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数据方面国内学者大部分采用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微观家庭的层面研究。田青等^[5]（2008）根据我国30个省份1999年到2006年相关的面板数据，得出消费主要受到收入和消费习惯的影响，收入波动、利率等因素不能显著影响居民消费。凯恩斯认为之所以愿意持有货币是因为人们普遍存在流动性偏好，预防性动机和投资需求，预防性动机是指人们为了预防意外紧急支出需要持有货币的需求。国内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一直以来存在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的原因是我国居民存在着较高的预防性动机（宋铮，1999;施建淮、朱海婷，2004;易行健等，2008;杨汝岱、陈斌开，2009）^[6-9]。李晓嘉和蒋承^[10]（2014）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得出少儿抚养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减少，老年抚养会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龙少波^[11]（2016）得出房价的上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

本文主要关注的内容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那究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呢。Wang和He^[12]（2020）对中国1900多户农民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国农村居民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减少预防性储蓄提升消费，而流动性约束理论认为限制居民消费的原因是无法及时有效地从借贷市场上获得资金。苏良军等^[13]（2006）研究得出，和城镇相比，中国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更低，农村居民面临更大的流动性约束。熊伟^[14]（2014）研究发现消费信贷可以降低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提高消费。易行健和周利^[15]（2018）研究得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通过为支付提供便利和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实现的，且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张勋等^[16]（2020）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便利居民支付来促进居民消费并非是缓解了流动性约束，并且数字金融的发展更多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地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国外也做过许多类似的研究，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合理有效的分配资源，让那些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可以方便地利用金融市场实现消费的跨期平滑，进而释放被压抑的消费需求（Levchenko，2005）^[17]。有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提升居民信用卡的额度，可以降低持有现金成本，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进而居民的消费也随之提升（Gross和Souleles，2002;Soman和Cheema，2002;Karlan和Zinman，2010）^[18-20]。

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不同于以往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从宏观的视角出发，研究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第二，试图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消费的内在机制。

三、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本文选用的是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农村居民2013—2018年的人均消费量。为了剔除物价上涨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本文对不同年份的数据都进行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处理，以期望克服物价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2. 控制变量

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与农村收入差距、通货膨胀率、农村地区人均收入等作为控制变量，关注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了细致分析，把收入来源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本文还使用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3个一级指标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影响。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模型设定

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下述模型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consume_it=β₀+β₁income_it+β₂GDP+β₃ gap+β₄ inflation+β₅ DIFI+ε_i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