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再考

[摘  要]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其成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组织成立的时间一直存有争议，主要有1920年5月说、6月说、8月说等。在既往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再次进行查考，1920年6月说更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1920年6月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4-0021-07

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至今存有争议，主要有1920年5月说、6月说以及8月说等。比如，亦涛的《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时间》认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5月。自上世纪90年代起，通行于上海党史学界的观点认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在交待1920年6月的会议后，又叙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则采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的叙说。留存于世的中共一大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起始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份文献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向中国档案部门移交的。金冲及认为，这份档案是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的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档案明确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年中，这个组织最初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陈独秀。年中应是5、6、7、8这4个月。这份档案的3项信息是判断相关回忆、资料是否准确的核心依据。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发掘的新史料，对既往学者的观点进行重新梳理，进一步论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

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5月成立说的主要依据

（一）董必武1937年的回忆。1937年，尼姆·韦尔斯访问陕甘宁边区时，董必武曾会见过她。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有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5月。但是，1979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收录了同样的内容，不过时间不是“1920年5月”，而是“1921年5月”。查阅尼姆的英文原作，这段中文翻译自“The centr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been founded in May 1921”。显然，《“一大”前后》（二）收录该篇译文时，将1921年调整为1920年。“中国共产党中心”应是成立于1920年年中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而董必武访谈中所述成立时间为“1921年”是有误的。

（二）张太雷1921年的报告。1921年春、6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先后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递交报告。两份报告中文原文尚未发现，均翻译自俄文稿。两份报告中均有一句表述基本一致的与中共建党过程有关的内容。瞿秋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与张太雷的两份报告一致，显然它们源自同一份资料。亦涛在《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时间》中，引用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作的报告：“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亦涛认为，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组织就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按照亦涛的推论思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也应是1920年5月。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10月已无争议。从以上两个矛盾的时间可以推断，亦涛所述1920年5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可能存有问题。针对这句话，任武雄和石川祯浩发表过不同的阐述，均不支持1920年5月成立的组织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任武雄引用了同亦涛文章同样的一句话，他认为5月中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支部”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石川祯浩引用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递交的报告：“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零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在引用时，作者把“共产主义小组”翻译为“共产党细胞”。作者的再译反映了他的认识，石川并不认为1920年5月成立的“共产党细胞”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因而本文认为，张太雷1921年的两份报告并不能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5月的依据。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关党史文件、书籍等。1927年1月，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追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经过：“独秀同志即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民国九年五月），当时发起的一共有七个人。”民国九年五月即1920年5月。由于这份文件述及的参会人数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只有5人无法吻合，文件中所述会议可能并非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会议。在作者尚难清晰考证的前提下，这份文件有多处记录与目前已确凿的史实存有出入。如，这份文件紧接着叙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是年九月”开始组织起来，时间恐有误，因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事实上成立于1920年10月。文件所述中共一大召开时相关情况“有代表十一人，党员三十八个”，与通行党史观点认为的代表和党员人数也有较大不同。因此文中所述于1920年5月发起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立论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193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这样记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经过：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首先找到了陈独秀，遂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首先加入组织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李达、沈玄庐等八人，接着张国焘、刘少奇、罗觉、彭述之等亦加入了党”。同样，该书述及的参会人数8人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只有5人无法吻合，该会可能只是上海共产党组织酝酿阶段的一次会议。而且，李达1920年5月尚在日本，戴季陶并不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刘少奇、罗觉（即罗亦农）、彭述之并不是在上海加入共产党，而是1921年冬在莫斯科入党。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8月成立说的主要依据

（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成立的说法，主要依据李达的相关回忆。李达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回忆，他曾于1920年参加过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多为夏季或暑假，偶尔追述为8月或“回到上海以后”或“八、九月间”。

从表1可看出，在李达的相关追述中，提及参加发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人数的回忆共有6次，有5次回忆参会人数为7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达（其中第6次回忆出席人数为7人，列举出席人员名单时为6人，这次没有将施存统列入）。参加会议的人数为8人的有1次，即1949年12月的这次回忆，除上述7人外，另有杨明斋。

李达的以上相关回忆，夏季、暑假、8月、“回到上海以后”或“八、九月间”虽然符合“1920年年中”，但是他述及的参会人数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只有5人无法吻合。

1954年2月，李达致信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信中写道：“1920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国际代表威丁斯克（译名吴廷康）在内，约有七八人。”这封信中李达并没有像其他回忆一样说他参与发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只是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参会人员约有七八人。此外，李达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次回忆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回忆的表述也有很大不同。1928年7月，李达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中说，“民国九年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出现”，“这一年的秋季，我从国外归来，二三知友因为我的思想和他们接近，便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这次回忆明确表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在前，李达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后。从李达的上述一系列回忆可以判断，较为符合情理的是，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归国来沪后，他加入了已经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该组织的会议，经常参会的有七八人。

（二）与李达回忆可呼应的有周佛海的回忆。周佛海在《逃出了赤都武汉》中回忆，1920年暑假他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先到杭州住了2个月，9月初又回到上海。得张东荪通知，去见陈独秀，“当时谈话的人，除我和张陈两人外，有沈雁冰和第三国际代表吴庭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谈话时，吴庭斯基主张中国须即刻组织共产党，张东荪似不赞成，我和沈未发言。后来陈又约我谈话，说上海方面有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等人，均主张即刻组织，请我加入，我便答应了”。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与《逃出了赤都武汉》中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从杭州来沪时间略有不同。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说，暑假回国后，他先去杭州旅行，在杭州“住了三个多星期”，然后返沪。周佛海从杭州回沪的时间大概是1920年8月或者9月初。他在回忆中谈到的参加发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周佛海、沈雁冰，共有7人。

1980年出版的俄国学者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叙述与周佛海所述较为相近。他在书中提出，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即参加发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等，共有7人。

无论是周佛海的回忆，还是舍维廖夫的记载，他们提到的参加发起上海共产党员早期组织会议的人员都是7人，与前述档案中所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只有5人无法吻合。同时，也可以说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不可能成立于舍维廖夫所说的1920年7月。

（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认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是1920年8月下旬。张国焘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旬”，“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即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同李达的系列回忆一样，张国焘同样认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有7人，这就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述只有5人无法吻合。

需要指出的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前后提及上述内容时，均出现回忆时间有误的情况。据记载，张国焘这次来沪时间是1920年7月中下旬。张国焘来沪后住在陈独秀家中，老渔阳里2号的楼下三间房，“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正好给我住”。而实际情况是李达从日本回国是8月19日，他不可能在7月入住老渔阳里2号。张国焘回忆说，当他下定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刚好来到上海。张国焘曾去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访，并告诉蔡其准备追随陈独秀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但蔡元培1920年来沪仅有一次，即11月22日抵沪，11月24日由沪赴法。而张国焘回忆时说起这次离沪时间在8月下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前。这两处时间有其矛盾之处。倘若张国焘此后再次来沪，11月在上海见到蔡元培，而此时张国焘已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业已追随陈独秀，不可能在一品香与蔡元培交谈。此外，他住在陈独秀家的一段时间，“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这表明发起会议可能在其离沪后召开，也有可能在其来沪前已经召开。

鉴于张国焘并非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其相关回忆的时间并不准确，他所回忆的1920年8月下旬召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会议一方面可能时间不准确，另一方面发起人数与档案也存有矛盾，应当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更大的可能是1920年8月下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过普通会议。

（四）张申府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中认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张申府回忆说：“中国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八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但如前文所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10月已无争议。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张申府回忆该组织成立时间尚且不准，他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势必大打折扣。