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抵触到认同：再议1937年红军陕甘改编中的战士思想转变

[摘  要]

1937年红军陕甘改编是中共发展史和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改编落实的阻力主要是战士思想不通问题，更有部分战士产生退却思想。中共根据革命形势变化，以民族大义为号召，借助誓师大会，讲解改编缘由；又以组织为依托，发挥党支部作用，推进改编落实；同时，在党内宣讲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改编中仍存在的思想不通和逃跑主义等问题，中共尝试从教育体系、教育人员和对象等方面进行改造。中共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举措，一定程度上转变了红军战士的思想认知，不仅为革命提供了人才和思想支撑，也为抗战及以后各时期的组织动员、宣传鼓动等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

[关键词]红军；陕甘改编；战士；思想；转变

[中图分类号]  D2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1-0050-07

红军改编，使国共合作得以阶段性实现，改变了红军的生存环境，凝聚了抗战各方力量，是中共发展史和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1937年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指出红军改编“不是失败投降，而是为了便利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事实上，对于广大红军战士而言，即便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要转变个人思想，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目前，学界对红军陕甘改编多侧重于改编前的谈判，但对红军改编中的战士思想变化关注较少，仅有樊士博《红军改编过程中军队指战员的思想变化及其平复》一文。但樊文似有几点缺憾：其一，红军改编是否真的如樊文所说，“经过中共深入动员，迅速平复了战士的思想波动”，“通过军队首长带头换装换帽，阐明改编意义等方式，将红军战士原本抗拒的行为转变成自觉接受”。中共与广大民众、战士之间简单的“挥手——跟随”关系，既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也不符合常识、常情、常理。其二，关于平复战士情绪的举措，樊文将其总结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向心力”“强化民族观念，阐明统一战线的意义”“加强政策解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召开誓师大会，聚拢军心”等方面。那么除此之外，党组织是否发挥了作用？这种宣传教育的具体成效如何？又有何不足？中共如何加以改进？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红军陕甘改编所引起的抵触情绪为着眼点，对中共所采取的思想教育举措（宣传+组织）、教育成效、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措施等作一史实梳理，以期揭示红军改编政策与落实之间的张力与中共应对。

一、困境：改编中的落实阻力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受到威胁。“南京主战空气浓厚，主和者不敢公开发表意见。”内外压力下，蒋介石急于调动军队开赴前线，对红军改编作出让步。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

红军改编实现了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类似的策略转变，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在进行”，这也冲击了红军战士对国民党的固有认知。由此产生的抵触情绪，阻碍着改编的落实。

（一）质疑改编的合理性。国共两党长期对立，许多战士的“亲人、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炮下”。当接到改编的命令后，一些战士质疑改编的合理性。“有的哭哭啼啼说，不行，我们跟国民党蒋介石打了十年，他们伤了我们多少人，我们怎么能戴他们的帽子，这不是叛变吗？”还有战士说改编是“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当”，“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么非戴它？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一名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猛然把自己军装扯开，亮出胸脯上的伤痕，其中一处弹伤还未痊愈，向众人道：“和国民党军干了这些年仗，没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国民党军，这是什么改编？”“敌人欠我们的血债还不还了？地主、老财的地分不分了？那仇还报不报了？再说，要是苏区百姓见我们这身打扮，会怎么想？我们一块从村里出来投红军的共有十几个，如今只剩下我和排长了，我们要是戴上这玩意儿，怎么对得住那些牺牲的同志啊？”战士对改编的质疑，表明国共合作冲击了一些战士的固有认知，他们一时难以适应身份转换。

（二）抵触改编的落实。“红军开始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战士思想不通成为改编中的落实难题。“红军”可以说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称号，如今却要改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红军官兵个个苦大仇深，和国民党军打了十年仗，一看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本能的反应就是憎恶、是仇恨，恨不能马上搂枪机、上刺刀。可今天到好，自己也要戴‘白帽徽’，和‘白狗子’的模样相同，这个弯子实在难转。”因此，不少基层干部转不过弯，许多战士不肯换帽子。他们说：“我革了十几年的命，就戴着这顶帽子，宁可冻死，也不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不少人将帽子改了，外面是八路军的帽子，里面是红军的帽子。有些同志将红军帽藏在身上。红军战士张绍喜回忆说：“在大操场里我们好几千人都要换衣服和帽子，可是30%的人换了，还有70%的人就是不换，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都不愿意换，我们都抱着哭。”一名连队干部向贺龙抱怨说：“大伙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全民抗战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非要红军改名呢？红军改了名，戴了白帽徽，这不成了白军了吗？这个问题至今还没弄通，我自己也不通。”因此，当分发国民党军帽和军装时，有些战士很激愤，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狠狠摔到地下，声泪俱下地叫嚷起来：“让我戴这玩艺儿，我不干，我不当白军。”王震身边的警卫员贺劲南一边啜泣、一边说道：“我参加红军从井冈山起战斗了这么多年，红星就是受苦人的救命星，怎么能把它摘下来呢？”

（三）部分战士的消极退却。一些战士认为“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蒋介石是我们打倒的对象，结果反过来又归他指挥”，“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干头啊！就产生了不愿意干了的思想，想开小差”，更有部分人“议论说咱们共产党变了，投降了蒋介石了，咱们给蒋介石卖命何苦啊！不干了咱们回家”。对改编的质疑逐渐蔓延开来。“还有的同志一时冲动，甚至要求退伍不干了。”“有的人索性留张条子，走了，并且理还很充分：死也不当‘白狗子’。”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指导员桂绍彬说：“当时政治部就跑了三个人，组织科长、宣传科长、宣传科干事这三个人跑了，他们回家了，不干了，那时候苦得很，有些人说和平了，也就不干了。”这种情况下，只有平复战士情绪，才能顺利实现改编，真正“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

二、应对：平复战士情绪的举措及效果

为了平复战士情绪，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除了樊文总结的四个方面外，中共还特别强调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并不断申明红军改编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一）以组织为依托，发挥党支部作用。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也是红军改编中的一个亮点。中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组织纪律严明的政党，其在革命斗争中展现的强大号召力、战斗力、动员力是同时期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党支部是红军改编落实的主体和抓手。在此意义上，研究党支部所发挥的作用，是探讨红军改编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而言之，以组织为依托，发挥党支部作用，是平复红军思想情绪的重要举措和内容，无疑应置于红军改编的范围之内进行探究。

中共历来重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1927年，“三湾改编”最早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中共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强调：“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支部应成为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组织”，因为只有“支部最能接近群众，最能抓住群众中随时发生的每一个实际问题，指导同志乃至工会会员，尽可能的利用机会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事实上，支部通常“把上级党部提出来的宣传鼓动口号更具体化实际化”，符合“群众的实际情形”。从组织架构上看，“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组织谈话是党支部教育战士的重要一环。彭德怀曾说过：培养干部，要“以诚恳的谈话、耐心的教育、很艰苦的说服、自发的讨论以及生活上的优待等办法”，才能把他们“创造成为最活动的干部”。为了解除战士思想困惑，“领导干部分别下到部队进行解释”。左权到随营学校各团讲解红军改编：“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据王扶之回忆：许多战士能够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但是心情上没有转过来，有点恋恋不舍的心情”，“我们师部的一个组织科长叫高路普（音），在旁边就听到我们思想有点不大对头，游泳回去的路上，专门找我们谈话，说你们思想上有点不大对头。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们说一说啊！我们就实话实说了。他就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说抗日战争是民族的战争。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抗日本人，这不是个坏事，是个好事。这是个大局啊！这样我们思想有了转变，就不跑了呗！”组织谈话不仅有助于战士理解改编的意义，也是解开战士思想困惑的重要措施。

干部带头是转变思想的关键。朱德强调，“在形势转变的情况下，有些干部热情有余，办法不足”，这就需要“干部要以身作则，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要有一定的纪律”。国民党军帽和军装分发后，“干部也好，战士也好，议论纷纷，大家都不穿”，一一五师军医朱位汉说：“我们队长，我们的指导员和关键首长，就自己亲自穿上国民党的服装、戴上帽子，到各个单位。”并号召“我们听党的话，党让我们穿国民党的衣服，戴国民党的帽子，我们要听党的话”。由于“大家还是不听，大多数人还不愿意”，后来就“开了个党员大会，从党员、团员动员，动员要听党的话，改为八路军，听党的话。戴国民党的帽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就是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次党员大会重点强调，“做工作，共产党员、团员要带头”，“号召党员呀先做模范，在这个事上做模范，帮助大家都要穿上国民党的服装，戴上国民党的帽子”。同时“开表扬会，表扬穿上国民党服装的同志”。一些党员干部发言说：“你看我到你这来的时候，我也是戴的红军的帽子，后来你们改了，我不也就改了嘛，你看我现在穿的国民党的服装、戴着国民党的帽子不是也很好嘛。”朱位汉说：“他就开导我，给我讲，我就听了他的话了。”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说，“我自己迅速换装”，因为“我心里明白，这次换装是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战略阶段的需要，便迅速戴上了那顶缀着国民党帽徽的新军帽”。战士们看到杨成武换装后，“沉默了一会”，然后把扔在“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

（二）宣讲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原则，是红军接受改编的原则和底线，重在强调保持中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等方面的独立性（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为改变改编就是“叛变”的错误认知，中共向党内各级军政干部和战士宣讲了“独立自主”原则。关于两党关系，中共有过系统阐述：“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可以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各种联合委员会（例如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共产党应该经过同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在一定纲领下亲密合作。”可见，国共两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与平等的关系。军事方面，中共则强调：“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这也表明，保持红军的独立自主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