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的基础向度

作者简介：亓光，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萌，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编号：20&ZD041）。

摘要：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隐藏着无法回避的分配公正风险。作为一种基本分析的基础理论，马克思的分配公正观是一种进行不同的理解和分析时的共同性逻辑范式。在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以生产正义为根本前提，以劳动平等为价值规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践旨归的分配公正观。在这一认识框架内，人工智能与分配公正的根本问题在于智能时代的“财富分配悖论”，其根源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表现为持续加剧的生产非正义、劳动不平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使“无法回避”的分配不公正得以真正扭转的唯一出路是当人工智能一出现这种全新的伦理风险时就跳出资本逻辑并对此彻底批判，重构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价值，将分配的形式体系转变为创造的实质呈现，实现人工智能的真正社会应用。

关键词：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马克思分配公正观

中图分类号：TP18；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3）03-0130-013

一、问题的提出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①，人工智能在实现社会总体财富增长的同时，也衍生了新业态、新资源、新机会的分配公正问题。各个学科的学者普遍关注这一问题，关于人工智能对社会分配公正的影响，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基于技术的伦理乐观论。此种观点对智能时代分配公正的实现持乐观态度，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将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分配公正的最终实现。一些学者相信人工智能“奇点”已经胜利在望，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自动化生产将促使经济保持持续性高速增长，Irving John Good，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Ultra Intelligent Machine”， Advances in Computers， vol. 6， 1966， pp.31-88.且增长速度会逐渐加快。Nordhaus W.D.， “Are We Approaching an Economic Singular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13， no.1， 2021， pp.299-332.“经济奇点”的到来使人类“从一种历史匮乏向富足时代发展”卡尔曼·托斯：《人工智能时代》，赵俐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相对的富裕也会无处不在、唾手可得”彼得·诺瓦克：《人类3.0：不断进步升级的人类》，杨煜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分配公正不再是社会难题。

二是基于伦理的技术悲观论。此种观点关注到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现实分配不公正问题，认为智能机器的应用不仅不会赋予人以自主性，还会产生“新的差异以及社会排斥的问题”福田雅树等：《AI联结的社会：人工智能网络化时代的伦理与法律》，宋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63页。。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会导致大量失业，工人沦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神人》，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页。的“无用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将利用人工智能及其政治经济特权发展自身，成为所谓的“超人类阶级”，从而导致社会分配矛盾不可调和，分配公正无法实现。

三是基于复杂性的矛盾转移论。此种观点在关注人工智能产生的分配公正风险时往往会排除其生产性根源。有学者将视野局限于分配关系的调整，或寄希望重建一种公正的分配方式，如税收鼓励，安德烈斯·奥本海默：《改变未来的机器：人工智能时代的生存之道》，徐延才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页。征收AI税、机器人税；福田雅树等：《AI联结的社会：人工智能网络化时代的伦理与法律》，宋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63页。或推崇普遍社会福利，如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卡尔曼·托斯：《人工智能时代》，赵俐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或加强对个人资产调配的控制杰瑞·卡普兰：《人工智能时代》，李盼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等。有学者则将生产分配问题归因于技术发展的程度，将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看作破解分配难题的根本方案，甚至提出以强人工智能的根本突破来减轻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挫败感。卡鲁姆·蔡斯：《经济奇点：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将如何谋生？》，任小红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

上述三种观点揭示了人工智能分配公正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但远未达成一致。其要么陷入机械的功能主义，将分配公正理解为一种描述性的事实判断，夸大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进而陷入“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陷阱；要么将分配公正的重大风险与虚无主义合流，指责人工智能使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忽视人工智能之于无产阶级在社会分配场域中的正当性，轻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实现必然性；要么有意回避不公正的生产性根源，陷入狭隘的分配公正论或简单的技术拜物教。尤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分配公正观的解释力，难以穿透人工智能的现象迷障。事实上，理解人工智能的分配公正问题需要一种新的论证框架。而在寻找新论证框架的过程中，解决“普遍听众与特殊听众”“普遍听众”与“特殊听众”是伊姆·佩雷尔曼“听众理论”中的两种听众类型。普遍听众是指在演说者主观构建中所面对的所有具有理性的人，本质上属于抽象哲学概念；特殊听众是指演说者在特定时刻真实面对并试图说服的特定的人，是一个实践概念。二者之间形成了普遍与特殊的论证逻辑之难。请参阅Chaim Perelman and Lucy 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的论证逻辑之难必须植入说服与信服的过程。对此，马克思分配公正观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不仅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框架，而且还能够提供从普遍到特殊的论证力，因而对人工智能的分配公正风险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在这里，应该正确认识到社会公正风险问题从未脱离“阶级”，阶级分析方法并非是将“阶级对象化”，而是一种认识复杂现象的根本途径，是在掌握有限性和相对性的过程中更加科学地认识人工智能产生的社会公正风险的复杂性。

因此，本文将系统阐发马克思的分配公正观，以回应诸多片面理解，运用马克思分配公正观的理论框架剖析人工智能发展应用所不断加剧的分配不公正难题，以坚实的现实基础维护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公正，彰显公正作为人类理想价值彼岸的现实的积极作用。

二、论证框架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分配公正观

马克思分配公正观脱胎于对多种虚假的社会公正论的批判中，表现出了深刻的穿透力；同时，它科学揭示了以分配公正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原理的本质属性，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一）分配公正的概念：理论素材的呈现问题

从语词角度看，分配公正由“分配”和“公正”二词组成，具有丰富的历史素材与多元的时代呈现。马克思分配公正观认为，分配公正的基础在分配，指向是公正。应该指出的是，脱离分配的具体性而抽象地谈公正，或脱离分配的规定性而笼统地定义分配公正都无法透析分配公正的基本属性，甚至会落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陷阱。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萨伊将经济活动划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个部分，分配首次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詹姆斯·穆勒则进一步区分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部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此种分类法将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分割，将经济过程视为从生产到消费的独立线性运动，分配不过是表示“劳动生产物按照什么比例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第49页。的利益关系，而分配环节是为了将生产所创造的不同产品分发给社会成员以满足交换环节与消费环节的个人需要。因此，分配只是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马克思批判性地发展了此种“四分法”，其对经济过程的描述没有停留在抽象地理解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而是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由此透析其分配过程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分配“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9-1000页。。显然，分配是生产的从属概念，而分配关系则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反映。

公正之于马克思，素有争议。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拒斥公正，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不涉及公正的价值评价。事实上，即便马克思的分析不以构建公正体系为目的，其正义感却从未缺席。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来揭露其自反性的。马克思赞同公正是具有规范性、评价性的价值分析工具，是事实的实践认知之内的关系评价，其“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由此观之，理解分配公正或不公正，不能诉诸抽象的道德和法，必须根据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关系来确认分配的水平与公正与否。

作为复合性概念，分配公正的本义是得其所应得。然而，每个人应得什么？不同利益主体对相同分配关系的评价是否相同？主体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衡量现实的分配关系能否相通？在西方政治哲学中，这些问题始终无法真正得到解决。马克思指出：“什么是‘公平的’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1页。资本家口中“唯一公平的”分配与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的分配公正主张是不同的甚至完全背离。各种分配公正的主张根本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同一分配关系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段忠桥：《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既然分配公正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关系在观念层面的价值投射，而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分配关系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往往是不同的，那么马克思又是基于何种立场提出其分配公正主张？这便需要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分配公正观的本质指向。

（二）马克思分配公正观的本质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和道义考察

以马克思分配公正观理解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社会不公正，须将生产环节作为起点，“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9 页。。马克思进而强调分配“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6页。。以此观之，存在两种形式的分配，一是生产资料的分配，即根据所有制关系和社会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生产资料的过程，以及社会成员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二是消费资料的分配，即用于消费的总产品和收入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不管何种分配形式，都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因此，脱离生产抽象地、空洞地谈论分配公正都是虚妄的，而将社会斗争的目标限定于实现分配公正则是幼稚的，“平等分配”口号只能是资产阶级法权内的空洞说教，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只能成为泡影。

其一，生产非正义。资本家通过剥削获取利润，而工人只能获得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工资，这是“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这种非正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使得无产阶级“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马克思透过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看到了资本主义更本质的制度问题——不公正的私有财产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私有制导致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逼迫工人只能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而雇佣劳动制度则以私有制为基础，进一步确证生产资料的不公正分配，使得劳动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而工人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