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贡献及启示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历史担当和理论自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思想前提、指明了实现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创了全新局面、进行了科学总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拓者和光辉典范。我们要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历史贡献中，汲取宝贵经验和智慧力量，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6-0003-1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历史担当和理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深切缅怀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功勋卓著的独创性历史贡献，对于进一步学习领悟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更好地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续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毛泽东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破除了教条主义观念的禁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思想前提

旧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又深受帝国主义宰割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不是发生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中无现成答案可寻。马克思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因诸多方面原因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神圣化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的“左”倾错误，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付出了惨痛代价。

1930年初，针对教条主义者照搬“本本”的错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不顾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和“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等教条主义错误论调，分析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他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强调只有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只有在实际经验中，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掷地有声的论述，率先吹响了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摆脱对马克思主义“本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甚至迷信的嘹亮号角，有力批判了“唯上”“唯书”、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前提。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深谙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为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主题演讲，再次深刻指出党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主观主义，前者照搬现成书本上的知识，后者偏于感性和局部的认识，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他深刻批评了那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和当宗教教条看待的蒙昧无知的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这就更直截了当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间的界限，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真正从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破除了思想藩篱，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路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实现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表明：“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僵化的、守旧的、生硬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出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实践的强大功效。

经过总结反思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文化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上率先觉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的正确路径。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应用到具体的斗争中去。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再次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并把是否善于将两者进行结合，是否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完整的、深入的、统一的认识作为衡量党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将基本原理与革命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时，他依然坚持这条正确的路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和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十分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毛泽东又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原则和方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致力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中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时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而他所意指的批判地利用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可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主张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理解、传播、丰富马克思主义，而且提出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提出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路径可以说是对“两个结合”的先行探索，这两条路径紧密联系，相互贯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三、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从认识论切入，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从思想认识根源上，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彻底清算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错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动员组织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抗日战争，毛泽东于1937年七八月间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演讲。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并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还全面分析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过程，得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