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进展

摘要 国史学理论作为对学科深层次的认识和反思，在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中居于重要位置。近十年来，国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领域内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已成为国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学术话题和关注点，由此呈现出许多研究新成果和研究新思路，奠定了国史学科深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整体来看，当前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滞后于学科的整体发展和要求。未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理论研究模式，推动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并走向全面发展，应进一步强化国史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不断创新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 新时代；国史学；唯物史观；国史分期；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

对学科理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国史学争鸣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史学界探索学科自身发展道路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国史，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史、中国现代史或当代中国史，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当前已成为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门领域。国史学理论是关于国史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所思考的是史学的发展问题，研究范畴很广，涉及的问题也很复杂。近十年来，学界对于国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学科的指导理论、边界属性、历史分期、主流主线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等，一方面缘于这些问题是国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中重要、基本和关键的问题，对其研究和反思关乎国史学发展的全局；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近些年来研究者思想兴奋的焦点，同时又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分歧。在上述问题中，学科的边界属性、历史分期、主流主线属于学科定位和基本问题，是国史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指导理论与方法属于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是学科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内容。同时，深化国史研究还要在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根据学科的特点创新研究方法。

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国史学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未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著作。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和“四史”学习教育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国史研究迈上新起点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国史学理论与整个国史学科一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学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围绕上述基本理论问题从学理上积极作出新的认识和反思，形成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推动国史学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史学科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一、研究进展概要

学科的发展有赖于理论的支撑，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1765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它应该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论的理解高度。这里主要讲整体上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意义的历史理论问题。国史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当前在国史趋向成为“热门”学科之时，其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尤为重要且迫切。20世纪末以前，学术界系统论述国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尚不多见，一些史学工作者围绕国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但总体来看比较薄弱，学科内涵、属性等均不够明晰，这严重制约了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进入新世纪以后，学界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仅仅满足于以揭示历史真相为治史归宿，而不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终究难以促进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这样的观点也基本代表了当时及之后整个国史学界的认知。以李力安、朱佳木、程中原、田居俭、邹兆辰、关海庭等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努力从学科理论上探讨国史总体研究状况，为国史学理论和国史学科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此后，国史学界逐步深入讨论国史的学科属性、定位、对象、指导理论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国史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三大体系”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课题，国史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国史学理论体系及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在深入阐释学科基本理论问题与创新研究方法层面取得若干重要进展，国史学理论自身也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就国史学理论体系化的研究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这一时期代表性成果，其出版改变了国史长期缺少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专著的局面，为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学理基础。朱佳木的《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历史经验总结与中国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研的若干基本问题》，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史学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如国史学是什么学科、如何划分国史时期、如何看待国史的主线和主流、观察当代中国的基本方法有哪些，都是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程中原的《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对国史学科的特点、历史分期、国史与党史的关系、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并就国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一套新的较为系统的四重证据法，对于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也有较深入的思考，是一部难得的国史学理论著作。宋月红的《新中国史实考论与编纂学研究》及其主编的《当代中国史编研理论与方法论稿》在理论上阐明了研究国史应该采取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编纂的学理基础。也有针对专题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李文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以中国当代社会史为研究对象，具体阐释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资料特点。此外，李正华的《编刊余墨：当代中国史研究》、卜宪群的《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也涉及对国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国史学理论以历史学理论为基础，若放眼整个史学领域，更有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如于沛的《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解读了当前为什么必须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等重要史学问题。王炳林等的《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深入探讨了党史研究应该坚持的立场原则、采用的理论与方法、遵循的学术规范等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王晴佳、张旭鹏的《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从“人物、派别、焦点”三方面入手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和研究范围上发生的一系列显著变化。这些史学著论对于国史学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相关学术文章类研究成果更是推陈出新，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枚举，但仍需指出其中呈现的研究新思路。主要体现在：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提出国史或历史研究的新路径。如杨凤城提出要重视加强新中国史与整个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的接续、延续研究。萧冬连指出当代史研究应当有一种大局观，具备贯通性思维、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照。宋月红提出应加强国史通史研究，并提出国史通史的“八重”研究和编纂法。金光耀提出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开展国史研究，“既要着眼过去又要放眼未来，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二是就加强史学理论自身体系建设提出新见解。如“中国历史哲学”“国史哲学”概念的提出，强调要在认识历史的基础上，研究历史的哲学命题。瞿林东认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深入挖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并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是理论研究的着力点。于沛提出要构建包括唯物史观、中国传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史学理论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研讨方向是，从学理上进一步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进行辨析与厘清，二者的概念内涵也从先前模糊认识中明确下来，即历史理论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史学理论是指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宋月红认为，史学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历史理论，历史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应把历史理论特别是国史理论研究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也有观点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截然分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当前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些最新认知，反映了史学理论界对既有论题的深入讨论以及对新问题新视角的不断开掘。

二、关于国史学科的指导理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中一个恒久的重要议题，也是当下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开辟了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全新模式，使历史研究具有了基本的遵循。国史学科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史工作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研究。基于唯物史观对历史进行研究，是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一贯秉持的准则。但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西方史学新史观的不断出现，史学界对其误解没有及时作正本清源的解释或给出令人信服的回应，以及在对待唯物史观的问题上存在教条化、僵化理解现象，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话语体系受到空前严重冲击，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也面临不断被边缘化的挑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有研究者表示，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已经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作用，也不再探讨有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如何加强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学界的努力下，唯物史观研究有了新突破。如刘森林《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的多层反思》通过现代哲学、科技等多个层面反观并论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杨耕《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常识”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如历史决定论和意识反映论等进行新阐述。聂锦芳等合著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通过版本考证、文本解读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新阐释，澄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误读和曲解。庞卓恒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论辩出发重新认识马克思发现和证明过的科学真谛。吴英强调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历史叙事等方面着力重新阐释，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近年来国史研究的另外一个倾向是，呼吁整体史观的回归。随着史学界对“碎片化”研究取向盛行而造成的史学危机的不断反思，以及“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体系”“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等主张的提出，这一问题逐渐引起国史学界的关注。程美东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应重视从现代化、后馈性以及逻辑与历史的综合三个大历史视角考察国史，避免“碎片化”研究。王爱云指出，国史研究应树立整体性综合研究的理念，注重长时段宏观研究视角。易新涛认为，历史性、整体性、发展性这些原则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对推动国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历史唯心主义，以唯物史观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批判成为研究者的基本共识。曲青山主编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丛》，李慎明、李捷主编的《还历史的本原》，周兵主编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等几部研究论文集，以及朱佳木的《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郭彦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入揭露历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基础，破解其理论谬误和陷阱。于沛从理论渊源上挖掘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唯心史观的多重思想脉络，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后现代思潮在今天中国的具体表现，应该认真剖析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宋月红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问题来源，指出当前国史研究重专题史甚或“碎片化”研究，轻通史性研究；重学科理论和方法，轻历史理论研究，由此导致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上显得能力不足。但也有学者提醒，在运用唯物史观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还需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不能“无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史实，只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史观’，只要不合自己的口味就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认为这些做法既影响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效果，也不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三、关于国史学科的边界属性

厘清学科属性及其与相近学科的界限，是任何一门学科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国史学科性质特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与党史、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学术界若干年讨论，其学科属性问题至今仍存有不同认识。普遍的观点认为，国史是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研究相衔接，与党史研究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科。对于国史与党史之间的区别，学术界经过了一个长时期比较深入的探讨过程，认为国史与党史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部分在研究对象、内容上虽不可避免地会有交叉与重合，但二者无论在研究角度还是研究重点、范围上都有很大不同，这种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近几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朱佳木认为，党史和国史的学科属性并不相同，即使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也有一定差别，前者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而后者主要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党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反思，一些学者表示，党史研究也有限度，不能把党史研究的内容界定的过于广泛，甚至漫无边际，无所不包。应该说，这种思考路径与国史研究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指出，类似上述观点强化了党史与国史在研究视角、范围、重点等方面的差别，事实上，党史研究对象和范畴涵括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一切历史内容，党史与国史之间的学术区隔或学术边界已几近消弭。

另有观点认为，国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国史研究学科属性的综合性和多重性不仅不掩盖而且彰显其学科的基本属性。宋月红认为，“国史研究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又属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主要是这三种学科的集成和融合”，“国史研究以历史学研究为基础，同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政治学学科，而且国史各个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而且分属于相应学科门类”。有人认为，这种观点看到了国史学科具有交叉性、融合式发展的特色，采取折中态度，并没有明确指出国史的学科属性。对于国史学科属性定位问题，任贵祥在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指出，书中几处对于这一问题的说法似有模糊和矛盾之处。“如果说国史属于历史学科，无须再讨论；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如何加以界定以及与学科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讨论”，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学术界在国史学科属性问题认识上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